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曾出现一批批叱咤上流社会的名媛们，她们家世显赫，才貌上佳，学识与心性皆不逊于时下男子。

张氏四姐妹简介（民国张氏四姐妹）

时代洪流裹挟下，战争、进步、变革充斥着每个人的耳膜，亦为这些名媛们提供了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舞台。

例如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在金融上获得巨大成就；宋庆龄追随孙中山一生献身革命；至于宋美龄，没有她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当今世人很少知道，那时与宋氏三姐妹齐名的，还有合肥张氏四姐妹。

论家世出身，她们丝毫不逊于宋家，祖上是清末淮军首领；论才华，她们也个个精通曲艺书法，灵魂幽香。

但与大多数名媛追名逐利不同，合肥的张氏四姐妹甘愿退出时代的大舞台，沉迷于独处的艺术。

她们是——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妹张兆和，四妹张充和。

四姐妹上过旧式私塾，也上过新式学堂，有那个时代女性独特的魅力。

大姐元和娴静寡言，却敢于突破世俗偏见与地位低下的戏子相恋；

二姐允和瘦弱如葱，总想效仿关公，替身边人寻求公道与正义；

三妹兆和沉默坚守，不仅是沈从文诗中描绘的模糊倒影；

小妹充和极深造诣，选择嫁到国外，进入丝毫不熟悉的西方世界。

她们性格各异，却有所共性：

远离权力，远离政治，她们在云谲风诡的乱世中，安于一隅。

元和：游园惊梦

张家四姐妹里，大姐张元和最像母亲。

元和话不多，一言一行从不出错。她熟读约束女子思想道德的《女儿经》，家中最受宠爱，却丝毫没有恃宠而骄。

多数时间里，元和极为温顺。直到祖母和母亲溘然长逝，父亲续弦新娶的太太仅比她年长七岁。张家四姐妹中，她与继母矛盾最深，矛盾升级，她一度被送去寄宿学校。

元和这样沉默的人，只对昆曲爱得有些痴了。

她常扮男装，与四妹充和同台演出，扮演男角或是女角她不在意：

大学期间，元和常与同学一起结伴去看昆曲演出。其中有个头牌叫顾传玠唱的极好。元和欣赏他，却不捧他，只客气地写了封信给顾传玠：

叨在同好，兼有文谊。

二人真正相识是在多年后的昆山救火会义演活动中，那时曾经名噪沪上的顾传玠已经不再唱了，他重返学堂，与元和的弟弟们成为同窗。

昆曲发源于昆山，曾经的师兄弟与好友的邀请下，顾传玠上台演了《惊变》与《见娘》这两场戏。

此时，昆剧已逐渐式微，昆曲的唱腔惆怅而缠绵，偏向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情趣。清末市民阶层崛起，人们自然不再青睐细腻舒缓的折子戏。

两场戏结束，顾传玠已经筋疲力尽，元和的弟弟们央求他私下为他们再唱一场《太白醉写》，顾传玠不便婉拒，应了下来。这场戏说的是唐明皇邀请李白赋诗，醉中的李白不愿动身，被太监搀扶入宫。

此时的李白，全剧都处于醉态，不同深浅程度的醉。看似松弛狂放，其实不然。

元和曾说，当晚顾传玠的演出令人叫绝。不负顾传玠十八岁时，就被评为：“一回试听，令人作十日思。”

他的扮相与天赋皆好，只是那时戏子优伶地位低，人人都认可昆曲高雅，而唱昆曲的演员被视作“低贱”。自古以来莫不如是。

有人说是因为戏子混淆性别，不分男女；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善于娱乐他人，本就为人不齿。

后来当元和与顾传玠结婚的消息传出，旋即震惊了社会。1939年4月，上海的小报上都在刊登“张元和下嫁顾传玠。”

曾有人问元和为何愿意嫁给顾传玠，元和给出的回答是：他志气轩昂。

顾传玠的志气是什么旁人自不知。抗战八年，一家人仍在上海，期间顾传玠不知嗅到了什么风气，执意要远赴台湾，元和便追随他一同前去。

在台湾，顾传玠试着兴办实业，也曾尝试不同种类，可惜一无所获，反倒欠下外债。后期，顾传玠很少再唱戏，只偶尔在家中唱上一场，唱的多是悲剧角色，

曾经风靡上海的红角，只剩元和一个听众。顾传玠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婚姻生活波澜起伏，却不曾击垮元和。晚年的元和比早年更开朗，仍持戒备之心。提起家族故事，她仿佛在说别家的事情，很少加以褒贬。去拜访的人感慨：她是四姐妹中最高深莫测的一个。

顾传玠1966年与世长辞后，元和曾演出过《长生殿·埋玉》，戏中唐明皇无奈之下让杨玉环自尽，杨玉环下葬时被锦被包裹，安放在浅坟里。

那场戏里，元和极为动情。演出之后，她少见地情绪激昂：

原来我埋的不是杨玉环，而是顾传玠这块玉……

允和：红脸关公

与元和的平静柔顺相反，妹妹允和生性激烈，虽身体瘦弱，常被人比作林黛玉，心中向往的却是红脸长髯的关公。

允和出生时，脖子被脐带紧绕三圈，富有经验的接生婆也无计可施，正当差点被放弃时，她却活了过来。允和认为自己的拼搏精神是生来便被赋予的。

童年时光，父母举案齐眉，兄弟姊妹相处融洽，一切显得“又嫩又甜”。允和顽皮，会反抗年轻的家庭教师，偶尔也欺负两个妹妹。母亲摇头：“这个管不了的二猫子”，语气宠溺。

等她十二岁，迎来真正的叛逆期，母亲撒手人寰，姐姐元和离开家去寄宿学校。她不得不学会收敛脾性，来照顾弟妹。

只是，她性格底色中的“烈”始终未变。

姐姐元和升至大学，继母心疼学费太贵，曾想就此中断元和的学业。允和听了，跑去母亲担任校长的女中门口鼓动同学罢课，她的理由很正当：如果校长连自己的女儿完成学业都不支持，那么女中学生上课何用？

最终还是家族中的亲戚筹集租金，使得元和顺利完成学业。

允和是家中姐妹第一个结婚的人，她对人生有清楚的认知与规划。上大学时，允和看不惯外表光鲜的花花公子，她倾心的是16岁就认识的周有光。

那时她预料不到周有光未来会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允和想得很简单，周有光为人耐心，有绅士态度，交往时小心谨慎。

恰当允和选中了周有光，可那时周家贫寒，后者写信给允和，担心自己因为贫穷无法带给她幸福。允和仔细阅读后，一向急性子的她静下心来洋洋洒洒写了十页信纸回复，大意为：

允和具有极强的侠义与正直，可正义本就双面。正如她最爱看的那出《麦城升天》，戏里关羽在麦城被斩首，魂魄游荡至玉泉山，想要索要公道。

镇国寺方丈回答：昔非今是，一切休论。若今日将军你大呼还我头来，那么死在你刀下的亡魂，又将向谁索耶？

允和的侠义中，也有一定鲁莽蕴含其中。

1932年，允和与周有光婚前不久，一位高中同学远道而来拜访她，此人未婚先孕，如果此时流产，恐有性命之忧。可那个年代，天大的丑事也不过如此。

允和思及此，让她住在自己新房的侧卧，直到生下来为止。

纸包不住火，这件事被邻居知道，邻里有位老太太止不住地开始说闲话，两个妹妹谈及此事提到：“允和的侠义行为，让婚姻与夫家关系都受到损害”。

后来的日子里，充满侠义的允和在四姐妹中受最多苦难，好在始终乐观。

世事变迁，允和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丈夫总是出差，她以柔弱之躯担负起生计难题：

她亲眼看着女儿盲肠炎而去世，儿子也身中流弹差点失去生命，自己在五十年代的“三反”“五反”中被打成“大老虎”。

到了更动荡的年代，家里一洗而空，又在政治运动中失业。她只说“拍曲抚笛，非常快乐”。

到了晚年，允和的身体仍然虚弱，但是待人热情，谈起话来仿佛不知疲倦，声音充满活力。经历大祸方知平静可贵，允和在大风大浪中似乎领悟了什么，她总结为三不原则：

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直到2002年，她握着丈夫周有光的手，阖眼离开了这个世界。

兆和：理智与情感

历史学家金安平为四姐妹立书作传前，曾去拜访过她们，允和大病初愈，精神矍铄。不一会儿三妹兆和来了，兆和显得“腼腆而不善言辞”。

兆和在四姐妹中名声最盛，只这名声不是为了她，而是因作家沈从文。

多数故事里，沈从文的爱意来的汹涌猛烈，写给张兆和无数封信。而兆和始终后退，显得无情而决绝。

四姐妹中，兆和原本是最普通的那个。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不如其他姐妹瘦弱清秀。她总是沉默，被家庭教师打手心时不会哭，被顽皮的二姐欺负时也一言不发。

见过兆和的人都说她很理性，很少泄露情感。

不知何时起，兆和却成了四姐妹中最受欢迎的一位。沈从文在兆和读大学时便向她表白，胡适还当过说客，盛赞沈从文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又对密斯张崇拜到了极点。

兆和顿了下，只说这样的人太多，如果都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听过沈、张二人故事的人想必都听过此情节，只是很少有人探寻张兆和内心如何作想。待兆和回去后，胡适提笔写信给沈从文，大意为：“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胡适是君子，这封信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了兆和本人。

当晚，兆和在日记中写到：

兆和对人生怀疑更多，二姐允和曾为此与她彻夜长谈，允和相信有无条件的爱存在，兆和却坚持所有爱都有目的。

就当沈从文写了整整三年信，心里话都快掏空时，兆和愿意与他结婚了。沈从文给张家提亲的信中写：让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全家人都认可这门亲事，只有看着兆和长大的保姆很不乐意：

沈家远在湘西，两家之间一无所知。那时湘西是蛮荒之地，张兆和自小接受新女性的教育模式，如何适应沈家这种家庭？倘若兆和自身经济恶化，后果更不堪设想。

后来二人的婚后生活，也证明了这番话并非多虑。

沈从文喜好收藏很多小物件，而随着他们经济状况的逐渐恶化，兆和极为节俭。不多的收入如何度日，是她每天最烦忧的事情。若说她没有爱过沈从文，也并非如此，沈从文湘行时，她曾写信：

往日的豪门三小姐成了寒门主妇，其中不易可想而知。

他们的生活并无太多共同点，加上长期分居，沈从文在信中感叹：“与其说你爱我为人，不如说爱我写信。”直到后来沈称自己爱上别人。两人关系就此结冰，渐行渐远。

被二人情感打动的人们大失所望，都说童话梦碎。

1969年，兆和的妹妹充和曾去看望沈从文，后者将要被下放，正当张充和寒暄之后打算离开，沈从文却叫住了她，又哭又笑地对她说：这是三姐（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充和回忆他那时的神情，羞涩而温柔。

说完，沈从文又重复了一遍，说着却吸溜吸溜哭了起来。

两人之间或许有误会，可那些遗憾与情感，都隐藏在兆和的理性外壳里，她的心事无人知晓。

多年前，兆和还是张家未出阁的三小姐，每到吃早餐，不同于允和碗中的熏火腿、坛子鸡，兆和的早餐显得简陋，一碗白粥与腌好的豇豆。她的保姆曾告诉她：

腌豇豆和坛子鸡一样可口，吃腌豇豆是更有骨气的表现，不需要向别人祈求或者别处夺取。

充和：曲人鸿爪

如果说前面几位姐姐仍有自己的执念，年龄最小的四妹充和，人生态度只用一个“淡”字便可概括。

几位姐姐们都曾跟随父母从合肥迁往上海，再移居苏州，唯有充和自小被过继给叔祖母。

每天早晨，叔祖母会带着她一起在花园缓缓走一遭，亭子旁种着梨数、石榴树，郁郁葱葱。叔祖母不时会讲一个历史典故或家门旧事，有时也会作不留心状，让她背一段《孟子》或《史记》。

叔祖母很少主动阐释这些古文之意，一切凭她悟性。

充和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每十天仅可休息一天，就这样练了十年。此外的时间里，她可以随意翻阅藏书阁中的书籍，哪怕书中有香艳场面，叔祖母也不曾阻止。

叔祖母既为充和奠定了好的基础，也不拘她的文学灵性。

这样成长下的充和，始终向往一种“悬”的境界，在充和眼里：

皆是凌空出尘之意。

她同样爱昆曲，可与大姐元和又有不同。她坚信：倘若对昆曲的感情足够深，绝不可能爱上一个昆曲演员，如何去分辨，爱上的究竟是人还是艺术呢？

充和对文学曲艺的喜好更专，在去西南联大编委会工作期间，她与书法家沈尹默相识，多年书法练习，她会每隔一段时间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往很远的沈尹默家中求教。

那段时间她认识了很多饱学之人，在思维中不断扩大疆域，正如沈尹默的一首诗：两家鸡鹜且休伦，一卷聊堪付子孙。各有短长无可会，君须得魄我得魂。

金安平写《合肥四姊妹》时，曾评论充和：

情感方面，充和也有主见，纵使诗人卞之琳也苦苦追她多年，她从不为之心动，反而等到1947年通过姐夫沈从文认识了德国人傅汉思，第二年便毅然出国，去向西方世界。

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染最深的女性，为什么断然决定割裂所有亲人与熟悉的环境，去向另一片陌生的土地呢？

旁人自不可知，只知同一年里，姐夫沈从文被批作“地主阶级的弄臣”，大洋彼岸的充和却因此躲过了随后的动荡风暴。

到了美国后，充和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书法，还在住宅后面开辟了一小片地，种着牡丹与玫瑰，四周再伴着黄瓜长葱与梨树，一如童年在合肥时的庄园。在这里，她远离世俗喧嚣，放一张长木椅，荡荡悠悠，岁月已过几十年。

丈夫傅汉思曾说过：“我的妻子体现着中国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

到了一百岁，张充和仍然每天临帖写字，时而与昆曲爱好者们唱上几句，嗓音夹杂着几分合肥腔调，声音绵软。

虽没有实现宏大理想，她却完成了心里的归园田居，多年西方生活未曾改变她一丁半点。充和并不遗憾此生，颇有陶渊明式的隐士色彩。

充和晚年多数在小院子中自得其乐。随着手中的毛笔，袅袅的昆曲调子，她已然行过心中的千山万水。

大姐张元和活到了96岁，二姐张允和与三妹张兆和终年93岁，四妹张充和最为长寿，在2015年与世长辞时，她活过百岁。

导演侯孝贤曾想将这张氏四姐妹的故事拍成电影，她们的身上蕴含着特属于中国女性的魅力，后来他发现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女演员，只能放弃。

民国名媛们在历史中是种特殊的存在。她们既不同于古代的名门闺秀，也不似如今的独立女性，她们大多受过旧式礼仪的熏陶，又在新式教育中洗礼。

在风云莫测的大时代，她们的美，在于其中的矛盾性，与身处乱世中的坚守和变通。

除去娴静气质，也是一种经历赋予的历练与状态。这样的女性消失了吗？想必没有。

只是更为年轻的女性，或许尚未被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