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县志》记录了明清时期衡水发生水、旱等常见的自然灾害，也有对极端灾害的记载，沙尘暴就是其中的一种。

《衡水县志·卷之十一·事纪》（乾隆版）记载：“正德四年（1509年）夏四月，风霾昼晦。”这是衡水历史上关于沙尘暴的首次记录。

第二次记录发生在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十二日，“昼晦如夜”，大风到了晚上才停息。这次距离上次过去了十五年。从记载来看，这次沙尘暴比上次似乎更猛烈些。古代没有今天科学观测体系，无法做到对沙尘天气划分并做出标准等级的记载，比如现代把沙尘天气划分为浮尘、扬尘、沙尘暴和强烈沙尘暴。而古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感官认识，作出如“黑气”“如烟、如雾”等模糊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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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到崇祯末年，期间沙尘暴的天气愈加频繁。古人深信天人感应之说，把沙尘天气视为灾难事件，认为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训诫或暗示，预示着人世间将要发生灾难。沙尘暴来临时，大风携卷黄沙遮天蔽日，晦明变幻之间，给人产生奇妙的视觉效应，明朝末年，社会动荡，古人认为沙尘暴与动荡时局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所以每次沙尘暴过后，衡水县城都会迎来一场灾难。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清兵绕开长城关隘，入蓟州，连破济南、山东州县，河间以南多失守，共攻克八十八城。十一月十九日，衡水城北乡民，惊奇的发现，衡水县城被一团黑气笼罩，黑气上空‘赤色’圆大如斗。此时衡水县城遭受清军的攻打，守城官吏王洪运死于乱战之中，避难到衡水县城的枣强县丞陶尔秉在城破之时投水自尽未果，后被救出。城破之后，清军将衡水县城抢掠一空才退去。

两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的沙尘暴是历次最强烈的一次。阴霾风起自西北向东南，“白昼如晦，秉烛无光”。漫天的黄沙淹没天地间的光线，肆虐的大风吹灭了燃烧二百七十六年的帝国之火。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庞大的明帝国灰飞烟灭。

后人在研究明朝后期的沙尘暴兴起的原因，有部分观点认为明朝中后期，地球处于小冰河时代，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尤其是崇祯末年的全国性大旱灾，从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受灾人口来看，堪称千年难遇的超级大灾。持续干旱，禾苗皆枯，地表裸露，加上降雨稀少，地表极易产生细小的尘埃，如遇大风，很容易爆发沙尘暴。

其实北京的历史上沙尘暴多次发生。直到20世纪初，北京还受到沙尘暴的困扰。相关史料记载，在明代276年的历史中，北京地区共有95个年份出现沙尘暴。其中最为频繁和严重的时期是成化、正德、嘉靖、万历、以及天启、崇祯时期。

随着沙尘暴愈演愈烈，到了明朝后期，不仅北京城深受其害，沙尘暴的范围扩大到京南及百里之外的区域。据《衡水县志》记载来看，沙尘多起于西北，这就把风源地指向西北方向的北京。衡水县城首次出现的沙尘暴记载是正德年间，也佐证了其他史料对记载沙尘暴扩大化的正确性。

明朝沙尘暴不仅仅是气候的因素，人为因素占很大部分。北京沙尘暴的产生，根本原因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北京人口增长，饮食、取暖、燃料需求大增，皇宫及各衙门所需要的燃料更为巨大。生活燃料多以柴薪和木炭为主。这些燃料主要取自北京附近军都山、燕山和太行山。

为满足砍伐的需求，宣德四年朝廷设立易州烧炭厂，称为“山厂”隶属于工部。并对北京周围州县增加民役来从事繁重的木材砍伐、运输、烧炭等工作。这些州县包括直隶、顺天、保定三府。明时的衡水属于真定府，衡水县要派出专门从事此项工作的民夫。明朝灭亡后，清承明制，直到康熙十九年，衡水县还有此项徭役。康熙版《衡水县志·卷之三·田赋》中仍有关于对易州山厂“砍柴夫”、“抬柴夫”“顺柴夫”赋税的记载。

木材运到到北京后，有司对木材品质进行评定分为杨木长柴、顺柴和碎杂等，分别供给皇宫及各衙门使用。由于对木材品质的这一要求，大大增加了对木材的消耗量，这就使北京周围的森林资源遭到了更大范围的破坏。嘉靖年间，北京木柴每万斤要十五两以上，木炭更到了四十五两以上。明朝后期为解决能源危机允许开采北京附近的煤矿。开采煤矿所带来的税收问题，又爆发了矿民的反抗。

明朝统治陷于怪圈，一个问题的产生恰恰是为了解决上个问题，但是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更多的危机。问题的核心是封建社会的剥削性质所决定的。明朝后期全国各地先后爆发农民起义，明朝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中灭亡，一场沙尘暴淹没了帝国最后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