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红

刘聪个人资料（刘聪个人资料简介）

周东红，十二届安徽省政协委员，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人。参加工作30多年，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最美职工”“大国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有一种物件，一直洞悉着中国书画家的心思。

它的名字叫宣纸。

在万木葱茏的安徽省宣城市泾县，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欣然相逢，在杨桃藤汁与山泉水的见证之下，一段旷世奇缘至此天成。

宣纸，便是这段美满缘分的结晶。

“轻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闻声。”千百年来，玉骨冰肌的宣纸彰显着书画家们的内心所想，渲染着他们的意念所及。

宣纸是大自然对泾县的馈赠，也是这里奉献给人类的礼物。其制作技艺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开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1964年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为宣纸作过这样的评价。

不过，如此深远的背景和意义，入行前的周东红并不是十分清楚。

年轻时的他只知道，造宣纸是一门手艺，是一份上街买菜会被人高看一眼的体面工作。

第一次远行

1986年的2月中旬，春节刚过，乍暖还寒。

一大清早，节日里走亲访友的人流还尚未形成，19岁的周东红便收拾停当，准备一趟远行。

周东红是泾县丁家桥人，他今天要去的地方叫乌溪，两地相距30多公里。

这是青少年时期的周东红最远的一次出行。而从今天来看，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出行之一。

对于这次意义非凡的行动，周家给予了高度重视。母亲为周东红准备了一套体面的衣服，一顿丰盛的早饭。而周东红自己则将家里的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擦了又擦，查了又查，每一个环节都认真细致。

“这辆自行车是家里最拿得出手的大件，是我在江里捞虾换来的。”周东红说。

沐浴着早春的阳光，周东红骑着这个在当时堪称豪华的出行装备，显得意气风发。当然，他心里还有一些忐忑——这趟远行，将影响着他们家未来的生活质量。

春节前夕，村里的一位在泾县宣纸厂（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工作的熟人告诉周东红：厂里最近要招一批学徒工，你可以去试试。

对于这个远在30公里之外的国营宣纸厂，周东红原本并没有什么印象。但他忽然想起，这个厂里的人买过自己的鱼虾，且每次成交量都不小。

这一细节丰富着周东红的联想，并让这个纸厂的形象在他心中变得立体又高大。“如果能到这里上班，应该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周东红心中充满了神往。

约摸三小时后，周东红终于到达了纸厂所在的乌溪村。厂里的熟人接待了他，并将其介绍给生产科科长。在这位科长的安排下，周东红被带到了一个边长2米左右的水池面前。

绝大多数泾县人都认识这个水槽——这是制作宣纸的纸槽。

△从上到下分别为捞纸、提帘、放帘、补帘

入水，弯腰，出水……在科长面前，周东红展示着宣纸制作中捞纸的基本功。一番操作之后，科长留给他一句话：课法（动作规范性）还行，回去等消息吧。

这场简短的面试，成为周东红人生的重要转折。一个星期之后，他等到了自己期待的消息，成为了泾县宣纸厂的工人。

母亲的两次发火

实际上，在这次面试之前，周东红和宣纸已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1982年7月，家中姐妹兄弟共7人的周东红辍学。按照原来的人生剧本，当年秋天他可以进入初三，但困难的家庭条件对剧本进行了改编。

辍学的周东红在家务农。他排行老四，是家里最大的男孩，因父亲听力不好，于是他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所有的农活都会干。”周东红告诉记者。

除了农活，他还有一手捉鱼摸虾的本事。每到夏天，他就在家门口的青弋江中结网下笼，用收获的鱼虾换来家中急等的零用钱。“经常从傍晚忙到凌晨，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捕到上百斤。”

而在周东红的母亲看来，这种水中的功夫并不算正道。更让她不放心的是，江中水情无常，长期劳作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情。

“还是学一门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母亲给周东红设计了人生之路。

1984年下半年，周东红成为了自己二姨夫的徒弟——二姨夫是木匠，手艺不错，一天的收入曾高达两块二毛钱。

然而，身材纤瘦的周东红，使唤起斧头、刨子来，怎么也不如鱼网虾笼一样顺手，“我就不是木匠的料子，不管怎么刻苦，就是掌握不了窍门。”半年后，自认为入错行的他放弃了成为鲁班的念头。

母亲为此大骂了这个“不争气”的孩子。骂完过后，又找到自己的弟弟将周东红带到宣纸厂学艺。

周东红的母亲老家在泾县小岭，这里是宣纸的发祥地，周东红的舅舅就在村办的小岭宣纸厂工作。

1985年的夏天，舅舅领着周东红逐个观摩宣纸厂里的车间：在晒纸车间，50多度的高温让他看着就浑身冒汗；在剪纸车间，全是女工的场景，也不符合男子汉气质……当他到捞纸车间，看见两名工人站在水槽边晃动一下竹帘就把纸张制成时，终于欣喜若狂：“这个好！轻松，凉快，我就学捞纸吧。”

舅舅对于周东红的选择也很高兴。因为他的妻弟就是厂里的捞纸工人，这让他减少了为外甥找师傅的难度。

周东红再次踏上了学艺之路。他每天清晨起来，傍晚才下班，期间全神贯注着师傅的每一个动作。由于长时间在水里作业，一周后，他双手开始到处起水泡，手丫里全是红点子。

这让他再次怀疑是否选错行当，“捞纸怎么比学木匠还难？”

于是，周东红与师傅不辞而别，回到家中谎称“厂里放假”。几天后，舅舅与师傅碰面后发现外甥“失踪”，连忙赶到姐姐家报信，却发现他就在家中……

母亲又一次大发雷霆。之后，她与弟弟轮番出场，摆事实、讲道理，对儿子开展了一波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

事后证明，这场头脑风暴及时且富成效。周东红跟随舅舅返回了纸厂，直到年底被强行终止学习。

职场首月

周东红的学艺形式属于“走后门”式的偷学行为。

当时的泾县，年轻人学习造纸蔚然成风，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纸厂当学徒。于是便出现了大量的编外学徒：这些年轻人没有通过厂里，自己花钱直接找师傅学艺。

这是厂里不能接受的。因为带徒需要占用纸槽和师傅的时间，对厂里的产量有影响。在睁只眼闭只眼一段时间之后，厂里终于对这些编外学徒下达了逐令。

周东红只有回家。巧合的是，县里的国营宣纸厂招收学徒工，他幸运地被录取。

同样巧合的是，小岭另一名捞纸的学徒也来到这里。周东红与之一拍即合，组成了捞纸的搭档。

在宣纸制作中，捞纸工人是两人一组：一张帘子，两边站人，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主者称掌帘人，辅者称抬帘人。

周东红与同事互为主辅，每天起早摸黑，辛苦并快乐地迎来了职场满月。

不过，到第二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他们俩傻眼了：上个月干的活远远没完成任务——量是够了，但成品率极低。

周东红这时才真正明白，捞纸不但是“累”，更是“难”。“对于一个天分很高的人来说，捞纸至少要三年时间才能出师；尤其是掌帘，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了掌帘师傅。”

捞纸技术难在哪里？

简而言之，捞纸就是两工人站在捞纸槽外，不停地重复肢体屈伸动作，用竹帘从纸槽中捞出纸浆（处理好的草浆、藤汁和泉水的混合物），形成纸膜后揭下来并规整地码放好。

但每捞一张纸，纸槽中的浆料就会变少，纸浆浓度随之变低，同时纸浆沉淀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而这其中工人捞出纸的分量却不能变：以规格为四尺的宣纸为例，一张纸的重量浮动仅为1克左右。

这就要靠掌帘人带动抬帘人，不断更换捞纸姿势。“每捞一张宣纸，姿势都有细微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捞纸尤其是掌帘的精髓。”周东红说。

而宣纸的种类有100多种。这就意味着捞纸工要熟悉100多种水浆动态，练就100多种分寸得当的手感，体味100多种细微差别。

此外，纸浆捞出后码放的动作同样难以把握。即使是熟练的老师傅，稍微不注意就会存在水皱、水泡或水洞等瑕疵……

由此可见，两位职场新兵，完不成任务也在情理之中。

两个年轻人都垂头丧气，怎么办？

“当时真有点打退堂鼓了，但想想还是要坚持；捞纸是我的饭碗，还是一个很有面子的饭碗——我们穿着工作服去买菜，菜价都比旁人贵！别人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半年多前周东红接受的那场思想教育，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两个人赶紧调整，分别在厂里再次拜师求艺，巩固抬帘技术，系统地学习掌帘技艺。

学徒工到生产能手

1986年5月，泾县宣纸厂某个纸槽边。连续两个月没有完成任务的周东红，毕恭毕敬地站在师傅沈洁明的身旁。

“捞纸，关键看你自己怎么学；我教你的每句话，你不但要仔细听，还要用心悟，三心二意肯定学不会……”沈师傅擅长掌帘，是厂里有名的技术骨干。对于眼前这个慕名找到自己的徒弟，他从思想上开启了徒弟的学习之旅。

每天凌晨两点，周东红就来到捞纸车间，做好卫生清洁、器具摆放等准备工作，候着师傅上班。他以抬帘者的身份和师傅搭档，偶尔也会和师傅换位，实践着师傅传授的要领。直到下午6点，师徒二人才下班。就这样寒来暑往经过了一年多的时光。

第二年，厂里扩大生产，又招了一批学员，其中有2名分到沈师傅的身边学艺。这给周东红的技艺长进提供了机会，“这个期间，我掌帘的机会猛增——因为师傅要在抬帘那边教师弟入门。”

在师弟们基本掌握抬帘技术之后，他建议师傅不必起早，以便自己可以获得更多掌帘机会。他协助着师傅完成工作任务，同时学会了纸帘维修等技术，让师傅不必为生产工具的保养而费心思。

为了弥补产品合格率不高的缺陷，他不断延长着工作时间，甚至凌晨刚过就来到纸槽边，“那时候，困得不行，床头要放两个闹钟才能把自己叫醒。”

除了疲惫，长时间泡在纸浆中的双手，也持续不断地考验着他的学艺决心：

“在春冬季，手上长满冻疮，肿得跟萝卜一样；到了夏秋季，双手溃烂到整层整层地脱皮，只能靠涂抹药膏缓解疼痛。”每天下班后，他的手掌要始终保持张开的姿势，好让双手通风透气。

1987年夏季，周东红曾在农忙时回家帮忙。母亲发现，儿子的双手已经不能再插秧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捞纸技术日益提高，不同品种纸张的份量也能够稳定控制。1988年3月的一天，师傅看着他捞出来的产品，说出了一句他期盼已久的话：可以了！

很快厂里组织了对他的业务考核。结果显示，他捞出来的纸合格率在99%左右！换句话说，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别人三年都难以达到的学习成效。

当年8月，他正式出师，同时自己也开始带徒。第二年初，他还接到了厂里给他颁发的“生产能手”奖状。

大国工匠

第一次得到荣誉，让周东红感觉“十分美好”。两年后，这份美好的内涵得到延伸：1991年，他与妻子张晓霞结婚。

成家后的周东红，多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加增添了对工作的关注度。他每天很早起床上班，下午六点多才回家，“我们那时过的是半夜夫妻。”张晓霞经常这样笑称。

作为一名捞纸工人，他的双手依然在经受着酷暑寒冬的煎熬。张晓霞回忆，丈夫的双手经常肿胀、流脓，以致女儿小时候都不敢让爸爸抱一下，生怕被他的手传染了。

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捞纸工需要在不断地实践中保持手感。“冬天里，即使纸槽上冻，也要用锤子把冰块砸开，毫不犹豫地下水。”周东红说。

在同事们的眼中，周东红是一个特别专注的人：工作中的他，从不带手机到车间；他的神情总是高度集中，生怕外来干扰影响到自己捞纸时的状态……

潜心工作的周东红，技术越来越好，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1993年，厂里接到一份特殊订单：要做一种失传已久的“扎花”宣纸。这种纸的成品每刀只有2斤8两，不到正常规格（6斤1两）的一半。

这种超薄的宣纸，制作难度极大。“当时，厂里很多人试捞，都不成功，最后只有师傅上马才把任务拿了下来。”周东红的徒弟赵志刚介绍。

肩挑重担的周东红，身心完全进入试制这种订单的状态中，直到把自己累到高烧不退。

“上班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纸，下班时去医院吊水，心思还在纸上。”张晓霞回忆，医院里的周东红一只手插着输液针，另一只手捧着关于“扎花”的资料。

终于，在无数次实验之后的一个夜晚，薄如蝉翼的“扎花”在周东红手中重现于世。

“扎花”的成功，更加奠定了周东红在厂里的地位，之后屡屡承担着重大技术攻关工作，并不断得到认可——在人才济济的泾县宣纸厂，他几乎年年都是先进。

慢慢的，他的荣誉扩展到了企业之外。

2007年，他荣获宣城市第二届“杰出职工”称号；2009年成为县级劳动模范；2012年成为省级劳动模范；2015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并成为央视报道的首批8名“大国工匠”之一。

2016年3月，他荣获第二届全国质量奖提名奖；2016年4月荣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全总联合授予的“最美职工”称号；2017年初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成为第10000名“中国好人”……

情感与责任

在这期间，周东红对宣纸的认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2004年，厂里实行企业改制，有人邀请他担任宣纸销售企业的负责人，他谢绝了。

“捞了这么多年的纸，天天和同事一起捞纸、吃饭、探讨捞纸技术，这些成了我的习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爱上了这一张张宣纸，不再感觉捞纸是一件辛苦的事，而是一种快乐。”周东红说。

△晾晒在山上的宣纸原材料

在张晓霞看来，捞纸对于丈夫已不再仅是饭碗，更是一种情感和责任。

作为大国工匠的周东红，如今依然在生产一线。2012年，他被调到宣纸文化园。这里是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他在这里捞制古艺宣、乾隆贡宣等高档宣纸，同时为广大游客展示宣纸制作技艺，协助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事宜。

传承，正成为他工作中的关键词汇。

作为师傅的徒弟，他被沈洁明毫无保留地传授技艺。此后，他也将这个传统持续发扬。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带了30多名徒弟，并对他们倾囊相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师傅对我知无不言，精心指导。”赵志刚说。

如今这些徒弟们大都成为了公司的骨干，其中产生了一批先进工作者、工艺美术师和捞纸技艺传承人。

在徒弟们带来欣喜的同时，周东红也有遗憾：这些徒弟中，2000年以后进厂的，基本上没有了。

周东红告诉记者，从事宣纸尤其是捞纸的人员正呈现出老年化趋势：每年宣纸行业新增捞纸工数量逐步减少，其中还不断有年轻人离职，这成为了宣纸传统技艺传承的一大难题。

2018年1月，周东红成为十二届安徽省政协委员，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为宣纸技艺的传承而呼吁。

在2018年和2019年的安徽省两会上，他连续建议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宣纸，加入宣纸行业。

事实上，宣纸的传承向来被各级相关部门重视，仅他所在的企业一直就有传、帮、带机制，同时还建立了技师、高级技师评聘机制，“但这对于传统手艺来说还不够，宣纸制作人才的培养最好能纳入到全社会的评价体系。”周东红认为。

他建议要进一步改善宣纸制作的工作环境，为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减轻劳动负担；要通过各种激励方式，评选年轻的技师，并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要给予一线工作者得到社会认可、评职称机会，让年轻人愿意长久留在这个行业……

“宣纸是国家的瑰宝，我们有责任让它长久繁荣下去。”周东红说。

记者：胡方玉

编辑：刘聪

审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