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天，在湖南长沙一家贫困妇女家的门口突然来了几辆小轿车，那时轿车是十分稀罕的物件，邻居看到后都感觉到奇怪。

对于这个穷大姐，大家是有一定了解的，大姐姓郑，丈夫生前犯了事，很早就被枪毙了，郑大姐在解放前都是东躲西藏的，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直到解放后才回到长沙。

邻居们比较佩服这大姐的一点就是，一个寡妇，过着再苦再累的生活，也坚持过来了，还把孩子养大。

夏明翰简介70字（夏明翰个人简介）

女儿很有出息，考上了武汉大学，但是因为交不起学费，只学了半年，后来得知北京农业大学可以免学费和伙食费，就转到那里去读书了。

邻居们看着郑大姐不容易，就把工厂里糊纸盒的活让她来做，那个时代很多产品没有完整的生产线，只能靠工人把半成品拿回家去做，这样生产效率更高。

邻居们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穷大姐，怎么会有能开上小轿车的亲戚，这么亲戚怎么不早点来看望她，让她少吃点苦头呢？

当郑大姐家外挤满了小轿车后，下来几个干部，见到郑大姐后，紧紧握住她的手，声泪俱下地说：“老嫂子，可把你找到啦！”

郑大姐逃难的时候，常年给人做刺绣，把眼睛做坏了，等到干部走进了才看清楚，这些干部不是别人，都是她丈夫的战友。

原来郑大姐的名字叫郑家钧，她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明翰，来的干部中，不乏李维汉、谢觉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专程从北京来接郑大姐到北京去接受组织上的照顾。

在湖南，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夏明翰的事迹，就是那个被杀时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革命英烈。

但是却鲜有人知夏明翰的妻子郑家钧的事迹，在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郑家钧是一个苦命的妇女，出生在一个十分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早早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照顾不了她，就让她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

影视剧中童养媳的形象

在以往的影视剧中，童养媳的形象都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小一点的男孩，然后童养媳把男孩拉扯长大。

其实，这是一种曲解，真正的童养媳是从幼女时就被婆家领养，长大后再成亲，之所以会有这种陋习，是因为在旧社会时，老百姓娶不起媳妇，就从养不起女儿的家里把女儿抱家来养。

正因为如此，婆家也是极穷的，这注定了童养媳往往都是悲剧的命运，小家钧给人做了童养媳后，不但要干很多活，还受到各种虐待，不甘向命运低头的她，就逃到了长沙，学习湘绣养活自己。

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时，尽管没有接受过革命教育，郑家钧却意识到，想要拯救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必须参加革命。

正是在罢工运动中，郑家钧结识了来长沙组织工人罢工运动的夏明翰。

夏明翰的家庭条件很好，甚至可以用豪绅世家来形容，其父还当过清朝的三品官员，然而夏明翰在接触了革命思潮后，决定与封建家庭决裂，逃到了长沙，经过何叔衡的介绍，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投入到革命运动当中。

说起夏明翰与郑家钧相识，还颇具传奇色彩。

1923年5月，夏明翰等共产党人组织了“湖南反日外交后援会”，以阻止日本倾销日货冲击民族工业发展。

5月31日，日本有一个商轮开到商轮，夏明翰当即准备带人去搜查船上是否有要倾销的日货，双方因此发生冲突。

第二天，夏明翰等工人运动领袖便带着长沙的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当时停在湘江的日本军舰无视中国主权，直接派兵登陆，在长沙街头开枪镇压游行的工人和学生。

当时郑家钧就在游行队伍中，当她看到有人向夏明翰开枪时，一把推开夏明翰，使得夏明翰躲过一劫，而她自己却胳膊中了弹。

郑家钧住进医院后，夏明翰为报答郑家钧的救命之恩，同时代表党组织经常去医院看望郑家钧，两个人因此相识，后来又一起工作。

郑家钧出院后，每次夏明翰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前，都要换上农民的衣服，方便开展工作。

然而郑家钧看了夏明翰的装扮后，立刻掩嘴笑着说：“哪里都像农民，就是不该多了一副眼镜。”

夏明翰自然没有郑家钧更懂得乡村生活，因此一眼看破夏明翰装扮的漏洞，因为农村年轻的农民平时用眼不多，根本不会近视，自然也就不会戴上眼镜。

夏明翰苦笑着说：“唉，不戴它看不见，有什么办法？”

郑家钧想了一会儿就说：“来，我给你脸上化一下妆，变得苍老些。”

然后，她就给夏明翰贴上了假胡子，再抹上一层黑粉，这样夏明翰就像一个农村老农民了。

郑家钧还告诉他：“走路的时候，步子放慢些，腰背要微驼。”

随着接触的增多，两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畅谈中国革命的未来，畅享革命胜利后的样子，并产生了爱慕之情。

大概是由于夏明翰与郑家钧是出身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想要突破世俗的眼光结合，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此，两个人虽然互相爱慕，却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种爱情上的“僵持”让毛泽东看不下去了，有一天，毛泽东来到夏明翰的住处，发现夏明翰正在屋里洗衣服，感觉挺有意思，因为夏明翰是富家少爷出身，从小到大很少干这种家务事，洗起衣服来很笨拙，于是就打趣地说：“明翰，该找个伴侣啦！郑家钧对你不是很好吗？”

夏明翰难掩内心的激动，当时回答说：“家钧好！家钧好！”

毛泽东趁机说道：“你们俩有共同的理想和情操，情投意合，道同志合，早点成家吧！”

毛泽东这样一说，相当于给夏明翰和郑家钧做了介绍人，没有父母之命，没有媒妁之言，只有毛泽东这一句话，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确立了关系。

1926年秋，在湖南长沙清水塘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夏明翰与郑家钧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成婚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子，如此简单的陈设，却坐着一屋子即将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有何叔衡、李维汉、谢觉哉等同志。

为了祝贺这对新人，大家也都送来了小礼物，有送钢笔架的，有送金鱼缸的，让本来就很小的屋子显得更拥挤了，婚礼开始后，没有那些繁文缛节，大家简单吃完饭后，一会唱起长沙民歌，一会哼起衡阳小调……

婚后，夏明翰与郑家钧搬到了长沙望麓园，与毛泽东、杨开慧住在一个院子里，郑家钧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却很聪明好学，乐于接受新的事物，在与杨开慧相处期间，学会了很多东西。

见到妻子勤奋好学，夏明翰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教她读书写字，郑家钧的文化素养很快有了提升。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快乐的生活总是短暂的，而危难却无处不在。

1927年4月中旬的一天，外面下着雨，夏明翰很晚才回到家，心情十分沮丧，郑家钧一看就知道出了问题，于是问道：“明翰，出了什么事啦？”

夏明翰舒缓了一口气说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四一二政变，反动派屠杀革命群众

当时郑家钧已经怀孕，而且即将分娩，夏明翰却对郑家钧说，一定要去“斩蒋贼头”，要投笔从戎，亲自上战场。

夏明翰很快来到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政治部，随军开赴河南前线，由于革命形势风起云涌，夏明翰不久听从组织安排回到湖南工作，担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转入地下工作。

在艰苦困苦的条件中，郑家钧刚生下孩子，依然陪丈夫从事革命活动，尽自己力所能及地工作。

很快，由于夏明翰的身份特殊，身份暴露，国民党四处张贴通缉夏明翰的布告，在此期间，夏明翰相继失去四位亲人，革命也进入到最低谷的时期。

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夏明翰也并没有被敌人吓倒，反而在报纸上公开写道：“越杀越胆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为保护党的机密，夏明翰不得不经常变动住宿地点，郑家钧就带着孩子到处跟夏明翰跑，并且利用特殊身份进行掩护。

在那样的环境下，郑家钧硬是一点怨言都没有，对于吃苦，她并不怕，什么样的苦日子她都能吃；对于危险，她也不怕，在工人运动时，她就敢为夏明翰挡敌人的枪口。

但是她害怕夏明翰有危险，有一次，她对夏明翰说：“明翰，你还是躲一躲吧，你……看看自己，只剩下几根骨头了！”

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太忙碌，本来就很瘦的夏明翰，就剩个“皮包骨”了，郑家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民国时武汉老照片

到1928年初，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很多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到了破坏，尤其是湖北地区的党组织，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工作更难开展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组织调夏明翰到汉口，去负责湖北省委的部分领导工作，尽管夏明翰知道此行的危险，却毅然没有推辞，在与郑家钧告别后，便踏上了去汉口的路。

由于当时道路已经被封锁，夏明翰扮成一个小商人，经过许多波折才抵达汉口，找到已转入地下工作的省委机关。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告诉夏明翰，当前党组织在湖北的形势很不好，有很多工作需要开展，要重新建立党的地下机关、巩固党的组织，帮助同志转移、发展地下武装等等。

在严峻的局势下，夏明翰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分担郭亮的工作压力，本来湖北省委打算进行年关暴动，然而由于计划暴露，党中央决定取消两湖年关暴动。

那段时间，反动当局对中共党员搜捕得很严格，碰头会议后，夏明翰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传达省委决定，取消年关暴动。

正在夏明翰松了一口气，却未曾想到，危险正在降临，在元宵节过后，夏明翰转移到汉口东方旅社，这里是中共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夏明翰转移过来之前，汉口总工会书记黄五一曾把夏明翰要来工会检查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交通员宋若林，并让宋每隔两三天去东方旅社看一次。

接头的方式是看旅客牌上是否有“夏明”，“夏明”就是夏明翰的代号。

夏明翰不知道的是，在他转移时，黄五一就被捕牺牲了，黄五一的牺牲，让宋若林产生了害怕，对革命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于是就想到找夏明翰要点路费，跑回老家避避风头。

对于这种贪生怕死的行径，夏明翰并没有进行斥责，并非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钢铁一般的战士，经受不住考验的也没办法，夏明翰担心宋若林出事，就给拿了20块大洋，让他先离开武汉。

其实这些钱都是夏明翰个人的，夏明翰临行前，郑家钧知道丈夫在外面搞革命，花销很大，因此就把自己做湘绣赚的钱，全部塞进了丈夫的衣兜里。

谁知宋若林拿了钱，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武汉，就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抓捕了，在严刑拷打下，宋若林背叛了革命，交代了所知道的一切，就连那个自掏腰包给他路费的夏明翰也出卖了。

然而，这一切，夏明翰却并不知情，1928年3月18日，夏明翰到谢觉哉的住处商量工作，谢觉哉得知夏明翰与宋若林接触过，认为黄五一被捕牺牲，宋若林的行为表明他已经不可靠了，因此让他尽快转移。

夏明翰也意识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但是想到还有一些机密文件在东方旅社，于是打算回到东方旅社销毁机密文件，然后再进行转移。

万万没有想到，背叛革命的宋若林已经带着国民党特务将房间包围，将夏明翰逮捕。

当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抓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夏明翰时，高兴得就要张牙舞爪，然而翻遍了整个屋子，却只搜到一个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近视眼镜，那些机密文件，都被夏明翰在极短的时间里烧毁了。

夏明翰被捕的消息传出，让中共湖北党组织十分震惊，因为就在当天，夏明翰为转移，特意询问了谢觉哉等人的住处，以方便自己转移，而他又是负责各个秘密机关联络工作的，只要夏明翰开口，敌人可以将整个湖北的中共党组织机关一网打尽。

然而面对敌人的审讯，夏明翰什么也不肯说，敌人问他多大岁数，他就回答“万万岁”，因为共产党都是万万岁的。

敌人问他家在哪里？他就回答：“革命者四海为家！”

见夏明翰不肯开口，敌人便开始施展刑罚，他们认为，夏明翰这样的身子骨，肯定经不起折腾，只要稍微用刑，夏明翰就会全招了。

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将那些残酷的刑罚通通上了个遍后，夏明翰已经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却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一直到昏死过去。

等到夏明翰在牢中苏醒过来后，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于是忍着疼痛，捡起敌人给他写“自白书”的纸以及半截铅笔，写了三封遗书，一封是给母亲，一封是给大姐，还有一封是给妻子郑家钧的。

作为儿子，他不能尽孝了，作为弟弟，他不能帮扶家里了，然而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更不能尽到任何责任，他牵挂着妻子和女儿，用仅有的一张纸，夏明翰包含深情地写道：“同志们曾说过，世上唯有家钧好，今日里我才觉得你是巾帼贤妻。我一生无怨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泣泣泪涟涟……”

对生还他已不抱有任何的希望，他希望郑家钧能够将孩子带大，并坚持革命理想，继承他的志向。

与夏明翰同牢房的难友们，无一不被夏明翰的精神所感动，因此主动帮忙将这三封遗书藏好，后又通过秘密途径送出牢房，最终送到党组织那里。

敌人见到夏明翰嘴这样硬，认为再审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下定：“就地枪决。”

1928年3月20日清晨，国民党刽子手冲进牢房，叫着夏明翰的名字，然后被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在刑场上，敌人问他有无遗言，他则大声说道：“有，给我拿纸笔来！”

敌人拿来纸和笔后，他挥笔写下了20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当刽子手的枪响起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明翰倒在了血泊中。

消息传来，郑家钧悲痛欲绝，拿起夏明翰临别前送给她的红珠，感慨万千。

那是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夏明翰从裤兜里拿出一颗红色的珠子，郑家钧高兴坏了，一把搂住丈夫，说道：“好好地，为啥要送我一颗红珠？”

夏明翰告诉她，自己要出一趟远门，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了，留下这颗珠子当个念想，以后她要是想他了，就拿出珠子看一看，在包红珠的纸上还有一首诗写道：“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不求白头偕老时，唯图两心长相印。”

他把红色的珠子送给了郑家钧，却把自己的赤胆红心献给了党和人民。

在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为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不得不离开长沙，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成为一名地下交通员，为党组织保管和收藏重要的文件。

直到全国解放后，郑家钧才回到了长沙，因为年龄大了，眼睛看不太清了，做不了刺绣的活，就做一些糊纸盒的事情，尽管生活得很不容易，她还是独自面对，不愿意向组织伸手。

邻居们都认为郑家钧是一个可怜的寡妇，一个人寡居多年，又把孩子拉扯长大不容易，直到她家门口停满了小轿车，才知道郑家钧的丈夫竟然是革命英烈夏明翰，而她的事迹也颇为传奇。

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李维汉、谢觉哉这些中央领导来看望郑家钧，邀她到北京去生活，却被郑家钧直接拒绝了，她说，自己完全能够养活自己，不让组织费心。

就这样，郑家钧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从来不跟别人说起自己是夏明翰的妻子，也从未去北京找领导要求什么特殊待遇。

因为夏明翰是牺牲在武汉，当时交通并不发达，郑家钧还是攒了一些钱，从长沙千里迢迢到武汉鹦鹉洲的夏明翰墓地去看一看，那是她一生所爱的人啊！

1975年，郑家钧走完了自己低调而传奇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先烈，为全国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当革命胜利后深藏功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