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价历代文人之司马迁】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历代史书的典范，被誉为“二十四史”之首，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父亲（司马迁父亲的名字）

梁启超也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之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毛主席一生熟读史书，对《史记》更是推崇有加，对它的作者司马迁，也是非常推崇。

毛主席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史记》，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写道：“《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呢？实际上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

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对历史有着非常深的研究，其撰写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读了许多遍，为其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谈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接着《春秋》再写一部到汉朝的通史，但是，这个想法还没有付诸实践，他就病逝了。临终前，他紧紧握住司马迁的手，对他说：“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着泪点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

司马谈去世以后，司马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着手写这部史书，可是，他渐渐发现，要写一部史书，光看书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积累，要熟悉中国各地的历史。于是，他遍访中国各地，收集史志，了解地方发展史，收集了许多历史轶闻，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毛主席对司马迁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就非常赞赏，在《讲堂录》里这样写道：“司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受了司马迁的影响，1917年暑假，毛主席与好友萧子升结伴游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了沅江、益阳等五个县，了解了各地农民情况和风土人情，写下了很多记录和心得，为后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毛主席感觉身体稍微好一点了，便与护士孟锦云谈话，讨论到了《资治通鉴》，并提到了《史记》，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其实，这也是毛主席一直在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经历过伤痛或是屈辱，积压在心中的愤懑、不平到了顶点，最后通过笔端进行呐喊，才成就了伟大的著作。

早在1957年，中央要调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毛主席特地找他谈话，说：“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然后，毛主席又举了屈原和司马迁的例子，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毛主席对司马迁当年受宫刑后的委屈，也是非常理解和遗憾的，1949年底，他在去苏联访问的路上，就与翻译师哲谈起过这个事，说：“汉武帝七岁立为皇太子，十六岁即位，在位五十四年，把汉朝推向了全盛的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违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不过，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他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了。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这段话中，毛主席在评价汉武帝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惋惜之情。

当年司马迁有个朋友叫任安，蒙冤受刑后，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像当年为李陵喊冤那样，救自己一命。

但是司马迁已经看破世事，表示很难相救，就给他写了一篇著名的《报任安书》，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句话，毛主席就经常引用，比如在为纪念张思德而写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主席就写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关于《报任安书》，毛主席还有一次经典的引用，就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道：“司马迁后来跟朋友解释说，他遭受了奇耻大辱为什么还要活着，主要目的就是完成史记。他为什么遭受奇辱，这是因为当时汉武帝糊涂，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他做出这个决定了，受害的人怎么看？如果沉沦下去，人也就完了，要像司马迁那样，在逆境起飞，最后才有质的变化。

“现在为许多遭受挫折的同志平了反，要出来工作，是不是就必须安排到平职或是更高的职位上去工作？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然后，毛主席又引用了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实际上，这里既有毛主席的无奈，也有对大家的鼓励。

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发生各种不公正的事，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其实也避免不了，不过现在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但是，作为当事人，也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不能太消极，要学司马迁、屈原、左丘明、韩非等人，越是身处逆境，越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要坚信共产党是一个公正的党，早晚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因此，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推崇司马迁，除了他那部伟大的著作《史记》，还有他身处逆境而毫不气馁，反而愈挫愈奋的伟大精神，更加值得共产党人学习。

（参考资料：《毛泽东读史》《毛泽东年谱》《司马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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