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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籍的编辑思想以“实”为宗。唐代设史馆，此后逐步完善，唐高宗时期，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史馆修撰、直史馆以及各类辅助人员，编制等逐渐明确下来。

由于设馆修史制度的施行，唐代的史学编修活动非常频繁，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编修经验。

史学书籍发展到隋唐时期已经由最初经部“春秋类”的附庸跃为四大部之一，并且有各种史学思想、编撰题材，修史制度等。

综观历史，只要有唐代的史学编修思想，都离不开一个“实”字。

史籍的编辑原则

史官与我国早期的图书关系十分密切。早期的史官是当时最为博学之人，也是掌管图书档案的专职人员。

史官们会看到大量的一手文献资料，是最早参与图书编撰活动的群体。史书的编撰求“实”，这与他们个人的素质和气节分不开，还有一代代优秀的史官所表现出来的实录直书精神。

唐代非常重视对历史材料的积累。史馆主要通过三种渠道对史料进行搜集和整理。

第一，《修起居注》和《时政记》。《起居注》和《时政记》反映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成为后世修帝纪的最佳素材。

唐初，多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录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日令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内容包括上朝、下朝和君相议事的情况。

为了让记录更加完备，唐高宗时期又设起居舍人两名，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浩德音，与起居郎分侍左右，可随宰相入殿记录。

除了天子言行外，起居注还记历数、典礼、文物、迁拜族赏、诛伐黝免以及时政损益等。对于所记之事，每个季度末送呈史官，作为以后修国史的一手材料。

《时政记》的撰录是武则天时期宰相提出的，他认为皇帝之言为世人典范，不可缺漏无记，只可惜制度没有在唐代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也很全面真实的记录下了当时君王的言行。

第二，各部门保送史馆文书。这是反映社会各个方面重要时事的基本素材。

唐代的保送史馆文书制度已经较为完整，不仅仅规定保送部门，保送内容，还限制保送时间。

此外，史官自己也有一定的权力，大大保证史实的征集，这种制度促使唐代史馆资料的来源十分丰富。

第三，遗文佚事及行状、文集。唐代，史馆搜集材料除了保送部门保送的文书，还会增加其他渠道主动搜集。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征之以行状和文集。行状是纂修人物传记的基本依据，可以帮助史官了解记录当事人的言行。

不过行状的作者多为被录人的门生故吏，难免有许多溢美之词，使得行状华而不实，多非实录。

针对此种情况，唐宪宗十四年，当时担任史馆修撰的李翱上书皇帝，采用将考功定溢和行状相结合的方法来纠正行状的浮夸之风，确保史官所录不是虚言，他恳切要求行状能够记录事实。

唐代文学兴盛，许多与事实相关的文学作品能够帮助史官弥补史料，然而，安史之乱之后，文献遭到大量破坏。

修《玄宗实录》时，当时的材料稀少，主编便另辟蹊径，从诸家文集中寻找材料，这种方式也让后世仿效。

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良史的标准

唐代修国史主要分为《实录》和前后相继的唐史两个部分。中唐以后，前后相续的唐史逐渐不行，《实录》与国史成为一体。

唐代，共有《实录》26部，记载了16位君主的事迹。唐代在修国史的时候是非常提倡实录直书的。

起居注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君举必书”“善恶必书”，从而给建立在其上的国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武德九年，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在长安城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最终取得储君之位。

按常理来说，对于一个君王而言，通过这样的方式取得皇位并不光彩，但是唐太宗能够毫不避讳自己的行为，还加以鼓励，这为唐代国史修撰的“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著名史官吴兢，不畏强权，写史直笔实录。《唐会要》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吴兢在修《则天实录》的时候不为当朝宰相张说隐讳其恶的事迹。

其写实内容得罪了皇帝或权臣，被贬为荆州司马，但他的气节受到与他一同修史的官员敬佩，对他的评价极高。

唐代国史的编修都是由官府组织的，实录直书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上行下效。

不过这种原则在封建社会下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种铁定的制度得以贯彻执行，而是牢牢地依附于君臣诸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

若是史官记录了他们的罪行和过失，就会被不停修改。

韩愈之婿李汉在文宗朝任史馆修撰，在牛僧孺为相时参与编纂《宪宗实录》，如实记载了已故宰相李吉甫的功过是非，受到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的僧恨。

李德裕为相后，把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汉贬为汾州司马，令其三十年不得录用，导致李汉颠沛流离而死，《宪宗实录》也被重新修订。

官方修史不实，那些正直的史家就心怀不满，吴兢当时为了留下真实情况信息，私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记载了从隋大业十三年到开元十四年春三月的历史，是“皇家一代之典”。

唐代除了重视国史的修撰以外，对前代史的编修也是非常看重的。

在编修前代史的时候，实录直书就不再是突出地表现在史官是否有据实而书、善恶并举的勇气了，而是更多地讲求如何去运用智慧处理那些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造成的历史悬案。

对这类事件，避之不提或者以讹传讹都不是实录直书所倡导的。唐初修前代史的编辑们对这些无把握的事情选择了广为采访和存疑而不妄断两种处理方式。

隋代留下来的国史材料非常少，隋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属于宫闲密事，隐而不露，外人无法知道其细节。

唐代许多史书的编纂都很好地贯彻了实录直书的原则，到中唐时期，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从理论上明确提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将实录直书的原则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然而，在封建统治之下，所谓的“实录直书”很多时候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是靠不住的。

实用于政的编辑宗旨

唐代的史学作品丰富，门类齐全，而且质量上乘。唐代的各类史书编纂的主要目的是具备政治上的实用性。

史学从来都不是一门超凡脱俗、绝对孤立的学问，史学的功用问题阐明了史学的实用性，是古今中外的史学家们都非常重视并且孜孜以求的。

东汉王充认为史学可以帮助治理国家和施行教化，这是从政治角度说的。唐太宗的史学观“可裨于政理”极大地影响着唐代的史学编辑活动。

唐初五代史志意在“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

唐高祖武德五年，应令狐德棻之请，下诏修前代史，可惜数年之后，一无所成。

到了贞观年间，政治稳定，太宗君臣励精图治，为保政权的长治久安，他们非常注意借鉴前面几个王朝亡国的教训。

要想达到借鉴的目的，首先必须对前代的史事有系统清楚的了解，这样，继续修前代史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果我们把五代史视为丛编的话，令狐德棻在此是当之无愧的丛书责编 因为他不仅参与周史编修，还负责其它四代史“总知类会”的具体事务。魏徵和房玄龄主管监修，以宰相之尊行主编之职。

或许是为了一扫武德初年修史不成的积弊，又或者是唐太宗君臣太迫切需要这一套教科书了。

这次编纂五代史制定了一套积极有效的编辑方案有专门的机构—秘书内省，每卷有责任编辑，还有主编和丛书责编，从而保证了五代史的顺利修撰。

贞观十年公元年，五代史修成，唐太宗深感欣慰。

五代史及其后的十志均具有浓郁的“鉴戒”特色，其中以《隋书》尤甚。《隋书》由魏徵主修。

魏徵在隋末动荡混乱中亲眼见证了农民为了反抗压迫进行斗争的力量，也深为君主昏庸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痛心。

他意识到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有三对最为主要的矛盾，即危和安、乱和治、亡和存。矛盾的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皇家修史就是应该从前代的危、乱、亡中总结教训，促成本朝的安、治、存。他结合亲身所感及治国经验，形成了“以隋为鉴”的一整套思想。

《隋书》“龟鉴”之功用表现在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安排上。《隋书》五十五卷纪、传中有多卷都记载了民众的反抗斗争。

按照常理，专门记录君王事迹的传记一言概之甚或对有些内容略过不提都不失为一部成功的传记。

但是《隋书》中还非常详细地实录了每次较大规模的摇役、兵役，包括动用的民力情况、死伤数字、造成的后果都写得清楚明白。

书中更以大量事实列举了隋场帝的残暴统治及其所造成的灾难。魏徵在此可谓是用心良苦。

他是希望借这些记载来提醒当时和未来的君主，要注意民众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应该注意加以防范，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出现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

《炀帝纪》的最后，魏徵专门用了一个较大的段落来罗列炀帝的所有过错：隐瞒恶行夺得帝位、不勤政事巡游不断、大兴土木穷兵默武、猜忌臣下严刑酷法、好大喜功恩赏不明等。

这段与其说是在概括隋炀帝的一生，不如说是在总结亡国之因，从反面给人君特别是唐太宗以警示。

唐太宗和隋炀帝同为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同样都不是嫡长子，可以说他们的起点是相同的。

唐太宗如何能够避免隋炀帝的下场是贞观年间的君臣孜孜以求的。

魏徵在这最后一段里面己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避免场帝的过错，走截然相反的为君之路：勤于政事、以静求治、轻摇薄赋、爱民如子、从谏如流、恩赏严明等。

魏徵等人特别重视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他从人的角度入手将亡国之由分析得鞭辟入里。

隋文帝时期，繁荣的盛况都是表象，掩盖着衰弱的因素，通过史书的记载，后来的唐太宗当做借鉴从反面治理国家，注重内部修为，宽仁为本，约束宗室，不许后宫言政。

《隋书》中有许多从不同角度总结其灭亡的原因，为君王提出治国之道，“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的编辑宗旨得以体现。

为适应政治形势修撰《晋书》。二十四史中，有六部是唐太宗主持修撰的。《晋书》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后一部。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三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四个部分。

贞观二十年，当时流传的《晋书》版本已经相当多，只不过唐太宗都不满意，因而决定将已有的材料重新整编。

花费大量的财力人力整修，有一层更深刻的含义，就是当时的政治形势。

贞观十七年，魏徵去世，唐太宗心痛失去了一面镜子，认为再也没有人能够像魏徵那样能够让他觉得是在无比忠心地直言极谏了。

贞观十七年二月，齐王李裕造反被诛。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谋反。太子承乾谋反对唐太宗打击最大。

他本人自认为是非常孝的，然而，他万岁之后，还有人会真诚地为他“悲不自止”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推行孝道。《晋书》重点就宣扬了忠孝思想。

皇第李元昌也参与策划了太子谋反事件，这同样给唐太宗警示。《晋书》将西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历时十六年的战乱中主要参与者八个分封王共立为一传。将逆臣以群分，突出了强调对中央政权忠诚的重要性。

《晋书》类传将“孝友”和“忠义”二者放在最前面的位置，宣扬忠孝的用意明显。

结语

唐代的官方修史事业极为繁荣，修史和资政充分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后期统治者的借鉴。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国史书编纂的历史悠久，唐代对史料的编辑，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编修经验。

参考文献

《贞观政要》

《史通》

《鲁迅全集》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