裴_,字龙驹,裴松之之子。南北朝时宋河东闻喜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博学多才,主要著作为史记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史学受封普遍重视,史注随之盛行。继裴松之以补充史料为主注释三国志,创新完善了史注的内容和形式后,又出现了以荟萃众说为特点的集解、集注形式。裴_的史记集解是代表之作。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问世后,为之作注者历代有之。最早注史记的是东汉延笃。发展到隋唐,巳多达20来家。而流传至今的,主要有3家,即裴_史记集解80卷、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各30卷。3家之中各有特色又互为补充,成为受人称道的好注本。

裴_称赏司马迁,认为他确实是命世之宏才,能够广博地涉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纂成数千年的通史,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是值得尊敬的,又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堪称一家之言。但是,他经过考校,认为此书也时有纰谬,甚多疏略,或有抵牾,有时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于是,他决心为史记作新注。

当时,史记注本已有多种,经比较,他选择晋宋之际学者徐广的史记音义做基础,然后博采九经、诸子、诸史和汉晋人的史记注说成果作集注,称自己的注释为集解。他所集解的工作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并收诸说。裴_认为徐广的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发明,而殊恨省略。于是他广泛地吸取了前人对史记有关诸书的研究成果,如贾逵、服虔、杜预给左传作的注,如淳、张晏给汉书作的注,韦昭给国语作的注,凡是能补益史记的,全都抄入。抄写中,首先引出作者,注明出处,然后将引文准确详细地录出,注意首尾完整、史实连贯,表现出一丝不苟的科学严谨态度,不仅准确地注释说明了原文,方便了阅读,而且为后人校勘辑佚旧籍,提供了大量的佐证,从而使注文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

第二,未详则阙。裴注与原文的关系,般是谨守着注不破经的汉儒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他之所以提出未详则阙,弗敢_说的原则,是认为人心不同,闻见异辞。自己愧非晋臣之多闻,子产之博物,不敢以妄言末学,芜秽旧史去评论解释积德多学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因此在文义可疑之处,往往并列数家之说,以全其集解之意。即使在疏略抵牾之处,也往往依违不悉辩。有时,对原文出现的明显错误,裴注也只是稍作变通,客观地引出他说,而自己不作决断。

对所引注文,也基本取未详则阙的原则,他举例说：汉书音义称臣瓒,莫知民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这里显然是一种依违不悉辩的处理办法。

第三,删浮取实。阙疑者虽可防止望文生义,主观臆断的弊病,但有拘谨之嫌,裴_并不一味死守,而是以科学考证做为前提的。他往往是对前人所注之文句异同,悉心考订辨正,删其浮辞,取其要实。能下判断的,则以己意断之,用_案标明。

对史记正文出现的谬误,间或也作正面订正。对正文的纠正及对注文的删取,其苦心在于对史记起裨补作用。他将这种作用比喻成慧星之继朝阳,飞土之集华岳。

第四,补充史料。裴_对史记的裨补还表现在对原文的史料补充上。即补充大量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扩大注释范围,充实注释内容。在传统的训诂注音之外,又继承发展了其父裴松之补充史料的特点,形成史记注释的新传统。唐代司马贞之索隐,张守节之正义又继承了集解的这一新传统,形成了三家注的特色,实际上是唐以前史籍注释的综合性总结。裴_之开启之功,不容忽视。

裴_在我国史注历史上,是继裴松之之后,又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史家。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称他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承认了他在史注上的宗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