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这回来介绍一下我军著名部队“临汾旅”的前身——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及其下属各团（总队）的组织沿革史，该纵队在晋西事变前曾发展到八个团（总队）共九千余人，但在事变中却遭到严重挫折，损失了三个主力团。经过重新整顿后，决死三纵队虽一度被缩编为两个团，但也同时走上了新的征程。

1938年决死三纵队部分领导在山西长治

鲁瑞林（鲁瑞林鲁五一）

决死三纵队最初是1937年12月由决死第七、八和九总队合编而成，纵队长陈光斗和参谋长颜天民都是脱党分子，政委是积极分子戎子和，政治部主任是地下党员董天知。这样从一开始，三纵队就处于进步力量的领导下，这种局面当然是为山西军阀阎锡山所不容许的，所以才半年时间，陈光斗就被调回山西秋林任新军副总指挥就，实际上被架空，纵队长由颜天民接任，同时阎锡山又相应提拔了一些顽固派旧军官。

太原沦陷后，决死三纵队转移到晋南地区，后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行政上称为第五行政区，由原决死七总队队长、进步旧军官王子玉担任副司令员。第五行政区后陆续成立四个保安支队和一个政卫营，秋林会议后整编为保安第九、十团。这期间晋东南各地又陆续出现了由各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分别被整编为游击第十、十一团和第32团，以上五个团在指挥上也全部纳入三纵队建制。

1939年4月秋林会议后，为控制三纵队，阎锡山宣布取消纵队部和政委制，并将三纵队主力六个团分拆为晋绥军独立第三旅和第197旅，除第32团外各团也都定了新番号，但因为晋东南天高皇帝远所以各团的新型号没有使用。戎子和、董天知等也见招拆招，除了对顽固派旅长赵世铃的第九总队不能完全掌控外，对其他团都作了可靠布置，但由于部分领导的麻痹大意，使其中混入了伪装的两面派分子，进而导致后续反顽斗争的失利。

决死三纵队长戎子和、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第七总队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5月的国民兵军官教导第十团，该团招募了来自晋中、晋南19个县的1600余名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员，整编为三个营十二个连，由顽固派旧军官李冠军担任团长，各级军官也均系旧军官，政工干部则均出自太原军政训练班和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9月，教十团被改编为决死三总队，阎锡山起初想用这支新军坚守太原，但在八路军劝说下即调该团前往晋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7年12月扩编为决死三纵队前，原总队长李冠军得知升职无望，企图率部叛变但被挫败，李冠军后被押往第二战区司令总部，并自杀身亡。事后第三总队主力被改编为七总队，另抽出部分干部和部队与晋南新招募的青年合编为第八、九总队。部队改编后由王子玉任总队长，董天知兼政治部主任，王子玉调职后由表现相对进步的旧军官张济接任总队长。

1939年4月，决死七总队改属独三旅，为了预防阎锡山搞事情，地下党员卢正维被提拔为第一大队长，再加上九个中队长中有四个是地下党员，进步势力原本是具有一定反击力量的。但总队政治处主任、积极分子郭鸿璜才21岁，年轻没有经验，没有识破张济的真面目。后者经常在公开会议上大骂顽固派，表示不会跟着阎锡山，连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也认为其“没问题”，这都为之后七总队的叛变埋下伏笔。

1938年7月，决死三纵队部分指战员在勘察地形

第八总队是1937年12月由决死三总队抽出部分军事干部，加上军政训练班、教十团和随营第三分校的部分学员，以及在晋南地区招募的农家子弟组建而成，很快发展到三个大队十个中队的规模，总兵力1500余人。总队长起初为旧军官刘宝堂，后换为顽固派旧军官白英杰，政治处主任起初为地下党员秦淮，后秦淮调去民大任教，主任由纪忠接任。

白英杰虽然立场顽固，但打仗和指挥还是有点能力，在1938年5月对日伪军的秦岗战斗中，三大队长李荫汉英勇牺牲。同年冬，大后方电影摄制组还来到晋东南根据地，将八总队体育比赛和检阅民兵的场景拍入战地纪录片《华北地方是我们的》，在后方公映并引起不小反响。秋林会议后白英杰调任决死二纵队196旅旅长，总队长由表现相对进步的孙瑞琨接任。

1939年4月，决死八总队改属独三旅，为了预防阎锡山搞事情，八路军干部陈明被提拔为第三大队副队长，此时全总队的九个中队长中有五个是地下党员，再加上倾向进步的八中队长李志刚，进步势力原本是占用优势的。但政治处主任、北师大毕业生陈士平盲目信任伪装进步的两面派分子孙瑞琨，为之后八总队的叛变埋下伏笔。

1938年决死三纵队部分领导转移途中聚餐

第九总队是1938年1月由国民兵军官教导第六团的两个营和第七团的一个营合编而成，总兵力三个大队十个中队共1250多人，总队长是顽固派旧军官赵世铃，政治处主任是积极分子任映仑，军官均系教导团的旧军官、军士，政工干部则来自军政训练班。赵世铃起初表现还不错，3月初八路军朱总司令还应邀到九总队作报告，对该总队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转移到晋南后，由于与上级组织一度失去联络，总队政治处主任任映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没在总队里建立地下党组织，使得地下党在该总队的控制力明显偏弱。一直到1939年秋，积极分子郝廷珖才被纵队部派来担任政治处主任，试图重建和发展地下党组织，结果引起赵世铃的敌视，赵世铃党羽与政工干部之间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几度拔枪威吓。

其实早在1939年春，赵世铃去秋林受训被阎锡山任命为第197旅旅长后，其态度就明显转向顽固，经常和政工干部对着干。为了压制赵世铃，纵队领导采取了一定措施，比如提拔与赵世铃有矛盾的旧军官王寿堂为代总队长，另提拔一些地下党员为中队长。但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实行得有些晚了，再加上纵队领导始终顾虑重重，不敢对态度嚣张的赵世铃采取措施，最终酿成大错。

1938年朱总司令在山西长治给三纵队干部训话

游击第十团前身是1938年3月由山西民大四分校六队的300名学员编成的民大四分校游击第一支队，队长是原红四方面军干部雷震，4月这支部队收编了地下党员王祖尧组织的铁路工人自卫队200余人，6月又收编民大四分校游击四支队200余人，7月又收编夏县游击队二支队500余人。1939年秋林会议后该团被编入第197旅，旅长赵世铃曾几次阴谋要雷震把进步干部组团送去旅部，但都被雷震以各种借口顶回去。

游击第十一团前身是1938年春旧军官李其昌在临汾农村组织起的三纵队游击二支队，后陆续收编由安邑县工农组成的游击五支队、翼城县游击二支队和翼城县游击五支队，团长仍为李其昌，后为进步旧军官刘修堂。1939年秋林会议后，该团被编入第197旅，并收编了两个起义的伪军连队，任命起义连长牛善斋为一营长。至晋西事变前，该团因对日、顽作战减员，被缩编为两个营共1000余人。

第32团前身是1938年11月由翼城等六县人民自卫大队合编成的政治保卫四支队，支队长是从决死一纵队调来的红四方面军干部胡正平，起初辖三个大队共1200余人，后集中整编时，一些战士因不愿离开家乡而自动离队。1939年7月，四支队转移到晋东南根据地，改称第32团并纳入独3旅建制，后来的志愿军第180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干部郑其贵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到该团，化名孙澋正。

游击十团团长雷震，32团团长胡正平

保安第九团前身为1937年壶关县长、地下党员张恒业组建的县自卫总队，次年2月，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地下党员高体乾调来担任总队长，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军事素养。3月，总队改称晋东南游击第一支队，四个月后改称第五行政区保安一支队，1939年6月与政治保卫营合编为保安九团。该团团长起初为顽固派旧军官于文华，后地下党组织抓住他贪污的把柄将其驱逐出部队，并由高体乾接任团长。

保安第十团前身为1938年7月由晋城、沁水县游击队和潞城县独立营合编成的第五行政区保安二支队，支队长是旧军官卢有年。1939年6月，该支队与由民大六分校的四支游击队编成的保安四支队合编为保安十团。8月，卢有年与晋绥军将领孙楚搭上关系，开始密谋叛变，地下党书记高治国发现了卢有年的阴谋，并说服第五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员王子玉将保安十团驻地调到保安九团附近，以防万一。

1939年下旬，被阎锡山任命为第三行署主任的晋绥军将领孙楚率两个连抵达晋东南地区，并在背靠蒋军五个嫡系军的有利形势下开始发展三纵队的旧军官叛变。11月下旬，卢有年在孙楚命令下企图叛变时被地下党识破，被迫挟持团部20余人及一个连叛逃，王副司令员的老部下李契之后被任命为团长，并协助地下党解除了有叛变危险的一、五、六连的武装。李契之随后率一个半营去追击叛逃的二连，结果因遭到蒋军第47军围攻而不得不撤回。

保安九团团长高体乾，被害的196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

12月初，孙楚开始陆续组织顽军捣毁第五行政区的后方机关和各县政府，面对孙楚的步步紧逼与决死一、二、四纵队陆续开始与阎军决裂或是清洗旧军官的局面，纵队领导不仅未能及时处置顽固派分子赵世铃、盲目信任两个两面派总队长，还在这关键时刻陆续离开岗位去开会，给顽固派分子发起叛乱造成了可乘之机。

12月23日，第八总队长孙瑞琨及其副手、队附袁士琏首先发难，在沁水县苗沟村开会时逮捕政工干部及进步军官40余人，并杀害总队政治处主任陈士平、一大队指导员阎彦之等八人，随后其率部投靠了孙楚。两天后，独3旅旅部也在参谋主任李翔初、副官武振裔的欺骗下，以“躲避叛军袭击”的名义投靠到孙楚那边。

12月26日，第七总队长张济也发动叛乱，以开会之名诱捕了总队政治处主任郭鸿璜、第一大队长卢正维等24人，其中包括前来避难的第197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与第九总队政治处主任郝廷珖，这些干部后来也都被移交给孙楚。在翼城县执行任务的三中队长戴铮识破了张济的阴谋，带领全中队100余人经四个月的转战成功归队，两个月后六中队分队长师府洋也带着70余人成功脱离叛军并回到根据地。

1940年1月游击十团与决死一纵队胜利会合

12月27日，第197旅旅长赵世铃召开第九总队干部大会，公开宣读阎锡山要他叛变的密令，宣布正式叛变，不过为安抚人心，他只逮捕了平时与他斗争最坚决的组织干事杨凤鸣，对于其他政工干部的去留则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游击十团团长雷震真实身份的赵世铃还企图拉拢其一起叛变，斗争经验丰富的雷震假装答应，却暗中率全团迅速转移，安全抵达决死一纵队控制区。

在得知三个总队陆续叛变后，游击十一团团长刘修堂迅速率该团二营掩护包括戎子和、董天知在内的纵队政治部及第五行政区后方机关转移，一营营长牛善斋果然叛变并前来袭击，结果遭到二营六连痛击，不得不撤退。随后二营营长卢育桐也带着该营四、五连叛逃，但八路军第344旅687团问询赶来追击，救回被挟持的二营官兵200余人。

第32团则由于不明情况，前来寻找纵队政治部时才发现政治部已经不知去向，28日，在遇到八路军第687团一个单独活动的连队后，该团才成功归建，但其派出去打游击的三个连则都被晋绥军独立第八旅缴械。为反击独八旅，1940年1月16日，第32团配合八路军第687团在高平县南部杨村全歼独八旅第13团，活捉团长陈树华以下200余人。

整编后的三纵队两任副司令员郭国言、鲁瑞林

晋西事变后，损失惨重的决死三纵队各团余部陆续集中起来进行整顿，其中保安九团与保安十团余部合编为保安团，后改称三纵队第七团，辖三个营共1200余人，团长为红四方面军干部余能胜。游击十一团余部被编入第32团，改称三纵队第八团，团长为红军干部宋绍廉，1940年6月该团分别编入第七、九团。游击十团则在补入平顺独立营后，改称三纵队第九团，团长仍为雷震。

决死三纵队整编后，纵队长仍为戎子和，原参谋长颜天民调决死一纵队工作，政委董天知由于在百团大战中牺牲，先后由傅雨田、王一伦担任政委，包括红四方面军干部刘昌毅在内的一批干部也被调来担任要职。1940年12月，在主力部队地方化的要求下，三纵队机关兼任太行军区第三分区，同时又恢复第八团建制，下辖四个连，团长为红四方面军干部郭本银。

进入1942年，华北敌后战场进入最艰难时期，决八团再度被撤销，决死三纵队副司令员、红四方面军干部郭国言也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后由红四方面军干部鲁瑞林继任副司令员，此时全纵队兵力仅剩两个团约1700余人。1943年春，纵队司令部、三分区司令部由并入八路军第385旅，到当年夏三纵队实力下降到历史最低潮，仅剩1270余人。

徐向前为临汾旅颁发牌匾

直到1944年华北敌后战场形势开始逐渐好转后，决死三纵队的两个团实力才逐渐恢复，到1945年10月抗战胜利时，决七、九团分别恢复到三个营十一个连的规模，此时决七团团长为红军干部黄定基，政委为张向善，决九团团长为程英林，政委为郑其贵。1945年12月，决死三纵队与汾东游击支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3旅，即大名鼎鼎的“临汾旅”，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解放军第18兵团60军179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