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王跃文先生商榷

今年3月18日，《湖南日报》的《湖南印象·旅游副刊》发表了王跃文先生的署名文章《茶陵是茶叶最古老的故乡》，文章说“《史记》上讲到的炎帝陵寝所在的茶山，便是茶陵那广袤的茗茶之山”。事隔一个月之后，王跃文先生在4月23日的《株洲日报·游玩株洲》发表了另一篇署名文章《东方神地》，文章又重复了上面一段话：“《史记》上讲到的炎帝陵寝所在的茶山，便是茶陵那广袤的茗茶之山”。笔者认为，这是王先生两篇文章中共有的一个“硬伤”。

司马迁的《史记》并没有讲到炎帝的陵寝，更没有讲到“炎帝陵寝所在的茶山，便是茶陵那广袤的茗茶之山”，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按一般的说法，炎帝就是神农氏，故有“炎帝神农氏”之说。查阅司马迁的《史记》，在有“神农氏”名讳的卷一、卷四、卷二十六、卷二十八、卷四十三、卷一百二十九中，我们找不到相关的文字，在有“炎帝”名讳的卷一、卷二十八中，我们也找不到相关的文字。要查找有关炎帝的陵寝所在地的记载，我们不妨去读一读《帝王世纪》《史记补三皇本纪》《路史·后记》《舆地纪胜》《名胜志》《明嘉靖衡州府志》《增补资治纲鉴》等史籍。这些史籍均记载了炎帝的葬地，大致交代了炎帝的陵寝所在地。如果王先生一定要用“shiji”这个音节来表述炎帝神农氏的葬地在哪里的话，不妨将“《史记》”改为“史籍”：这些史籍都是“历史书籍”吗，用“史籍”来概括的表示一下最为恰当——“史籍上讲到的炎帝陵寝所在的茶山，便是茶陵那广袤的茗茶之山”。

还可以把“《史记》”改为“史记”。在我国历史上至少从夏代开始就有“史”这种特殊的“政府工作人员”。《说文·史部》注释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在注引《礼记·玉藻》时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又说，《说文》“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作为政府设置的职员之一，史的工作职责是记事记言，记载史事，编写史书，承担重要的文化职责和任务，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史官。《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不仅国家有专职的史官，王公贵戚还有私家史官，《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说：“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正因为史有记事记言、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职责和任务，所以，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至少有十一次用“史记”来称代前代历史记录。如：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后改为《史记》。这两个书名都与史有一定的关系。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前为太史，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零·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称其为“太史公”。司马谈逝世后，司马迁子承父职，续为太史，秉承父亲的嘱命写成历史巨著《史记》。从史籍中，我们知道：至少从西周开始，政府设置大史令（又叫太史）这种官职，太史令在兼具史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职责之外，还负责为国家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兼管国家典籍、掌管天文历法，朝廷大臣之一。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太史令的职位渐低。据王子今等专家考证，司马谈生前很可能完成了《史记》中的某些内容的写作，或者说，为司马迁写作《史记》作了充分的资料准备。《太史公书》即两代太史共同著述的历史著作。太史兼有史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职责，由太史所著的历史书籍也就是“太史的记录”了。由此，我们可以接下来说这样一句话：如果王先生也效法司马迁以“史记”来称代前代历史著作的话，不妨把“《史记》上讲到的炎帝陵寝所在的茶山，便是茶陵那广袤的茗茶之山”这一句话改为“史记上讲到的炎帝陵寝所在的茶山，便是茶陵那广袤的茗茶之山”。但是，“史记”这个词语有些生僻，也容易引起读者的误会——以为是在说《史记》而忘了打书名号。尽管如此，《史记》、“史记”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混同不得：将两者混为一谈，只会给读者讲述错误的知识。这是包括王先生在内的作者、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2010年11月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