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运春

五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特殊的时期，前后只有53年却换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奇怪的是，陈桥兵变后，第六个朝代宋朝却没有成为“后宋”（南北朝时已有了一个“宋”），原因何在呢？

一、宋为什么没有成为“后宋”？

吴越国王钱镠（吴越国是哪个朝代）

有观点认为，是北宋解决了方镇坐大的问题，削藩成功。宋朝将州府直属中央，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不再隶属于节度使，节度使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结果地方势力对中央不再构成威胁。但是，为什么唐朝屡次削藩，都以失败告终，甚至节度使之间的战争，朝廷都无法干涉。仅仅53年之后，节度使又怎会乖乖就范呢？

也有观点认为，宋代的经济比唐代发达，百姓安居乐业。比如农业方面，唐朝亩产粮食约1.5石，宋朝亩产粮食约2石，有的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最高亩产达6石。粮食增产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宋代粮食亩产大幅度提高？是技术进步、子种改良？该观点认为，这两种原因都有，但更多是水利建设。宋代修了大量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496项，但唐代只有91项。宋代的水利工程为什么要修，又主要修在哪里呢？

另有观点认为，宋代城市建设和商业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导致老百姓造反动力下降。商税确实成为宋代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税收重要性大大下降。自后周末期开始，北方就采取了促进城市商业繁荣的措施，比如拓宽道路、绿化环境、允许临街开店、取消了坊市分离制度。结果唐朝首都只有140多个行业，到宋朝时首都竟有440多个行业；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而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由此可见唐宋两代商品经济发达的差距很大。

还有观点认为，对外贸易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唐代主要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中外交流经济利益和政治均考虑。宋代对外经济主要以海路为主，大大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宋代航海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考量，还创建了一套外贸管理制度，如市舶司等。外贸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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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样罗列下去，还会有很多。唐宋虽然相差了50多年，但是却有隔世之感，被后人称为“唐宋变革”。虽然有人对这半个世纪评价不高，认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实际上，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大破大立、有很多制度创新，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这些制度创新，没有在五代十国这一特殊时期的“破茧”，就不会实现到宋代的“成蝶”。

二、中国朝代前短后长的规律

秦代和隋代存续时间都不长，但是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皆非同小可。秦代统一中国只有10多年，但是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废封国设郡县、北击匈奴等，都对后世特别是汉朝产生重要影响，所谓汉随秦制。而隋朝也只有27年，但是也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重新统一了中国、开凿了大运河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大发展、创立了一套典章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制以及科举制等，所谓唐承隋制。

两个短命王朝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朝代，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为后面的王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因此，尽管宋代极力宣扬“承唐制”，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宋随五代（起码有相当的部分）。宋代除了继承五代典章制度的特点之外，上述没有让其成为“后宋”的几个理由，也是起源于五代。

三、吴越国对宋朝发展的贡献

因此，五代的时间虽然比秦、隋稍长一点，但是由于“城头变幻大王旗”，其制度创新反而受到很多制约，难以延续推广（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反而在诸侯国中，特别是延续时间比较长的国家，其制度创新更可能被“宋因之”。可以说，宋代的一些变革，就绕不开当时保境安民且国祚最长的吴越国。那么，就上述几个方面而言，吴越国的贡献又在何处呢？

比如，解决方镇问题强化中央集权方面。唐代的节度使是军职，地方军事化是方镇的重要特征，而且掌握税赋、官员任命。甚至五代王朝，就是一个扩大的方镇。方镇坐大，引起内乱，导致军阀混战而使唐朝最终走向灭亡。这个过程中，吴越国是节度使制度虚化的最早探索者之一，比中原王朝早了很多。吴越国的权力结构从武人政治逐渐过渡到由丞相系统、两军系统、元帅府系统的三系统复合体制，即王国体制。从藩镇体制向王国体制的转变，意味着传统藩镇功能的丧失，宣告文官政治的来临，武人干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点上，因为南方诸国执行都比中原王朝早，所以，到宋代以后，“杯酒释兵权”就更容易执行下来。

宋代农业生产为什么比唐代发达方面。主要原因是宋朝统一了南方，而南方的水利设施比唐代投资很多也完善很多。尽管南唐（吴）、马楚都有类似的工程，但是，吴越国的水利设施建设，还是有其创新之处。包括圩田、塘浦、水闸、捍海塘等修建，对减轻水害，发展生产，起到很大作用。圩田修建，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太湖和松江等地区的旱涝灾害问题。与水闸配合加上修建塘浦，形成交错的水利调节机制。旱涝问题解决后，南方（包括南唐等）亩产远高于北方不少。不仅加快了中国经济中心向南方转移，而且南粮北运自此常态化，开创了“苏湖熟、天下足”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与南方其他诸侯国相比，吴越国更大的创新在于设置了修建水利的撩浅军，专门招募了一支七八千人的“生产建设部队”，来维持水利设施的运作。“撩浅军”这个做法被宋朝沿袭了好多年，不幸的是，后来撩浅军制度被废，南方旱涝灾害再起，粮食减产导致粮价猛涨。

宋代城市化和商品经济发达方面。城市商业化功能自后周就开始了，拓宽道路、绿化环境、允许临街开店、取消了坊市分离制度等，北方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在南方的吴越国，自钱镠时代就开始在杭州实行了。他取缔了唐代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原则，从唐大顺元年（890）到唐天佑四年（907）的18年间，钱镠带领军民5次扩建杭城。在杭州建设了一条宽约10米的主干大道，允许居民摆摊设市，街市坊巷与官府、酒楼、茶馆、商铺、寺观互为杂处，形成“前店后坊”。吴越国放开各种商业限制，包括交易时间，交易空间（城墙内外），交易对象（街坊）、交易内容（官营私人交易）等，恢复了杭州城曾有“开肆三万家”的商业繁荣，为宋代城市“坊市合一”做出了探索性贡献。

宋代对外贸易发达方面。宋代的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之前五代时候的几个沿海诸侯国的摸索。在西域被吐蕃控制之后，唐朝后期的丝绸之路就萎缩了。五代开始探索海上丝绸之路，吴越国是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宋代的航线主要有三条，一是西线。对东南亚、阿拉伯以及非洲东岸地区统称“南洋诸国”。这些地方主要是从明州（今宁波）、广州和泉州三地出发，在五代时候的航线就如此，宋代只是沿袭了而已。二是对日航线。五代时是吴越国维持着唐代与日本的海上往来，主要是明州、杭州和温州等地。到了北宋时，中日航海贸易仍然由中国唱独角戏。三是对高丽航线。除了从莱州出发的北线，从南线仍然是沿用吴越国的航线，从明州出发。《旧五代史》记载“然航海所入、岁贡百万”，说明吴越国从航海中得到很多的贸易收入。五代前中国商贸中心主要在江北，五代后便慢慢向江南的苏、杭、明等州转移，特别是杭州一跃成为东南名郡。

宋代的尚文，也与吴越国有关。吴越国对保护中华文脉，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中原战乱不断，大量文学艺术人才和士家大族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特别是吴越国，使得该国的文化也相当繁荣。从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一斑。当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词典》中收录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吴越地区为7人，占8%；五代及其后的文化名人114人，吴越地区为33人，占30%。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吴越地区仅有1人，占3%；五代以后的名家33人，吴越地区达11人，占30%，两个30%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钱镠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文中多显英雄气概。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非偶然。

由于五代战乱和中原多次灭佛，我国佛教典籍散佚颇多，大量僧人逃难到吴越国，使得吴越国成为“东南佛国”。钱元瓘执政时，四明（今宁波）沙门子麟就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往高丽、百济（今韩国、朝鲜）求天台教籍，受到高丽国王接待并遣使送归国。此后，钱俶又于宋建隆元年（960）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物向高丽求取教籍，翌年高丽光宗王遣僧奉诸教籍送到吴越。吴越国还大量修建佛寺，当代吴越国境内仍有不少仍被保留的佛寺佛塔，比如灵隐寺、净慈寺、法喜寺、雷峰塔、保俶塔、虎丘塔、龙华塔等，为保存中国的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科技方面，吴越国虽只是一个区域政权，但它的很多科技成就是全国性的。如钱氏捍海塘以“竹笼沉石”代替版筑土塘，水利工程的建造与管理，青瓷制造技术的进步，雕版印刷的发达，都是达到了中国技术史上某一领域的巅峰。在科学知识积累方面，吴越国墓葬中出土大量天文图，显示了吴越国天文学成就。

四、余论

之所以把五代看作是唐宋变革的过渡，还因为五代处于一个暴力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的承上启下时期。唐代尚武、宋代尚文。唐代四处征伐，以武制暴。宋代兵羸将弱，割地赔款。从暴力向文明过度，吴越国是五代十国中最典型的。吴越国从前期的“强”到后期的“弱”，虽然军事征伐能力逐渐下降，但保境安民、发展人文和经济，却很有成效。苏轼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吴越国的尚文不尚武，是以“民为贵”避免生灵涂炭为前提的（武肃王遗训）。吴越国这些精神内核，在宋代都有明显的体现。一个看似“弱”的吴越国，发展成一个经济殷实、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影响深远的东南富国，奠定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基础。一个看似“弱”的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代，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超唐朝，开创了中国近世时代。由此可见，“宋因之”，不仅在技术层面，也在治国理念的价值层面。吴越国“民为贵”的遗产，在历代都应多多弘扬。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钱运春

（转载自《长三角观察》2021年第10月号（总第1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