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

1944年7月24日，年仅48岁的著名记者、出版人邹韬奋在上海病逝。全国新闻界获悉后，纷纷在报刊上撰写文章、诗歌、挽歌。1946年7月20日第33期《风下》周刊还出版了“民主战士青年导师邹韬奋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刊发了沈钧儒、胡愈之、郑振铎、茅盾、黄炎培、陶行知、沈兹九、陈仲边、金丁、胡守愚、杨骚、殊群、丝丝等十余位友人、读者的追思文章、诗歌、挽歌，追忆了邹韬奋的生平和为人，记述了他创办、主编六刊一报的艰辛历程，介绍了他们之间的往来轶事，表达了对挚友的深切怀念。

邹韬奋简介（邹韬奋《我的母亲》）

邹韬奋（1895—1944），出生于福建永安，祖父虽曾官至延平知府，但到父辈时已家道中落。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接办《生活》周刊后的笔名。他有个弟弟，名叫恩泳，二人同在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小学部读书。邹韬奋是班上最努力、最遵从师命的学生，遂以优异成绩升入大学部。上海商务印书館曾出版《学生杂志》，1915年、1916年两年间，作为一个投稿者，邹韬奋与浙江名士杨贤江齐名。邹韬奋所得稿酬虽不足以供作学费，但已能为家中减轻大部支出。为了节省川资，暑假时他没回过老家，平日也绝少出校。1915年暑假的一天，他们兄弟二人在半夜间突然上吐下泻，状极险恶，同学骇然，以为染上霍乱。送至医院后才得知，原来这对兄弟为节省饭费，吃了隔夜已坏的鸡肉，导致食物中毒。

邹韬奋虽然能文，但算学却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他由小学、中学而升入大学的电机科。二年级时，便发现自己对数学、物理完全没有兴趣，遂于1919年9月转学，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1921年，邹韬奋在江苏省教育会任英文书记兼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译。

“韬奋先生尽瘁于文化事业，生前最大的快乐是办刊物，而最大的志愿是照自己的理想办一个报。他办刊物的时候，全付精力都交给了刊物，日夜所筹划者都是如何反映人民的要求，满足读者的需要。他办一个周刊，比人家办日报所花的精神时间相差不多，或且过之。”茅盾在第33期《风下》中《长久的纪念》一文，高度概括了邹韬奋办报办刊的志向和宗旨。

《生活》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杨卫玉的《哀邹韬奋先生》一文载，邹韬奋因主编《生活》周刊而见重于时。该刊原为黄炎培于1925年10月创办。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主编一职，以“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为办刊宗旨。

邹韬奋受任后，殚精竭虑，全神贯注。初时《生活》周刊仅印1000余份，至1929年销量增至15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刊物不但行销全国，在南洋更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世界各地凡有华人之地皆可见《生活》。他同时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员，为职教社编译职业教育丛书、职业指导丛书多种，署名邹恩润，但知者不多。接办《生活》周刊后，笔名“邹韬奋”随之鹊起。1932年7月，在该刊的基础上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即生活书店。

从1927年9月25日的第二卷47期开始，《生活》周刊在首页开设“小言论”专栏，邹韬奋主笔。至1933年7月他被迫出国流亡，其间共发表417篇“小言论”。据腾达的《谈邹韬奋》一文称，主编《生活》周刊后，邹不仅在上海青年中取得好印象，即使远在粤、桂以及南洋群岛，也有很高的声誉。该刊最为吸引读者的就是“小言论”，其词锋犀利，论点鲜明，议论充分，当时的青年人对国事、对社会上的一切皆感到苦闷，“小言论”在他们中引起强烈共鸣。

1944年第8182期《中学生》中逸文的《追悼邹韬奋先生》一文介绍说，当年大多数作者只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对某一事件做一点客观说明，而邹韬奋的文章，总是把自己整个的人格、精神、情感，融合、渗透在文章里。他所说的话正是大众所要说的话，所以大众喜欢看，并且在思想上受到极大影响。他是青年的榜样，他说：“我没有别的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在“小言论”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用全力搜集资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在当年期刊无不脱期的普遍现象下，他却决不让杂志脱期一天。在杂志出版的前一夜，他多半是在印刷所里和印刷工友一起工作，有时一直工作到天亮。

1933年6月，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在名单之列，他不得不开始长达两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不久，《生活》周刊即遭国民党政府查封。

在《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上，邹韬奋写的《笔谈》中说：“我以为我们后死的斗争者，应该承袭鲁迅先生的积极的斗争精神，为民族解放的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努力前进。”

1935年11月，邹韬奋向社会募集10万资本，邀请时在苏联的戈公振回国，欲在香港共同创办《生活日报》，因未获政府批准而中途夭折。1936年，他重回上海创办《生活星期刊》，建立全国通信网，吸纳全国读者担任通讯员供稿，以“记录全国生活状态和解决生活上一切问题”。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迅速于8月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和《抗战画报》，揭露日军暴行，激发前线将士的斗志，呼吁全民团结、共同抗战。上海沦陷后，他辗转武汉、重庆办刊，陆续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通俗版周刊，宣传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全民抗战》销量一度突破30万份，再次刷新了当年期刊发行的新纪录。1941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因官方规定，只有港绅才有登记资格，邹韬奋通过关系找到一位曹姓港绅做发行人，自任主编。该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发行量一度达到20万册。他以答读者来信的“简复”为阵地，刊登一些不宜以其他方式发表的主张和批评，自称“花在简复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花在社评上的要多的多。”

1923年，邹韬奋原配夫人叶复琼因患时疫而殁，他痛悼殊深。一年后，经人牵线搭桥，与沈粹缜订婚。沈粹缜1900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其父亲是古董鉴定行家。她自幼在苏州读私塾，10岁随姑母赴北京就学。姑母是著名的刺绣家，受她影响沈粹缜一度至清廷农工商部绣工科学习刺绣。沈氏性情温婉，善良贤惠。1926年元旦，邹、沈在上海大东酒家举办婚礼。婚后，夫妇感情弥笃，邹全身心投入写作、出版事业，沈则开始相夫教子。在邹韬奋的六次流亡生涯中，他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抗战》三日刊第一号

1937年第六卷第一期《电声》中《文人的一种怪癖》一文介绍了邹韬奋的家庭生活状况。邹韬奋与一般作家一样，喜欢在寂静的夜晚写作。据沈粹缜说，有时他已安静地躺在床上，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灵机一动，抓住了一个绝好的题材，便不论寒暑，一骨碌爬起来，披衣下床，提笔就写。清晨，外面的粪车轮轴已在转动时，他的写作还没有完毕。于是，其妻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活狲精”。

《抗戰画报》创刊号

作家整夜写作原是常有的事，别的作家在白日里会有充分时间补觉。邹韬奋则不然，上午九十点钟，他就又出现在生活书店总理室，开始处理公务，应酬人事，且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妻子说他“像一架永远停不下来的机器，不分昼夜地旋转”。

邹韬奋被迫出国前与家人摄于上海寓所

邹韬奋有两个儿子，成天顽皮得没有样子，时见他俩穿着鞋子站在床上蹦跳，更是爬到写字台上翻跟斗。他们扰得邹韬奋实在写不了任何东西，邹韬奋便板起面孔吼他们，他们不但不怕反倒咧开嘴笑。邹韬奋威吓要起身打他们时，他们便抄起鸡毛掸子当武器，拉开抵抗架势。邹韬奋实在拿这两个孩子没法儿，只得尽他们去闹，自己则躲到亭子间里写文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半月后，香港沦陷。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邹韬奋躲过敌军的层层封锁，先到东江游击队驻地深圳白石龙，通过阳台山、梅县、兴宁、长沙、汉口，于1942年10月初回到上海。

早在梅县时，邹韬奋的右耳就曾有痛痒之感，且偶有粘液渗出。由于途中险象环生，条件艰苦，当时并未在意，只是滴些中药水稍作缓解。到上海后，地下党将他安顿于斐德尔路陈其襄家。陈其襄是中共党员，亦曾是生活书店的员工，与邹韬奋共事多年。上海沦陷后，他以正泰商行兼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身份继续留守。一天晚上，他带着乔装改扮的邹韬奋，来到一家私人诊所。诊所主人曾耀仲原是《生活》周刊医药顾问，与邹韬奋也是旧相识。但他不是五官科医生，故复将邹韬奋带至另一家医院请可靠医师秘密诊治。该院医师诊断为普通中耳炎，仅开些常规用药。邹韬奋在上海做短暂休整，11月中旬即由交通员护送乘船至苏北根据地。

在苏北根据地，邹韬奋为撰写《民主政治在中国》一书收集资料，在苏中区的部队、机关、社会团体和乡村、城镇等地区，进行广泛采访。他兴奋地说：“走遍了半个中国，不论国统区还是日占区，没有行动的自由，讲话的自由，写文章的自由。到了这里，一切都自由了，连呼吸也舒畅！”这一时期，他虽劳心劳力，但心情愉悦，活力四射，也忘了耳痛。他感慨地说：“己之所欲，甘之如饴！”他在苏中做了多场采访，还为《江海报》编辑新年特刊，向新闻工作者传授采编知识和写作技巧。后这一地区形势趋于紧张，他不得不转移至南通附近的一个小镇。由于工作强度大，旅途劳顿和生活不规律，他的中耳炎复发。但他仍坚持加夜班写稿、编稿。

邹韬奋的耳病日重一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得知后，遂请当地一位著名中医为其诊治。老中医凭借自己丰富的行医经验，怀疑是癌症，建议手术治疗。黄克诚立即电告军长陈毅。陈毅指示：一是对邹的病严格保密，二是即刻送回上海全力救治。1943年4月，邹韬奋重回上海治疗，仍住陈其襄家，由曾耀仲约请红十字会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穆瑞芬做检查。最终确诊为癌症。

当时上海已在日伪政权统治之下，到处都是日伪特务。为此，地下党组织为邹韬奋制作了一个“季晋卿”的假身份证，安全住进红十字医院的特殊病房。5月初，穆医生主刀实施手术，历时两小时，手术较为顺利。但因耳部神经结构极其复杂，不能确定癌细胞是否彻底根除。为防止癌细胞扩散，手术后进行了化疗。化疗副作用很大，邹韬奋出现恶心、呕吐、厌食、失眠、乏力等不良反应，右侧脸部明显出现变形。但他默默地承受着，顽强与病魔抗争，还开玩笑地说，搜捕我的敌人这下认不出我了，出门也不用化装了！令人痛惜的是，癌细胞还是扩散了！邹韬奋的右耳时有大量脓水渗出，剧烈的头痛更是让他无法忍受，发作时在床上翻滚呻吟。医生只得给他注射麻醉剂。

1944年春，病势稍有好转，邹韬奋又开始写作《患难余生记》，计划把自己遭受日伪和国民党迫害，六次流亡的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陈其襄劝他说，现在这种状况不宜费神，还是待康复后再写吧！邹韬奋答：“康复难矣！我自知病入膏肓，余日无多，再不抓紧，更待何时……我不怕死，要与敌人斗争到最后一刻。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千百进步知识分子共同苦难史，一定要趁这有生之日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患难余生记》手稿

不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邹韬奋的妻子沈粹缜和两个孩子也从桂林来到上海。见丈夫形容枯槁，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沈粹缜一下子扑到其怀里哭出声来。邹韬奋一面拍着妻子的肩一面笑着说：“莫哭，莫哭！你这一哭不就是向敌人示弱了吗？”从此，沈粹缜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邹韬奋的右眼总是不能自制地流泪，沈粹缜就在一旁用手帕随时揩干。

由于病情日益加重，书稿第三章尚未完成，邹韬奋就已经写不动了。日伪特务也开始察觉，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在暗中向护士和穆医生打探消息。为了躲避敌人的视线，地下党组织不得不把他再度转移到一个居民家中。离开医院的专业医疗，他的病情恶化，右眼失明，剧烈的疼痛讓他无法忍受，注射麻醉剂的频率越来越高。党组织再度安排他住院治疗，尽全力挽救他的生命。

1945年第8期《周报》中郑振铎的《韬奋的最后》和1946年第2期《飘》中白帆的《邹韬奋临终遗嘱》两文，记述了邹韬奋的最后时刻。1944年6月1日，他从昏迷中醒来，要妻子沈粹缜拿出之前写好的遗嘱，读给他听。听罢，稍稍改动了几个字，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遗嘱表达了他强烈的入党心愿：“……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望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

7月21日，邹韬奋持续高烧不退，陷入深度昏迷。23日，突然醒来，吃力地抬起手比画着，仿佛要写东西。妻子忙将一支笔塞进他手里，在他胸前铺了一个本子，托着他的右臂尽力配合。邹用尽最后一丝气力，颤抖地画了几个不成形的字，沈粹缜仔细辨认，应该是“不要怕”。妻子仿佛明白了丈夫最后的意思，凑到他的耳边说道：“先生尽可放心，我们什么都不怕，谨遵先生的嘱咐，努力奋斗！”邹的嘴角现出一丝欣慰的微笑。

7月24日晨，邹韬奋停止了呼吸，时年仅48岁。9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其家属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11月15日在延安举行的邹韬奋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责任编辑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