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对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收集了许多资料并认真阅读。相信所有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即使是十分枯燥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许多催人泪下的“泪点”。从我的感受来看，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学者的友情最为感人。

王淦昌

两个杰出人物之间的友谊，纯粹的心灵相融，持久而不受干扰，足以彰显当事人非凡的品格、过人的智慧、善良美好的人性，足以感动乃至净化许多人的心灵，这样的友谊可以称为伟大的友谊。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和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的友谊，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友谊。

束星北简介学生（束星北简介100字）

束星北

那是一种“匠石斫鼻”式的友谊

《庄子?徐无鬼》记载，郢都有一个人，他用白石灰涂在鼻尖上，像苍蝇的翅膀那样大小，让一位姓石的石匠用斧子砍削掉这一小白点。那个石石匠挥动斧子呼呼作响，轻松随意地砍削了白点，鼻尖上的白灰完全除去，鼻子却一点也没有受伤，而鼻子的主人若无其事，不失常态。宋元君知道了这件事，召见石匠说：“你为我也这么试试可以吗？”石匠说：“我曾经确实能够砍削掉涂在鼻尖上的石灰，但和我搭档的伙伴已经死去很久了，再也没有人能让我显示我的绝活了。”庄子以这个故事比拟自己和惠子的关系，说惠子离开了人世之后，就再也没有可以与之辩论的人了（参阅《庄子全译》第44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淦昌和束星北在浙大物理课上的讨论和争论，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当时浙大物理系为引导学生深入研究思考问题，专门开设了师生互动交流的“物理讨论”课，除了有其他师生作学术报告以外，主要是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老师作学术报告，他们作报告的过程，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的过程，两个主角不管是谁登台主讲，另一个人一定会在下面不断地“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抬杠，常常使讨论变成为一场论战，或者说吵架，两个人喊叫着，面红耳赤，气喘吁吁。老师在台上“斗课”斗得不可开交，学生在下面也随时可以参与，最后是观战的学生们都对争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学生许良英回忆说：

李政道

多年以后，多名学生对王淦昌和束星北的争论记忆犹新，专门写文章记载这些往事，并强调对他们学习研究和一生成就的影响。其中最感人的，也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中学业成就最高的两个人，一个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一个是中国的两弹元勋程开甲。程开甲是束星北在浙大西迁时唯一的研究生，他甚至说：“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参阅刘海军：《束星北档案》第28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其实对王淦昌和束星北的好评也来自国外的同行。1937年5月，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中国，到浙江大学访问时束星北和王淦昌一直陪同，他俩和玻尔也一样有争论，以至于后来凡有中国人找玻尔帮忙出国留学的，他都会回答说：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面去学习物理呢？（参阅刘海军《束星北档案》第38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程开甲

王淦昌和束星北各有专长，却每有新的课题、新的见解，就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的发现，王淦昌总是要把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去讨论。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向他讨吧。王淦昌还曾说过：“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本，也不写讲义，常常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学不来的。”（见王淦昌：《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邗江县政协编《邗江文史资料》第6辑第1页，1993年9月编印）1988年在为束星北《狭义相对论》一书作序时王淦昌还说：“我于1936年到浙江大学开始认识束星北先生。我很钦佩他的物理基础很扎实，思想也很敏捷，对问题的看法有独到之处，因此我经常向他请教，得益匪浅。他的教课非常吸引人，在当时物理系里是最受欢迎的教师。”束星北也对学生称赞王淦昌，说：他肚子里货很多，你们要盯紧点。两位物理学大师互相之间不停地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照亮了学生们学业追求的方向、启迪了他们的智慧。李政道在回忆文章中说，1943年他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工系，当时他才16岁，王淦昌和束星北的讨论课，让李政道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就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当时像李政道一样被两位老师吸引，而从别的系转到物理系的学生数量不少，让本来学生不多的物理系人丁兴旺起来。1972年10月14日，李政道在给束星北的信中写道：

他说，“回忆起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这是李政道2004年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作序时写的一段话，尽管他没有强调王淦昌的影响，但李政道清楚地知道，束星北的这种“科学气质”常常是在和王淦昌的交手中呈现出来的。

王淦昌1907年生于江苏常熟，1925年考进清华大学，次年进入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和吴有训两位物理学大师，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来到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他的导师是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的居里夫人”的杰出物理学家迈特内。很可惜的是，正是在迈特内的启发下，王淦昌曾向她提出一个创意被迈特内否定，而两年后另一位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正和王淦昌的创意完全相同，而这位物理学家查德威克由此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个奖本应是王淦昌的。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王淦昌最重要的一项科研成果《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苦于当时浙江大学地处湄潭山沟里，他无法亲自做这个实验，论文邮寄到美国发表后，由美国科学家阿伦用王淦昌的方法进行实验，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说，虽然人在中国的穷乡僻壤，但作为科学家仍然是世界一流的。

左三程开甲

相比之下，束星北不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学生，青少年时他在国内短期上过之江大学、齐鲁大学，1926年他应公派赴美留学的同学之约出国之后，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的一些大学里“游学”，只分别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硕士学位，在其他大学只是短期“蹭”课。这种学习方式，成就了束星北广博的学识，也使他习惯于挑剔别人的论说、挑战别人的论点，同时由于他超人的悟性，使他能够在众多良师的启迪下，形成对他所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专门理论的融汇贯通。而西方学界本来就一直存在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传统，加上束星北自幼喜爱武侠小说，侠客的嫉恶如仇、快意恩仇的情绪化作风也深深影响了束星北。所以当他挑战王淦昌的时候，正好双方都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悟性和快速应变及反杀的能力，还有对彼此痛下死手的承受能力，于是，一个像运斤成风的石匠，一个像鼻梁上涂了白石灰的郢人，形成为相互依存的“黄金搭档”。或许换一个人，这种关系就未必能够成立了。

事实上，1952年下半年束星北刚到山东大学不久，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到山东大学作学术演讲时，就被束星北“试验”了一次，结果就很不理想。王竹溪是著名的热力学家，30年代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后留学英国，师从剑桥著名物理学家福勒，又与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来往密切。王竹溪27岁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立即被西南联大聘为正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王竹溪当选为教理化学部委员。王竹溪来到山东大学讲学，或许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而来的，没有料到会遇到“克星”。他讲了大约50分钟之后，主持人问要不要休息一下，却不料一位先生直接走上讲台，双手撑在讲台上面对会场数百位山东大学师生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这个人拿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密密麻麻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他就是束星北。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主持人来不及干预，王竹溪尴尬地站在一边，因为他讲得滔滔不绝，别人想插话也插不进，坐在下边第一排听报告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等人也都听得入神。直到束星北一口气讲了40分钟，王竹溪一直是懵的。相信王竹溪绝不是没有还手之力的人，也不是因为束星北出现得太突然、王竹溪措手不及，而只是他不是王淦昌，他无法和束星北成为朋友。假如他像王淦昌一样立即出手反击、互相辩诘，岂不是又会给在场的山大师生上演一场大戏、提供一次享受观战的机会，就像王淦昌和束星北经常在浙江大学上演的那样吗？相信事后王竹溪也一定会痛悔当时未能出手反击的，束星北不可能没有破绽，否则王淦昌也早成王竹溪了。

王竹溪

事实证明，或许只有王淦昌，才能成为束星北的对手，从而也成为终生的知已和朋友，成就一种伟大的友谊。

持续几十年的惺惺相惜和患难之交

学者之间在学术交锋之后能够保持友谊是很难的，因为学者学习了很久之后都会形成很强的自信乃至自负，并且真正有学问的人不自负是很少的，所以一旦与别人当众过招败下阵来，那就会成为一种极大的伤害，所以才会有“文人相轻”的成语及这个成语所描述的现象。像王淦昌束星北这样互斗互伤之后仍然真心惺惺相惜的学者是十分罕见的。

进入新中国以后，王淦昌和束星北多次积极互动，但始终未能携手合作，造成了令人痛惜的遗憾。

最初的一次机会，被束星北不经意错过。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同吴有训、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等共同筹划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1年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因为钱三强兼职较多，实际上由王淦昌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王淦昌向束星北发出邀请，极力催促他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职。当时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只留下一个工业大学，束星北也收到了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的邀请。结果他选择了当时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去了山东大学，由于许多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束星北成为政治运动的改造对象、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被用在了改造上。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时，束星北哭了。他知道，王淦昌在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而本来他应该和王淦昌一起工作的。如果当年束星北没有拒绝王淦昌的邀请，那么很可能束星北会出现在两弹元勋的名单里。他的女儿束美新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整个城市顷刻间地动山摇起来，本来我是准备冲上街道汇入游行队伍的，正是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父亲奇怪的叫声，那叫声短促干硬，而且间隔时间很长，当奇怪的叫声再次响起时我才意识到那声音是我父亲发出的。以后无数次回忆起这个声音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绝望的嗥叫，只有森林里遭受猎杀的野兽才会发出这样的嗥叫。”束美新说，他一边喊着王淦昌的名字，一边嚎啕大哭。人生没有回头路、历史不能假设，但设身处地想一想，束星北在为国家高兴、为王淦昌高兴的同时，他该多么为自己感到遗憾和悲伤啊！

束星北夫妇和女儿束美新

还有一次机会是在1956年，束星北预见到计算机研究的前景和潜力，邀约王淦昌一起研制计算机，得到了王淦昌的积极回应。50年代早期，束星北曾多次写信给王淦昌探讨计算机的前景，他还抱怨王淦昌参加中科院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时没有把计算机列入计划的十一个重点之中。他在山东大学也为此数次写报告提交党委，但没有反应。在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后的“小阳春”之际，束星北旧事重提，得到了同意，山东大学决定让他担任计算机研究小组组长，还拨付了一点资金，供前期准备工作之用。1956年底，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到山东大学调研，束星北竟也说服了他。晁副省长回去后几经研究，制定了工作方案和具体措施。但没来得及实施反右运动开始，这一计划便永久搁置了。

束星北当时是很认真的，他设想在青岛建一个无线电工程企业，他把这个设想写信告诉王淦昌，王淦昌马上回信表示支持，并表示要加盟。但创办一个高科技企业需要多少政府部门的支持帮助才能成功，这样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精力和能力的，而这样的付出不是束星北能够承受的。很可惜，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很多年才能有机会的。

不仅事业学业互相帮助，生活上的互相帮助也是人与人友谊友情的重要内容。王淦昌和束星北都曾经帮助对方做过一些感人的事情。1937年秋天，浙江大学在西迁途中，王淦昌受束星北之托只身前往上海去接束星北8岁的儿子束越新（当时住在上海奶奶家），王淦昌接上束越新，经温州、丽水、金华、长沙、湘潭等地，辗转到贵州湄潭，历尽艰辛。在丽水时遇到日本飞机轰炸，王淦昌本能地扑在小越新的身上，保护着他。束越新给家长讲述这一经历，一家人都对王淦昌无限感激。这件事王淦昌在《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一文中也提到了，还由此强调“可见我们两家的关系多么密切、感情多么深厚。”（邗江县政协编《邗江文史资料》第6辑第2页，1993年9月编印）

束星北也做过一件特别的事。那是在湄潭的时候，当时王淦昌妻儿在老家，束星北听到流言蜚语，说王淦昌跟化学系一位女助教关系特殊。束星北闻言，既不找王淦昌证实，也不跟王淦昌打招呼，而是立即直接带上两个学生，千里迢迢直奔王淦昌老家江苏常熟支塘镇枫塘湾村，接上王淦昌妻子吴月琴和儿女就返回贵州湄潭。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又是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段路要辗转许多天才能到达。多年以后吴月琴告诉束星北女儿束美新这件往事，两个人都忍不住流下热泪。

王淦昌夫妇

到了新中国时期，王淦昌和束星北虽然也常有书信往来，但毕竟分隔很远，加上其他原因，两个人也常常中断联系。1959年3月，王淦昌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莫斯科与苏联科学家共同开展的原子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件事，给正在改造中的束星北带来了希望。他立即去信提了三项要求：出书、调动、给钱，当时王淦昌作为科学家办不到前两件事，能帮的只有经济上的帮助。从1960年接到束星北的信开始，王淦昌每月给束星北寄40元钱，从未间断，直到束星北摘帽复出。束星北家人说，汇款单上的邮戳是每月15日，月月不差！束星北刚被山东大学华岗校长引进时，工资高达每月600元，是当时山东大学收入最高的人，因为政治问题，工资降到每月20元，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有了王淦昌“发工资”，他家的困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王淦昌给束星北每个月寄40元钱，今天的人们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知道，实际上那是很大一笔救命钱，尤其是，对处于长时期的饥饿中的人来说，这是最纯粹的最温暖的人性关怀，更是对束星北孤独枯寂的灵魂的抚摸和滋润……

当然，真正帮助束星北度过难关的人并不是王淦昌，而是他们的学生李政道。刘海军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专门设了一节，题目叫做《李政道来了》。李政道来了，他伸出的援助之手是上帝之手，是束星北作为科学家、教育家获取的意外回报。1972年10月，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应邀回他的祖籍国访问，这是束星北命运的转折点。李政道在《〈束星北档案〉序言》中写道：

周恩来和李政道

虽然李政道终于未能见到他的恩师，但他确实改变了恩师的命运。由于来自李政道的影响，束星北头上的各种帽子陆续摘掉了，科研工作也逐步恢复。李政道的到来无意中帮助束星北渡过了艰难岁月。1980年4月，束星北终于又跟老朋友王淦昌见面了。

当时在青岛召开核物理、高能物理和天体物理学术会，王淦昌来到青岛。他提前写信给束星北要家里看看。听到这个消息，束星北一家人都非常激动，因为王淦昌不只是束星北个人的朋友，也是全家人的恩人啊！

王淦昌和束星北

可是，伟大的友谊就是伟大，跟普通的友谊完全不同。两个人见了面，没有寒暄，手也没有握一下，好像两个人根本没有分开过，又好像是隔壁邻居，只是随便来串串门而已。王淦昌在束星北家住了一个晚上，两个人没有提过去，只是随便说说笑笑。但是，在束星北家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的“真相”终于暴露出来了。束美新在厨房做饭时，突然听到两个人的吼叫声，束星北突然粗声大嗓吼起来，接着是王淦昌高声喊叫，王淦昌的声音细一些，但频率很高。束美新赶紧跑到客厅，只见她的父亲锁着眉头，胸口呼哧呼哧喘得像拉风箱，王淦昌扭向一边的脸憋得通红。束美新不敢过问长辈的事，赶紧把饭菜端上桌，就见两个人又说说笑笑了。王淦昌走了以后束美新问父亲怎么回事，束星北笑了：还是在湄潭争论的问题。临别时，王淦昌握了束星北的手说：“你还是老样子。”束星北回答说说：“人是不会改变的。”这句话细品起来涵义是非常丰富的，但事实上，束星北不是没有改变，他的变化很大，只是当他回到和王淦昌在一起的气场中时，两个磨合了几十年的灵魂还是老样子，真正没有改变的是他们的伟大友谊……

一个朋友总是另一个朋友的镜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淦昌和束星北能够结下深厚友谊，根本在于两个人的相同、相似之处多于两个人的差异。两个人都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对科学和科学研究的热爱是完全一致、同等程度的。他们对科学的极为卓越的敏锐性和领悟力，都是十分神奇而光芒万丈的，他们相互展示、共同向学生们展示出来的，都是顶级的智者形象。而他们在对方身上看到和感受到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另一个自己。这是他们构建起人类最高层次的友谊的基础。他们的相遇并结交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是非常幸运的事情，而对像李政道、程开甲这样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在永兴和湄潭的浙江大学讲坛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王淦昌就没有束星北，也就没有李政道和程开甲以及他们的所有同学。有论者认为束星北虽然富于智慧和悟性，但作为科学家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科研成果，甚至既然他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所以假定他如果怎么样一定怎么样是没有意义的，不必抬高他在科学上的地位。笔者不太同意这样的意见。事实上李政道和程开甲承认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束星北，这就是束星北无与伦比的科学成就，这一成就的价值并不亚于王淦昌亲自取得两弹元勋地位的价值，而且教书育人是老师塑造学生灵魂的过程，如果塑造得成功，就一定会是震撼人的心灵的过程，会让人为之十分激动和振奋。相比之下，事实上王淦昌作为科学家、同时作为教育家的成就就是逊色于束星北，就像束星北本人的科研成就逊色于王淦昌一样。束星北1983年去世时王淦昌为他写了挽联，可以说他对束星北的评价十分准确，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星北兄千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正在培育英才，为国多建奇勋；爱党爱国，热心为公，何期溘然长逝，令我热泪满襟。弟王淦昌敬挽”。看上去有些官话套话的感觉，其实王淦昌认为束星北在培育英才方面为国建有奇勋，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而这样的束星北溘然长逝，不仅令王淦昌热泪满襟，也令所有具有像王淦昌一样情怀的人都热泪满襟。王淦昌这一评价，是王淦昌作为束星北人生知己的充分体现。

同时，王淦昌和束星北作为彼此的镜子也都照出了彼此的不足。在1960年写给束星北求助信的回信中，王淦昌在了解了束星北悲惨处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作为老友的规劝：“必须彻底改造，否则就不可能贡献力量，更严重的是不能适应环境，有时竟不能生存。”束星北收到王淦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他认为王淦昌用说教来应对他，是对他的侮辱和蔑视。在回信中他用大量不恭和情绪激烈的语言对王淦昌进行了攻击，最后绝然提出与王淦昌从此一刀两断。

不确定王淦昌是否收到了这封绝交信，但显然王淦昌不会理会老朋友的冲动言论。但这两封信极为鲜明地呈现了两个人的性格特点。试想王淦昌当时得知老朋友因不能管控自己的言行，以至于使自己受到伤害，已经接近“竟不能生存”的地步，该是多么痛心、多么难过，多么哀其不幸、怒其自作自受！相信他规劝束星北改变自己适应环境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愤怒的情绪的，并且是一针见血地戳到了束星北的痛处。束星北显然认为自己在永兴湄潭的时候能够随便与王淦昌交手交火那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完全没有认识到，像王淦昌这样的灵魂知己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他能够得到王淦昌这样的友谊，实在是命运的恩赐。尤其也是竺可桢校长的宽厚包容了他。束星北的同事谈家祯教授曾认为竺可桢和蔡元培是中国两个最好的大学校长，并且自己一生最好的成就就是在西迁的浙江大学取得的。其实束星北才真的是如此。王淦昌作为最好的朋友的善意规劝竟让束星北提出绝交，也进一步凸显了他的过度感性化情绪化的性格特征。

竺可桢，被认为是与蔡元培齐名的大学校长

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1990年代的一天，当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在王淦昌面前表示因为父亲总是意气用事、不能像叔叔您那样顾全大局、言行得体而感到抱歉时，王淦昌严肃地批评了她：不要这样说你的父亲，他说出了我们心里想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这才是真诚正直的品格。（参阅束美新、许水涛《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由王淦昌这番话可以看出，束星北不善于用王淦昌这面镜子照出自己的不足并改进自己，而王淦昌会，并且王淦昌能够从束星北的性格缺陷中找到亮点，并给予足够的尊重和接纳。这是王淦昌和束星北的伟大友谊始终存续的重要原因。（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