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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榕作为一个从剑门山区走出去的读书人，作为一名科举的佼佼者，一个宦海沉浮的大吏，其一生跌宕起伏，命途多舛。然秉持“修齐治平”的儒家信条，正道直行，上下求索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彪炳千秋，为今世的读书人读书治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李榕晚年，生活渐趋困厄。时穷节现，千古而然。笔者试图对其罢官还乡直至去世的遭际与困惑，挣扎与坚守的过程，作点简单地梳理，对他晚年的思想变化发展脉络作一个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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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袜材衬托”与“砚田萧索”

李榕在五十岁盛年遭诬陷罢免。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罢官将其逐出了政治舞台之中心，拆掉了他忠君济世的平台。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为此，他一度心灰意冷，有了遁入空门的念头。有以下两诗为证：

罢官去长沙将归蜀

天半孤鸿意渺然，池潢空自引鸣弦。

啜醨浑欲忘醒醉，堕甑何须问毁全。

负郭好寻三亩宅，看山不费一文钱。

射工飓母吟怀苦，总付南华内外篇。

郭荺仙前辈招饮上林寺，醉著西枝僧鞋归寓，时余罢官将归蜀也

一领朝衫落叶轻，偶依禅榻证前盟。

脱靴无意陵骠骑，著屐犹思挈阮生。

大有袜材供衬贴，便随衲子作逢迎。

未应踏入空门去，会向孤峰绝壁行。

这两首诗都是将要离开长沙时所作。初遭罢黜，内心痛苦愤懑。天半孤鸿，渺然孤飞，大野茫茫，无所依归。池潢菰米，但机张弦鸣，危机四伏。哺糟啜醨，忘了醒醉，纯自欺之语，说说可以，他李榕怎么可能做得到呢？甑堕地而何必问毁还是全？负郭看山，读《庄子》，从此与世无涉，自得其乐。显然第一首后四句是自我安慰之词。

第二首是湘军元老郭嵩焘于上林寺设宴钱别的席上所作。上林寺这个地方，又是知己相别，遂借酒浇愁。一领朝衫，轻如落叶，谁让自己“陵骠骑”（暗示罢官因得罪了李鸿章），但禅榻之侧，似乎是人间可以安卧的地方。“大有袜才供衬贴”是一个典故。苏轼作杭州太守时，政通人和，垂拱而治。不断有人以丝帛为酬向苏学士求字画。苏轼有求必应。戏称那些丝帛为“袜材”。后世遂以其代指诗画文章的润笔之资。李榕自负其才足以养家糊口。在其余闲睱，则与老道高僧交游，听松涛于万仞，悟玄言于僧房。虽未能踏入空门，而有空色色空之至乐。

这种设想当然是很好的。可实现的条件却以一定的经济为基础。清代一直实行低薪制。“官俸之薄，亘古未有”（何德刚《客座偶谈》）。康熙中期，一个七品知县，年俸银45两，四品知府155两，总督从一品188两。（王戎生《清代全史》第三卷36页）。这种低俸，与清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有关。因此，清官只好淡食素衣，即便如此，还要家中贴补。应该说，这样的清官，除了有人偶一为之外，多数人无法效仿。这种低俸，到了太平天国之后，仍无实质性改变。如同治年间，以山东济南府为例，知府俸银105两，养廉银4000两，各种扣减之后，实得俸银51两，养廉银2658两。林鸿年（1804—1886），状元出身，外放知府，升至云南巡抚。罢官而归，仅有节余三千两。其时年事已高，谓年用300，可分作十年之用，可以就木了。谁知老而不死，钱已用尽，不得不于福建正谊书院作山长，以度时日。（见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468页），这种刻薄寡恩，让清官晚年日子很不好过。李榕晚年，正是遭遇的是这个问题。

李榕罢免回乡之初，家庭成员还是很多，从其信札中可以知是“八十余口”。这当然包括兄弟没分家，后儿孙满堂，侄子侄孙以及少量佣人。他在下寺河马沟有田应在百亩以上，在《今年吾家插秧者百人，喜赋其事》中有“百亩山田不食租”之语。百亩之田，以年产六百斤计算（这个估计还略高），除去成本，只够一家人食用。一遇水旱，则靠买粮。其余花费，一年在600两左右。而其在剑州江油兼山、匡山、登龙三书院之报酬，年收入约为九十万钱。以1880年左右银钱比，为1:1700左右，折合现银恰好600两上下。在无病无灾的状况之下，是可以支撑的。但后来水旱频生，又东游苏杭，路上又发生了儿子李颋于武昌与人斗殴并携银400两出走事，家中遂举债。待其从杭州回乡，举债已一千余两。家中景况江河日下。虽分家，但在1885年，其家人口仍然有60余人（不包括佣人）。加之物价上涨，其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老病体衰的他仍然是一家人精神和经济的顶梁柱。

李榕对后辈的教育是上心的。但是，他的三个儿子在学习的黄金期间，李榕在戎马疆场报效君国，对儿子的教育鞭长莫及，这导致了几个儿子学业在一定程度上的荒疏。（这个问题后边还要论及）但李榕对儿子的希望是很大的。他的《示儿》一诗就直接表达了这种期待：

莫讶达官少橐钱，吾家两世砚为田。

汝曹况有森森骨，他日应无葛帔怜。

诗一开始就直言“莫讶”，不难想见，儿子们对这个当过布政使大官的父亲肯定是“讶”过了，埋怨过了。可面对儿子们的责难，李榕以“两世砚为田”答之。其父至他，两代以科名胜出，他仍然希望儿孙们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可是，科举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四亿多人口的国家，三年一考，取举人不过1300余人，进士267人为定数（加恩科，优奖，最多一年是334人），这么一个比例，确实也怨不了儿子。而李榕到晚年，仍然坚持让儿子苦读往这条路上硬挤，没有从工商的角度另寻出路，不能不说是父子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砚田萧索，收成无望，家中境况日渐凄凉，这种压力也只能压在他一人头上。这是他不断向旧友求援，并东游苏杭，希冀“寒灰再热”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李榕的治家，走的仍是儒家“修齐治平”的老路子。但是他忽略了这四个字，除“修”是纯个人努力之外，后三个字的社会时代性就太强了。古人的“齐家”，是指士大夫之家，动辄方圆几百里上千里，楚之大，不过三户，比现今的市大多了。让这么大范围的家能“齐”，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不用说国和天下了。再说，行政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不是一个人努力可以决定的事。这个链条中哪一环断了，这个宠大的人生理想就立刻化为泡影。那么，这些科举的失败者，如放不下架子去务农经商，结局就是成为范进孔乙己。当然，这有一个时代发展的问题。但李榕去世后十五年，科举即被废止。在川北清江畔落后闭塞的河马沟，一个家庭在发展中遇到了难题，这是中国旧式家庭演变的常态。作为今天的教育者，不可不清楚个中缘由。

二、“寒灰再热”与“滩头独立”

李榕自负其才，虽盛年遭罢免，可其师曾国藩曾写信安慰他：“市虎成于三人，知已无可挽救矣；宦途升沉得失之故，皆冥冥中别有主持，古来贤哲不得自由，阁下胸怀洒落，饱闻鄙人运气之说，想能泰然自适，不复以一时毁誉撄其伟抱，惟径情直行，不恤人言，虽贤者独立不戄之高致，而古人亦往往以此取败。阁下还山以后，恐岫云仍当复出，尚祈求乡校之舆评，借人言以自惕。以独立者蕴于中，以委蛇者形诸外，于立身涉世之道更为完密。”

这封信中说对李榕之厄，曾国藩已无能为力。其实李榕似乎于愤激之时没参透这话语的言外之意。李榕罢官，固然有得罪湘中大户的原因。但朝廷为什么就不明辨是非，就以诬告为据来“查办”？而且派李鸿章这个与李榕有过节的人来查办？其实，曾国藩与李鸿章就是两类人，曾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忠君”是其道德核心。他本可以像历史上的司马氏、刘裕、赵匡胤等去搞“禅代”，但他却是千方百计自我收敛，自剪羽翼，以求消除朝廷之疑忌。而朝廷就坡下驴，扶植淮军以打压湘军重臣。功狗知趣，可以不烹，但须逐出庭院。朝廷借湘中大户的诬告趋势打压曾国藩旧部亲信之李榕，所以李榕在劫难逃。这句话曾无法道明。

问题是信中，曾在作了一些立身处世规劝告诫之后，加了一句“恐岫云仍当复出”，给了李榕以希望，让他对形势产生了严重误判，以为朝廷是暂时灭一灭他的威风，待些日子又当重新任用。这个虚拟的幻影从此跟随李榕了十五六年，挥之不去。

前面我们已分析了李榕的晚年家景。这种窘迫又一次次让他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岫云复出”四个字上。在他的信札中，“热灰再热”多次出现。而仅仅是希望而已。真正付之于行动是光绪已卯（1879）年，他已六十岁。应友人浙江巡抚梅小岩之邀，赴杭州之行。

梅小岩是同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其博闻强识，锐意进取，且又是至交，李榕其时正因家乡发生了灾害，家中境况凄凉，遂决意前往。同行时带上了儿子李颖、李颋和门人劼生。这个安排显然是有了长期打算。借朋友引荐提携，重新步入官场。再不济，当幕僚，让儿子交游士林，也是好事。

容易忽略的是，此行路费在800—1000两现银左右。这笔接近他一家一年半支出的费用，不可能全是积蓄，而一部分应是举债。那么，这次杭州之行更像是一个下了大注的赌博。

李榕此行，也遭到朋友的质疑和规劝。如范孝舆在苏州写信给他，认为李榕杭州之行乃竭力求官之举，认为“曾任大员，不仕亦贵，必欲竭力以求，难免外人窃笑”。不然，乡里“无端清议，有玷令名”。并指出修志不是长久之计，一两年又得返乡，往来耗费，得不偿失。

面对这种劝告，李榕大为光火。回信作了长篇剖白，信中说：“去年舍下田禾为青虫食尽，老幼四十余口，雇工二十余人，买粮而食，为田家莫大之忧。此间节缩薪水，岁可接济三四百金，舍西江浥注而归去，受涸辙之困耶？”结尾还批评范考舆沾染了蜀人“以耳为目”的习气。

能写这样话的人，当是挚友，从后来李榕修杭州志的艰难尴尬状况，不得不返乡，从而又使债务加重的情况看，范氏的话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有玷令名”四个字太重，超过了接受限度。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况，是中国古代正派官员必然的结局。

这次行程一开始就不顺。首先是在荆州受到了同年荆州知府倪豹岑热情款待。他本想到长沙，因张菊俪夫人父母俱在，十年不见，当应探望。但湘中宿敌闻迅，即声称将齐集城陵矶阻李榕所乘轮船入湘。于是他再次踏上三湘大地的愿望就此落空。此后，直到生命终点，再没回到长沙。

到了武汉，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即小儿子李颋上武昌喝酒，与人斗殴。门人温竹虚怕李榕生气，当晚没有告知李榕。结果李颋当夜拿走盘费钱400两出走，不知去向。儿子顽劣不才，对李榕打击颇大，也无可奈何。只得顺流东下，到了南京，受到了江苏巡抚，李鸿章之兄李翰章热情款待。宾主觥筹交错，诗酒唱和，李榕作诗曰：

芳草晴川兴味穷，更寻白下问垂虹。

欣逢开府三更日，肯借腾王一路风。

骨硬久惭黄阁相，眼青重见黑头公。

衙参礼数容宽假，中圣居然一醉同。

首三句言自己从武汉来到了南京，南京有垂虹桥。三四句表面说自己一路顺风，得以在月夜与李巡抚畅饮。但只要知“滕王一路风”之典，就知其话中有话了。相传当年王勃省亲，在马当，忽一夜风起，轻帆一夜自马当达南昌城下，得以参加滕王阁诗酒雅会，留下了名传千古的《滕王阁序》。黄阁相，自指李鸿章无疑，自己因“骨”硬，得罪了他，“久惭”，已有致歉之意。他们在席间亲密无间，也不再乎宾主礼数了。那么李榕通过李翰章向李鸿章示好，希后者能不计前嫌。人在窘途，身非得已，读此诗真让人感慨。

李榕到杭州之后，不到两个月，梅小岩巡抚即内召回京（梅不久就因处理陕西镇平王云五案而遭革职，转眼即和李榕一样了），他即失去依傍，而杭州友人同情其处境，遂推荐其修杭州志。估计将三年。且李颖，门人劼生均参与编撰，均受月百金之俸。这个待遇也不错了，可得自己租房，自办伙食，所余已不多。他之所以不立即回蜀有两个原因，一是没了路费，二是夫人张菊俪已在来杭州途中。以当时通讯状况，他除了在杭州等之外毫无办法联系。

后来夫人已来了，编志也开始了，但编志人员庞杂，吃俸不干事的达八人之多。这是编志未竟即还蜀的原因。归途路费虽多方筹借，仍然不足，致使返回途中，行至南郑即盘缠已尽，幸倪豹岑以快马送银一百二十两，差点回不了家。

李榕自己承认，此行“自顾精力未衰，有炫玉求售之意”。可两年半之中，旅途费去了近一年时间，滞留杭州只有一年半。虽友人接济，仍然凄凉，备尝艰辛。租住的房子月租十二千，房子“木质单薄，缝笋疏漏，门又向西，夏日冬风罅隙皆入”。但因价廉，一家人勉强可以栖身。在杭州作（者）诗文中，有两事当提。

一是《小雨寒甚，乞酒敏斋家，遽遗大瓮，狂喜引满，不自知其颓然也。晨起大雪，用东坡与过迈诸子侄韵示颖儿》。诗题很长，说小雨奇寒，想喝酒了，就向朋友应敏斋求助，应敏斋给了一大瓮酒，并招待其对饮，狂喜之中，不觉醉了。第二天晨起，下了大雨，于是借苏轼与其子苏迈及子侄唱和的诗韵写了这首诗给李颖。为了了解李榕的思想情感，不妨全文引出：

昨宵乞酒意飞动，醉倒不觉布衾重。

清晨开门白无际，玉屑银沙叠相送。

瓶粟久困栗里陶，井李不饱於陵仲。

料钱失却二千石，寒齑苦守三百瓫。

每于宽绰受局促，转因窒碍求空洞。

遥怜赛北兵未解，且喜江南麦已种。

列筵虽无二豪侍，应门尚有五尺从。

砚田丰岁亦无几，邻灶余热宁足共。

汝曹慎勿芒角露，老子犹思轮囷用。

何年颈系贺兰王，举家再入邯郸梦。

有必要对诗中之典故作点解释。“瓶粟久困栗里陶”，陶渊明住彭泽栗里村。在《归去来辞》中说：“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井李”句，言战国时於陵仲子，家贫，其“穷不苟求，不义之食不食”，遇到了荒年，饿病不能走，爬到井台下捡拾虫叮过的李子。此两人均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型。李榕有以此类比之意。应敏斋原作过知府，现今为杭州大商人，又是一个义士，曾向江南水灾捐款达十万两白银之巨。“二千石”，西汉以粮价计薪俸，太守为“二千石”。“轮囷”即硕大，“轮囷用”即大用。

这首诗开篇写向友人乞酒，受厚赠，喜极就喝醉了，第二天一早开门即见漫天大雪。然后想到自己久受穷困，是因丢了官，于是乃“寒齑苦守”（喻生活清苦），但每于情况略好一点时就马上遇到困难（暗示因梅小岩内召使自己失去依傍），但却在艰难困苦之际仍存幻想。江南种麦，言局势已平定。而塞北兵戈未息。此言当时新疆正平叛，战事犹酣。自己虽未能如富豪，但家里还是有僮仆的。写到这里，应说都是平静的叙述。而下面则波澜顿起，和儿子说起知心话了。“砚田丰岁”，几人能够？邻灶虽热，却不是长久之计，谁能靠朋友接济过一辈子呢？“慎勿锋芒毕露”是一个硬汉子对儿子的告诫。因儿子还太弱小，没有露芒角的本钱。连你老子这大年龄了，还想寒灰再热，你哪有道理不意气风发，待他年驰骋沙场，为国立功，那么一家人就会好梦成真。

诗解读到此，我们会疑惑：这还是当年那个铁骨铮铮的李榕吗？向知己要点酒，就会有那么强烈的耻辱感吗？要儿子今后学会“以委蛇者形诸于外”，那么遇到绕不过去的两难时刻咋办？知子莫如父，自己的儿子可不可能蟾宫折桂，或沙场点兵，颈系贺兰王，当父亲的还能不知道？但我们理解一个父亲教子的苦衷。父亲可以英勇，而儿子还应生活，我们不能苛求。

另一首是《谢黼堂惠鰣鱼》。鰣鱼为长江特产，肉质鲜美，可价格昂贵。“一尾入市金一提，阮囊未探心先降”。囊中羞涩，只能望之兴叹。谢黼堂善解人意，赠了一条大鲥鱼，于是怕隔夜失鲜，遂连夜烹食。然后又是大醉，叹一饱已不易得，望着月移西窗，风摇园竹，久不成眠。这首诗虽故作洒脱，然读之令人感慨。晚清士人生活及心态，逼真地呈现于笔端，让我们可以更直观，更贴近地回望那个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为生活所困的普通文人了。

但“信天翁滩头独立，不与渔鹰同飞走”。一个真正的儒者，还是“仁以为已任”，贫而不贱，困而自守。真正的儒者绝不会为蜗角微名蝇头小利放弃真理。“以独立者蕴于其中”“内方外圆”永远会是两难，如果一个人在内心认可真理，而永远“蕴”于心中，于言行无分毫表露，那么这种操守与修养是不是可以肯定呢？

其实李榕中止修志返乡，乃是从李瀚章处知道了李鸿章开出的复出价码太高，低个头，认个错。朋友倪豹岑也写信明告其京中有人阻止李榕复出。李榕回信道：“前复书示及京师合肥诸公（李鸿章合肥人）谈鄙人治世之精，持己之介，均无异议。总谓刚直太过，稍形偏执云云……试问，刚直偏执所败者何事？正是兀傲自喜，不肯低头向人实证耳”。愤激之余，归心遂决。于光绪辛已（1881）正月初八，于杭州武林解缆启程。

于是，李榕再次与官场失之交臂。他只需一低头，则立即高官厚禄。而他却决绝而去，将小船驶入了烟波浩渺的大江。从此，他注定要再忍受九年贫穷与困顿。我们应为其惋惜呢？还是为其庆幸呢?

三、“乡邦直道”与“老怀自遣”

李榕东游归家时，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仍受邀执掌三院。这一方面是迫于生计，另一方面是因其人品学识确为一方之仰。

李榕一生饱学，对儒家仁政思想是心领之躬行之。儒教是一把大尺子。他正是拿了这把大尺子去丈量山川大地，官品人心。

首先，在与正派有为的地方官交往的过程中，没有再一味鼓励，而是在鼓励之中多加了提醒。

李榕与剑州知州李星阶的交往颇多。李星阶生卒年已不详，同光年间曾任剑州知州。自李榕罢官后，这位知县曾亲自登门拜访，并首聘李榕作兼山书院山长。两人过从甚密，李榕曾写诗称赞：

与李星阶刺史

宾主将三月，与君非俗酬。

论文朝抵暮，赏雨夏兼秋。

衙鼓穿花寂，田歌绕郭稠。

公堂何所羡，吏皀瘦如猴。

诗中，“非俗酬”三字是中心。为啥，可以和之一起赏雨论文。“衙鼓寂”，公堂无事，政通人和之状。“田歌绕郭”，和平吉祥。所羡者何事？乃公家吏皀皆瘦。吏皀瘦，县知州自无独肥之术，更无独肥之理。这是仁人君子志趣相投的倾心交谊。

那么一个末世地方官，在世道浇漓，无官不贪的官场上能否独善其身，作一只显眼的白乌鸦呢？众人皆浊，独清者一定会进退维谷；众人皆醉，独醒者一定会险象环生。清官应具有更高的智慧去处理。在《山居杂咏》之中，他给了李星阶这样的忠告：

刺史官衙欲种蔬，清贫丰趋似陶庐。

而今腰笏春林密，转恐渊明礼法疏。

前二句是赞扬李星阶官衙清静，其清贫可比陶渊明。官衙太热闹了，那是酷吏墨吏的特征。第三句一转，提醒这位清高雅致的官员：剑门可是西南之咽喉。“腰笏者”（官员）过往，密如春林，如效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恐怕会于礼节有失，如今，过往神仙，哪一个是可以得罪的？这时，从年青时的清高自许，到老年的审慎有了转变。

其次，是仗义直言，绝不避个人利害得失。很多官员告老还乡之后，往往就诗酒流连，登山临水，醉赏烟霞，不再关心民间疾苦，从而丧失了一个士大夫弥足珍贵的家国情怀。

李榕不是这样，他像热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继承了杜甫的精神，那就是宁苦身以乐天下，无论穷达均要兼善天下，现仅举一例：

剑州有一种“查牌”差役。这种“查牌”是县衙颁发给公差人员的“证件”。历来官府疏于管理查验，致使“查牌”得以滥发。这些人或三五人，七八人，四散于乡。乡民只知他们有“查牌”，但并不清楚他们查什么。这些人所到之处，横索酒食，敲榨勒索商贩和略微富有点的乡民。当时，从广元贩运硫磺到中坝花炮厂的商船屡次遭其勒索，几无利润可言，清江水路为了阻绝“查牌”还闯入下寺一酒坊，殴打主人，并强令其停产。这些酒厂老板找到李榕，向其诉苦道：煮酒犯了什么法？我辈以此为业，怎么能说禁就禁？李榕立即给剑州知州杨子赓写信，要求杨知州彻查此事。信末，感叹道：“天下衙门如此，又何恨乎洪秀全？”

这后一句，是他认识的一种飞跃。他已承认了“官逼民反”这一残酷的道理。而他当初，却是在鄂赣皖浙苏鲁一带作战达八年之久。行伍匆匆，来不及对战争的深层原因作理性思考。而今以“放废”之身而为民请命，是因为和政界拉开了距离，从激流中心上到了岸上，有了冷静观察的可能。那么认识升华当在情理之中。

再次，对乡村教育，李榕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他所在的书院，可以说是科举预备学校。但李榕总是将儒家的道德诉求和道义担当放在首位。他对“趋媚富贵，厌弃贫贱”的世风痛加挞伐。深情告诫学生：“富贵如过眼空花，薄有功德，在人乃不虚生一世。”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中，难能可贵。

四、“浮云世事”与“高天四顾”

李榕晚年，困厄于生计，加之身体渐衰，精力逐渐不济。川北闭塞，消息不灵。他曾多次写信向曾劼刚索求邸报。可见，他虽身处川北，仍心系天下。自中法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国内有识之士变法图强呼声日渐高涨。这些不可能不影响李榕。虽世事白云苍狗，但他仍然独立苍茫，高天四顾，对人生，对祖国命运作了严肃思考。

首先是对斥逐人才，不修战伐的最高当局作了严厉批评。这在其诗《九日，登鹤鸣山重阳亭，乡父老子弟会者三十一人，是夕为菊俪内子初度》中有充分体现。全诗如下：

我生麋鹿性不改，西下泯江东入海。

三年不见故乡山，白云红树依然在。

旧时父老重携手，问我禹穴犹在否。

走马曾看钱塘潮，放船常系苏堤柳。

去年此日吴山颠，左江右湖襟怀间。

今年重阳亭子上，天高四顾空茫然。

儿童笑指山花开，劝我苦硬茅柴醅。

有客忽谈海国事，轩起大波惊风雷。

为言至尊爱黔首，燕冀已罢黄金台。

不修战伐申约束，坐弭蛇豕无喧豗。

君家多打数担麦，我田秋米长腰白。

妻儿果腹更何求，佳节不饮如拘囚。

四座闻言各心醉，醺然直到斜阳坠。

忽忆闺中笑语温，辉辉红烛摇黄昏。

相隔百里犹河汉，遥捧黄花寿一尊。

这首古凤是其代表作之一，其文思汪洋恣肆，如浪打潮回。其情感深沉而蕴籍，又如风过莽原。

诗一开始回顾了自己东游吴会三年生活，而回到故土，山花红树，倍感亲切。站在重阳亭上，顿感天地苍茫。而乡酒苦硬，也开怀畅饮。然有客人忽谈起了“海国事”，于是席间顿起狂飙。客谈了几个话题：罢黄金台，不修战伐，一味以条约（城下之盟）来讨好列强。这条条均是军国大计，难怪席上不平静了。中法战争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镇南关老将冯子材虽宝刀不老，战绩辉煌，仍签下了屈辱的条约，落得个不败而败。谁说起来都会是一腔怒火。昔日燕昭王筑台千金求士，剧辛、乐毅、郭隗等人被重用，燕国一时国力强盛。可如今，黄金台不在了，而国势阽危，“蛇豕”是可“坐弭”的吗？从鹤鸣山引颈眺望，只见群山万叠，远天苍茫。这是一种既放不下，又无可奈何的情感。既然远天风云变幻，坐在这小山头上的人只能叹息掩涕。那么，说说眼前呗，多打几担麦子，多收风箩水稻，妻儿可以温饱，更复何求！而忽然记起此日正是夫人张菊俪生日，然百里俨然河汉之隔，只能举黄花遥向北一拜。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伏枥老骥的千里之志。封建官场几千年的精英淘汰，一旦把哪个精英一棍打下马来，就再难复出。衰微的大清帝国气数已尽，骄傲颟顸的满洲政权，没有再给李榕机会的可能了。

其次，对洋务及教案有了新认识。

洋务运动开启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其宗旨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有识之士寻求自强自救之道。此为务实之举，是中国近代工业化之开端。虽因封建官僚家长制管理，百弊丛生，可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

李榕虽出身于传统科举，但对西方科技，一直是敏感的，欢迎的。在杭州，他亲眼看到梅小岩聘请西洋传教士用“西法取西湖水入秋闱饷士”，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用抽水机抽水供城市，是中国继上海之后第二个用自来水的城市。比起以前挑水，便宜了若干倍。诗中结尾两句是这样写的：

看取鼎足苏白堤，为君再续循良传。

他认为这个自来水工程，当与西湖上的苏堤白堤相提并论，鼎足而三。而梅小岩单凭这一项之功绩，也可以入循良传而名垂青史。

李榕之世，是中国教案频发之季。对教案的研究和认识，受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今仍半遮半掩。应该说，绝大多数传教士是秉承基督教之救世理念来华传教的。这些传教士大多是具有牺牲精神，他们也都身怀现代科技知识，是各学科的尖端学者。他们发展教民，建教堂的同时，也办西学，建医院。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现代科技和文化。这当然和传统的儒家天命思想有矛盾，被士大夫视为“奇技淫巧”。西医更是与中医，巫医发生了严重冲突。更可悲者，自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坚船利炮，让中国人倍受屈辱。恨屋及乌，把传教士视作侵略者的“先头部队”，视作“探子”就不奇怪了。加之传教士对中国民情不熟悉，不分良莠，盲目发展教民，导致一些地方流氓无赖借洋教自重，横行乡里，这自然激起民愤。那么，发生教案就不奇怪了。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是这种典型教案之一。

这种盲目排外玉石俱焚的教案，对中国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而地方官乃至朝廷，在教案酝酿之初或爆发之始，往往觉得民情可用，或煽情鼓动或暗中支持或隔岸观火，以博得当地舆情之拥护，待酿成大故，外国借武力施压时，朝廷和地方官又马上变脸，出来镇压，以消弭祸端。

李榕对这类行动是非常反感的。他凭直觉，感到这类“打洋教”的行动可疑。他在杭州时，正值山东河北教案频发之时。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即每当教案一发，外国（当事国）并不派兵前往案发地报复，而是直接把军舰开到大沽口向北京施压。这显然是不想诉诸武力，而寻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而对上海，列强从来没有把其作为进攻目标。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打击上海就打了大清帝国的“七寸”。那么绕开上海，这让人看到了列强的另一层企图。列强不远万里，来了不是只为显威风，他们是要中国这块市场。既然这样，何不因执利导，灵活应对呢？

晚年，四川也成了教案高发地。四川教案，波击面广，几次都酝酿成小规模民变，遭受重创的又是成渝地区这些川中经济命脉之地。李榕更是忧心忡忡。他的老师曾国藩，他的亦师亦友的湘军元老郭嵩焘，一个因教案被气死，一个被国人骂为洋奴。不难想见，作为曾国藩与郭嵩焘的崇拜者，李榕对教案的认识当与愚昧的时人不同。这在他晚年的诗《丙戍八月，重游匡山，奉酬蒋少穆太守》中有明确的体现。诗写于光绪丙戍（1886年）八月，江油知府蒋少穆和匡山书院的学生陪李榕重游匡山。蒋少穆对李榕执弟子礼，于其轿后步从。李榕感慨万千：

十年不到旧游处，青山未老人已翁。

浮云世事安足道，山深林密犹瘖聋。

昨闻巴渝华夷哄，白梃林立喧万众。

层楼邃阁付一炬，颠倒天吴及紫凤。

星火不扑燎原何？贻祸堪为庙堂痛。

天下扰扰蜀岌岌，即今哪有武陵洞。

“华夷哄”，指教案，他没有直接论及是非，因自己地处深山密林中，犹如聋哑人，对案发的具体原因不清楚，以道听途说即大发议论，不是一个学者的姿态。但大烧大抢，危及国家之根本，如不加约束，星火将呈燎原之势，对国家和百姓都是灾难。志士仁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只有彻底绝望了，才会去寻求桃花源。可天下扰攘，谁能真能寻得置身世外的武陵洞！诗中，一个行将辞别的老人的拳拳爱国忧民之心，让人为之慨叹。

五、“衰运人扶”，崇丽殷嘱。

不得不再次说到李榕晚年之家境。

随着李榕年纪渐大，身体逐渐衰弱，精力不济，三个儿子学业无成，李颋又染赌毒恶习，家中境况，日渐凄凉。三院山长之职，成了家中收入的依恃。而李榕已厌于每日批改学子们的“时文”了。这种压力之下，仍时生“寒灰再热”之念。1887年，69岁的他仍写信给曾劼刚：

“……舍下老稚合男妇、雇人，食口常在七十外，农忙时且逾百口。综计馆舍，岁入九十万钱。节缩用之，牧竖作僮仆，子侄不舆马，妻妾躬庖厨，牵缀弥缝，差无渗漏，而岁终恒不得蓄一余钱，欠收之岁，窘状立现。所恃以为水旱无忧者，惟馆（指任三院三山长之职）耳。榕今年六十有九，朱墨涂抹，实已日厌烦碎。……迩来乡里生计萧瑟，灯火弦诵，文酒谈宴，迴异昔时……转虑一旦僵仆牖下，家无河润，耕不能聚傭，读不能延师，子侄辈材质庸下，欲其徒手无资，支拄大厦徒虚语耳。以勉焉诗礼之家，传阅二世，至不免于饥寒。……是以中夜兴叹不能自已。”

他写此信，目的是要曾劼刚清楚他的艰难状况，向“至尊”进言，以望能“岫云复出”。但从信中，可以知其辞世前家中实况。英雄末路，言逊气促。但曾劼刚与其以兄弟相称。至交可以不避卑言。不知何因，曾劼刚竟不援手于窘途之长兄者，是旧谊已尽，还是李鸿章已权倾天下，爱莫能助呢？只有天知道了。

李榕晚所患病，一为痛风，一为肺心病。前者可以通过将息疗养，而后者实为慢性老年病。以当时之医药无能为力。在致顾幼耕的信（1888年）中说：“……时方苦痰饮上泛，牵胸、背及肋三处，痛彻心髓，四十余夜不得安枕。”在这种状况之下，仍然批改学子文章，劳心苦志，逾于常人。

1889年2月，申夫终于卧病，3月，四川总督刘秉璋及四川名流邀他参加成都崇丽阁开阁典礼，因病不能成行，遂撰写了130字长联：

开阁集群英，问琴台绝调，卜肆高踪，采石狂歌，射洪感遇，古贤哲几许风流。忽揽起儋耳逐臣，哀牢戍客，乡邦直道尚依然。衰运待人扶，莫侈谈国富民殷，漫和当年俚曲；

凭栏飞逸兴，看玉垒浮云，剑门细雨，峨眉新月，峡口素秋，好江山尽归图画。更忆及草堂诗社，花市春城，壮岁旧游在否。老怀还自遣，窃愿与幽思丽藻，同分此地吟笺。

上联一开始，言开阁集群英，大声领起。在李榕眼里，哪些是蜀地千在古英雄呢？他举了千金一赋的司马相如，有冷眼观世变，借卖卜以讽喻时事的严君平，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陈子昂，有“问君此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逐臣苏轼，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大才子杨慎。这些人都是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君子。在李榕眼中，他们才是历史天空中的璀璨星辰。尽管他们没有显赫的官职，得以出将入相，生前享尽荣华，死后备极哀荣。相反，他们才大而遭忌，过洁而被嫌。他们或独行于旷野，见悲风而感奋，对明月而伤怀，或踟蹰于市缠，以诗酒自娱，笑傲王侯。虽时乖命蹇，然徛丽之诗思，如虹贯日，如恒定之艳影，照亮晦暗凄凉之人生长途。大江东注，淘尽千古风流，然这些人都辉光不减。李榕出身翰林，蹑足行伍，五省转战，官至布政使，然临别感言，仰慕的不是秦皇武汉，唐宗宋祖，乃是一个又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这在官本位、权力崇拜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难能可贵！

“乡邦直道尚依然”一句，对前面作了收束，又领起下文。何为“直道”？乃儒者心目中的在上有德、在下有耻。君明臣直，万方熙宁，为何“依然”？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王朝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其得也，马背征战，哀鸿遍野，战血横流，天阴鬼哭。然承平日久，渐入骄奢，流俗演为积弊，积弊成痼疾，最后又是一场天崩地坼。然志士仁人，承传了文明血脉，薪火绵延，不绝如缕。这是对志士仁人的礼赞。

“衰运待人扶”，陡转！当时的清帝国已风雨飘摇。国内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外交上国门洞开，军备废弛，列强紧逼，虎视鹰瞵。一个古老的中国，已无法在兴亡治乱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了。满洲贵族愚昧蛮横，不思进取，以割地赔款换和平，以妥协退让求苟延残喘，甘心作列强的“儿皇帝”。而一帮政客和帮闲文人，却还在大唱赞歌。当时正是有人高唱“同光中兴”之时，李榕提醒大家，士大夫（今天称知识分子），莫云“侈谈”，莫去“漫和”。何为“里曲”？乡里小儿之曲，下里巴人之曲，歌功颂德之曲，媚俗媚势之曲。“亡国之音哀以思”。李榕站在时代烟云的云端上俯视苍茫大地，其发声也自然沉郁而嘹亮，其时，距甲午只剩下了五年，距清亡也只有二十一年了！

下联历数川中名胜：玉垒山的烟云，剑门之细雨，峨嵋之新月，三峡清寂的秋日。这又暗引了杜甫、李白、陆游等人的诗文及行踪。杜甫有诗“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陆游之“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李白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杜甫“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思之令人逸兴遄飞：好一派大好江山！

“更忆及草堂诗社”又一转，忆及当年负笈锦里，锐意求学，正值少年英发，同仁于草堂建立诗社，同赏浣苑溪边之修竹，共看武侯祠之鲜花。少年意气堪拿云。大家共读奇文，共约学成报国，振兴家邦。如今转瞬时光老去，当时旧友，已多入泉台，有几人能在？这里语意双关，他更想知道的是：当年那些英气豪情，能存于诸君之身之心否？时光荏苒，陵谷变迁，薛涛墓旁枇杷无恙否？薛涛井里清水有波否？竹径树梢上，黄鹂还能清鸣宛转如当年吗？杜鹃还会不会在烟雨迷蒙的日子里夜半啼血呢？

“老怀还自遣”一句，收束全联。大好江山，真有新亭泣下之感。楼成雅会，名士云集，幽思丽藻纷呈。老夫发言迥异与众人。高岗之松涛，自别于小桥流水。铁板铜琶，定异于红牙女唱。大声镗鞳，振聋发聩。

这体现了一个赤子弥足珍贵的家国情怀。

这代表了一个诗人学者的最高艺术水准。

这是一个士大夫对这个世界认识思索的升华。

这是一个行将辞世的老人对后辈的殷殷嘱托。

卖卜君平空有寺，操琴司马已无台。

读书自是千秋事，都向名山过去来。

时光永是流逝，清江清且涟漪。一转眼，李榕辞世131年了。他死后五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东邻日本打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四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九年，戊戌变法，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十一年，庚子国难。二十一年，清帝逊位。三十年，“五四”运动爆发，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十年，三中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工业大发展的时代。

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草木岂无根！

百多年来，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了祖国文明进步而奋斗，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白骨布满了原野，血肉碰钝了刀锋（鲁迅语），然无一刻气馁。今天，我们拜祭剑阁历史上的有为官员，铁骨铮铮的汉子，文思泉涌的诗人，古道岸然的师者，读其文、思其人，感激感奋之余，以之为则，重振乡邦直道，共扶世道人心，以告念先烈在天之灵。

来源∣作者∣梁义德（剑阁县教育科学研究室原教研员）

编审∣教研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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