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庄在一般意义上概指明、清皇室贵族、勋戚以占据粮田、山林、苇塘、草场、滩地进行经营谋利的组织形式。如果细分，皇室贵族庄园包括皇庄、王庄以及赐予、恩赏、圈拨给王公藩府、勋臣贵戚、八旗旗主的各类庄田土地。

范承谟简介（范承谟和魏承谟）

明朝设置王庄、皇庄始自永乐时代，其后明代的各朝期都设有皇庄。根据夏言《勘报皇庄疏》中的统计，明天顺八年（1464年）至正德九年（1514年）京畿地区皇庄建有三十六个皇庄。其中，武宗朱厚照即位后的正德元年（1506），就在昌平苏家口（今怀柔苏峪口）等地增建了三十一个皇庄。随后，藩王、异姓王公、公主、权贵宦官等纷纷圈地建庄。例如，被赐葬在怀柔北宅村，东平郡王朱能的成国公家族，最高峰时期就占有怀柔、顺义、三河、宝坻、河间等庄田千余顷。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户部题奏：顺天八府州县，共清丈、首出（自报、举报），勋戚新旧庄田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余顷。除成国公朱应桢等应照旧管业外，应对驸马戚畹子孙谢文铨等庄田地，酌议减夺，内阁呈报，皇帝批示准行”。这次处理清丈庄田，因首辅张居正庇护，成国公朱应桢家族数千顷庄田没被“减夺”，第二年，张居正去世后，朱应桢家族的庄田、苇塘、盐店才稍被夺减。

另外，在《明万历怀柔县志》、明代中期蓟辽总督、顺天巡抚的奏疏等文牍中，都涉及了，明廷设在今怀柔区域内的四五处“榛果厂”或“果厂”，这些被占的“厂地”，其性质就是皇室的果园庄田。

清代，清顺治二年至康熙初，户部四次派员来怀柔圈占了前明勋贵、军屯以及平民大量土地，先后设立了赵各庄、周各庄、中富乐等五个内务府皇粮庄，并将数顷民地圈拨给八旗驻防官兵，或以恩赏的形式赐给勋臣、王公建庄园，设茔地。例如，范文程、范承谟、范时绶、卢德芳、哈尓布武、戴全德、凯音布、佟国维、爱新觉罗·福全、金声遥、张朝麟等勋臣王公在怀柔地区都有大量祭田和私属庄地。

康熙九年，经户部奏准，在喇叭沟门、长哨营等山地圈占汤河川山场，于鹰手、杨木两营属地之外安置来自关内的满洲人丁。康熙三十九年，内务府和户部按制，为康熙第九女温宪公主划拨陪嫁地，圈占天河、白河、汤河川山场。在宝山寺、汤河口一带设立“公主府庄”，因公主下嫁国舅佟国维之孙顺安颜，公主府庄亦称“佟府庄”。其庄田、马场也常被俗称为“胭脂地”或“胭脂山场”。又因佟府庄近邻鹰手、杨木两营，当地人也以“胭脂营”称之。实际上设在宝山寺、汤河口的府庄具有“王庄”特点，而鹰手、杨木两旗营因辖于内务府，与平原地区五庄均为皇庄性质。

明朝末期，东北女真族崛起，建国大清。随之满人开始频繁破关攻掠。当时，清兵多由辽东镇、蓟镇的山海关、卢龙塞、墙子路、古北口等地破关内犯，或绕行西北，由宣府、大同各口攻入关内。而昌平镇所属各路各口，虽有清军哨探窥视，但未遭大举进攻。所以，驻渤海所的黄花路部分营军被调往他镇堵截清军，或被遣派内地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只有少数军马协同各口守军，守关巡哨。由于欠饷、贫病、畏战等因致使部分士兵逃亡，加之战事伤亡，黄花路守军的实际兵额严重减员。不得已只得从屯田军户“余丁”中拣选入伍。尽管如此，黄花路各口守兵仍不到原额的一半。崇祯六年，天寿山守备兼昌关等处察饬军务内官监太监王希忠在巡阅昌镇三路后，奏称：“黄花路兵马营阵少有次序，台军寥落，每遇衙门巡阅点察，兵马皆名名都在，而听点之后，则倏然一空；募田峪（指新营城，今辛营村）中军罗世俊、巡哨千总杨进表、黄花路中军李化龙，贪鄙不堪，无益边务，亦以责革，宜另选才干官员委补。”

由此可见，在当时战事吃紧，形势紧张之季，渤海、黄花一线却将少兵稀。在军户屯丁逃离、劳动人口骤减的情况下，黄花、渤海所一带的山田林地荒芜不堪。十年后明亡清兴，清军八旗军接管了黄花路的兵丁军户。军户兵丁被编入绿营军，与八旗军共守黄花路各口，一些老兵及家眷沦为壮丁逃为流民。

清顺治初期，朝廷仍按明制设黄花路参将驻守渤海所。顺治六年，裁参将改设都司、千总、把总各一员驻扎，康熙五十四年裁撤，雍正二年复设。明朝的屯田以及军户的山地、林木大部被驻地旗军所占。

明代黄花、渤海镇的果粮山地主要包括守边军丁的军户地、皇陵所属的果厂地、各个关口、营堡附近的禁樵、禁牧地、昌平州属的民社地以及少量庙产和陵户地。清兵入关后，清廷继承了前明所属的军户地以及卫所直接管理的官地。朝廷将这部分林地，分级定亩拨给黄花路（清初仍称黄花路）佐领下的绿营旗军；将前明的榛果厂地圈拨给内务府，设立“果园庄”；其他山场林地除少量民地、庙产得以保留，其余大部分被皇室王公圈占。

清初的绿营兵完全由汉人充役。清军入关每占一地，就召本地壮丁组建一批绿营兵。如本地没人应募，就从它省招募移调充额。凡移调兵士，都是“携妻带孩”赴军营所在地居住，使其逐渐成为本地的土著人。所以，今天怀柔山区的一些村民自称先祖来自山西、山东等地并非空言。清廷对绿营兵实施“圈地带饷”政策，每三个兵丁种官田一晌，每二十丁以一丁当兵，一丁应役。土地收成一部分留下做口粮，另一部分为征战军粮，战时临时发给少量费用。所以，曾属前明黄花路渤海所的军屯林地，在清初大部分转为绿营旗军官地。

关于满清八旗军圈占京畿地区五百里范围内平原土地，在各类史籍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但极少涉及圈占山林的记录。尤其是今属怀柔区，昔为昌平东北部的黄花镇、九渡河、渤海所一带林地的归属情况，在《昌平州志》、《顺天府志》中毫无痕迹。又由于碑碣被毁或湮漫不清，渤海所一带林地在清代的占有形式一直模糊。现仅见清代档案残编中有简略记载。

例如，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顺天巡抚监察御史傅景星，就以一篇《为各王府免分昌平山场以利民樵采事揭帖》，向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多尔衮，痛诉了满清进关后大肆圈占平原土地，霸占山地树林，致使昌平北部黄花、渤海一带的山地百姓求生无路的惨状：

“樵采关系民命，亟请明旨，申饬免禁，以安民心，以培国本事。昌镇军民依以为命者，唯有南漕之米，北山之柴，二者缺一不可。自定鼎以来，二十余万漕米，升合俱无，就食□□之粟，以致斗米千钱，民多饥寒，仅存樵采，一脉穷黎尚得担薪易粟聊以度活，然亦天地长此，滋养一方耳。顷闻各王分山，势必禁其樵采，今且满洲人，看见入山伐木挑柴者，夺斧鞭笞，樵夫抱头弃窜，又断一条生路，民心汹汹，贫富惊惶。为民上者焉忍坐视隐瘼，不亟为之请乎！试思圣明治世，莫不先民之爱，用固帮本。今普天王土，何敢请止分山。但山林为民养命之源，若果禁樵，民立毙矣。……伏念我皇上与皇叔父摄政王，念念恤民，推广圣德，申饬亟弛此禁，庶人心少安，孑遗渐苏矣。”

从这篇近乎哀求的“揭帖”中，可以看到清初之季，昌平北部长城一线的前明军民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以前由通州运往巩华城（今昌平沙河镇），再转运黄花城、渤海所等仓的漕粮，在战争中已经“合升俱无”。而黑市粮米暴涨至“斗米千钱”。当地百姓饥寒交迫，只得上山砍柴割草、捡拾橡栗、采菇刨药换些粮食度日。然而，刚刚入关的王公大人们就到此圈地分山，禁止百姓进入所圈之地进行樵采。那些驻扎于此的满洲人以及各旗官兵，看见入山挑柴的百姓就鞭抽追打，百姓丢弃柴薪，抱头逃窜。臣等（傅景星等）当然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本就不敢恳请停止圈地分山，然而，山林是老百姓活命的根本，如果圈禁，百姓必死无疑。恳请皇上与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弛禁令”，给昌镇军民一条生路。因此可知，明清时期的贵族、官军圈占的山场土地也包括今怀柔西部地区。

这篇“免禁樵采”的帖子，上呈摄政王多尔衮后，文献中虽未见皇上的批复，但根据当时延庆、永宁、四海的“弛禁”情况，可以判断山禁有所松缓。而黄花渤海一带的大部分林地，最终还是被皇室贵族和旗军圈分。

满洲贵族入关后，在今怀柔境内设立的皇庄、王庄，以及赐予勋臣的“祀田”、“茔地”，驻军营汛地、兵丁养生地等，几乎圈占了今怀柔境内所有的山场土地。至乾、雍年间，在怀的皇、王庄规模达到了顶峰。康熙十八年内务府档案记载，怀柔平原地区五个皇庄中的四个都是“一等庄”。

①由内务府会计司庄头处，“凯吉里管领的周各庄之庄头刘大个子，有瓦房34间、土房20间。

②同属凯吉里管领下的，赵各庄之庄头周永续共有瓦房79间、土房5间。

③索勒毕管领下的赵各庄之庄头李真共有瓦房43间、土房6间。

④托麦管领下的中富老（今大小中富乐）之庄头朱文生共有瓦房31间、土房14间”。据此，我们通过庄头的房产就可想象出，在清政权建立不久，设在怀柔的皇庄已具规模。

另据沈阳馆档案及滦平县志记载，设在“宝山福地”——宝山寺的公主府庄（佟府）也极具规模，至清朝末期“府庄”已演化成了“发兴堂”。这座建于清乾隆初期的庄子，由四个院落以及场院、马房、碾磨房、仓房组成，有房屋80多间；而清末民初，已经衰落的喇叭沟门鹰手旗营千总彭大彩仍有瓦、草房130余间。

皇庄，在清朝旗地中是皇帝的私产，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庄头，是皇庄的直接经营者，最初均从内务府会计司所属的在旗“包衣”中选定，清代中晚期，因庄头革退补任频繁，一些带地投充以及自愿认租的汉人亦可充任庄头。皇庄的壮丁世代为奴，名载档册，定期编审，严防隐漏和假冒民籍，严禁逃亡和拖欠皇粮，违者严惩。会计司派出管领、领催对设在各地的皇庄实施地域交叉督管。

一个管领在京畿的不同州县，督管几个皇庄。每年庄头须按额把皇粮交到指定的内务府仓库，仓库所需的苇席、茓子、荆编囤底、簸箕、斗斛、笤帚等，按额定制，摊派到粮仓附近的州县。当时怀柔县除协管郑家庄仓以外，还被指定负责口外热河两仓用具的置办。除此，皇庄还须向皇室定额交纳鸡、鸭、鹅、猪、蛋、草、秫秸等，要为内务府蓄养骡马，提供人夫、车辆等差遣。皇庄的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如房院、煮料大锅（官锅）、犁锄锨镐、车辆碾磨等属于在册官产，如有损坏，由领催查明原因酌情维修更换。

虽然设在喇叭沟门、长哨营一带的鹰手、杨木旗营，不上交皇粮，但两营属于内务府都虞司、营造司直接管理。其性质仍属皇庄，仅是所担负的任务与皇粮庄有所区别。

最初，设在喇叭沟门、七道河、长哨营包括河北滦平黄旗、虎什哈沟等地的旗营，每旗设千总一人，壮丁三十人。杨木旗每年向内务府上交木板、木杆、木槽、马鞍等木料或木制品；鹰手旗按制按量按时向宫廷交纳野鸡、野鸡蛋，狍羚獾兔。乾隆时期，随着两旗营添丁兴旺，关内出口垦荒人口渐增，旗营的山场土地租佃收益逐渐增多，因而自嘉庆朝开始，鹰手、杨木两旗营壮丁由交纳实物改交租银，但一些特供山珍实物仍不能免。

康乾时期，因皇帝历年都要出口避暑、围猎，鹰手丁户又增加了驯养鹰鹞的任务。为保证皇族围猎用鹰及时送到，内务府在通往热河必经之地的石匣驿周边设置了七八个“养鹰窝铺”。又从设在滦平伊逊河、虎什哈，怀柔喇叭沟门、长哨营的旗营中选出几十名鹰手（亦称鹰师），专职为皇家驯养鹞鹰。

《内务府总管噶鲁康熙二十一年题本》中记述了当时石匣城北共设了八个窝铺点，每个窝铺设窝铺长一名，负责本窝铺掌笼鹰手的管理。其中，彭芒窝铺内的掌笼鹰手均来自汤河川的彭姓。

据“都虞司案呈，今年曾给驻石匣儿等地放鹰之人送去鹰二十四只，令其笼养之。其中，窝铺长彭芒笼养鹰送来时好，今已死；该窝铺彭祥笼养鹰送来时吐食，今已死；彭其石笼养鹰送来时朜满，今改得好；彭齐兰笼养鹰，送来时好，今改得不好。彭芒窝铺彭齐石笼养鹰送来时有残疾，今改得好。彭其兰、彭越、彭年笼养之鹰送来时好，改得不好，或送来时吐食，笼养后死。查档，若送去之鹰好，改得好，则窝铺长、掌笼人无赏。若鹰好，笼养后死亡，则窝铺长、掌笼人各鞭三十；若改得不好，窝铺长仍鞭三十，掌笼人鞭二十七。若送去之鹰不好，经笼养改得好，则赏给窝铺长镶粧缎之彭缎袍一，赏给掌笼人毛青布三匹。故拟将窝铺长彭芒鞭三十，拟赏给彭齐石毛青布三匹”。

由此可见，汤河川彭姓鹰手并非是养尊处优的上等旗人，而是吃粮当差的在册旗丁。鹰手营彭姓千总，是受皇帝特别恩惠、善于经营山林的“庄头”而已。

宝山寺温宪公主府庄亦称佟府庄，其性质近似“藩府”，不受内务府约束。温宪公主，在初嫁顺安颜时受封为和硕公主，虽然早逝，但二十年后又被追封为固伦公主。其夫婿顺安颜，按制享有固伦额附的待遇。据滦平县计俊录先生掌握的资料，顺安颜（佟府）在关外的山场地最多时达300余顷，自天河川东至东帽湾、汤河口、大小黄塘、马圏子；南至大水峪，凡是水草丰茂的河滩台地，多为佟府所有。另外，2012年6月，河北省丰宁县文保所在丰宁小坝子乡沙坨子村，发现的清康熙皇帝之女“温憲公主馬厰交界”碑刻，证明当时皇帝给公主恩赏了大量的马场地。顺安颜之所以能获得大量的庄田山场，主要是因为固伦温宪公主是康熙帝最喜欢的公主，更是后任雍正皇帝的亲妹妹。

清代中期，皇帝和王公贵族以及八旗官兵，在怀柔地区以皇庄、王庄、驻军“份地”、祭田茔地等形式圈占了大量山场土地，并在经营中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兼并、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加之赐葬授田、文职武将自购土地，域内就形成了很多中小旗庄。这些“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但这种落后的土地经营方式必然阻滞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民人流落他乡，壮丁逃亡，大量庄田抛荒。至嘉庆初，这种半农奴制的圈地设庄制度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允许壮丁出庄，佃租庄田，或将地处偏僻的沟谷台地低价卖给佃户。例如，密云县赶河厂一郭姓人，在乾隆末期，因失地无业逃荒至汤河口镇黄花甸子为庄主大户佣工五年，然后用五年的血汗钱买下了一个短浅的小山沟，并把老家苦熬的兄弟子侄招来拼力开垦立足。今天，郭家后人虽有有迁住庄户沟门者，但庄户沟、庄户沟门等地名意义，仍标记着这条明代的“银河沟谷”，曾被清代王庄占有的史实。

清代晚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皇家贵族对皇、王庄的管控力日益减弱，一些庄头经常拖欠应交钱粮，或小灾大报，托词逃租。在怀王庄和中小旗庄的田主也不顾清廷禁令，或施舍田地于寺庙，或变通典卖。

例如，《红螺寺施地题名碑》就有一些旗主（庄主）或大户在嘉庆八年（1803年）至道光九年（1829年），向寺庙施舍土地的记载：

“京都厢黄旗汉军卢德芳佐领下卢静轩，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施水旱地一顷六十五亩，坐落四至在原施契可凭。

京都正蓝旗满洲三甲喇恒庆佐领下尚福，嘉庆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施地一项水旱地二十段，计地九十四亩。

京都正蓝旗满洲三甲喇恒庆佐领下药圣保，嘉庆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施地一段四亩半。

京都厢黄旗蒙古人张守信，嘉庆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施地三段，共计地一顷一十亩。

囗囗囗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施自置地十三段，共计地一顷九十三亩。

囗炳囗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施自置地二段，共计地八十四亩。

陈自新、陈维新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施地四段，共计一顷二十二亩。

范树智嘉庆十六年十月初六日作功德，施地七十亩。

京都厢黄旗满洲五甲喇文孚佐领下春保，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施地一顷四十九亩。

京都厢黄旗满洲五甲喇文福佐领下达保，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地一顷二十亩。

京都厢蓝旗绵翔，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施地九顷二十三亩。

京都厢黄旗满洲常庆佐领下德兴额，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施地一顷五十亩。

京都厢黄旗汉军范正容佐领下范正囗，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施地四十亩。

厢黄旗汉军范正耀佐领下范一振，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施地一顷三十一亩。

陈门吕氏同侄群儿，道光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作功德，施本身地二段，计地十亩。

厢黄旗满洲囗囗佐领下户部笔帖式沙时敏，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囗日施地一顷六十四亩半。

陈门吕氏同侄群儿，道光九年十二月初三日作功德，施本身地四十三亩”。

我们从红螺寺施地功德碑所记可见，仅嘉庆、道光时期的二十几年里，红螺寺就获得民间施舍土地二十五顷七十三亩。在碑记留名的施主中，属于旗籍者是大多数，所施土地也是大宗，共二十顷五十一亩。其中属于厢蓝旗籍的绵翔一人就施舍了九顷二十三亩。另外，从舍地碑中还可以看出，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对王庄、藩府庄以及中小旗庄的土地控制力逐渐减弱，除了内务府皇庄之外的旗庄土地已渐渐被售卖或舍出。

民国初，根据“平均地权”令，北洋政府下令变卖皇粮庄头地等公产。民国四年北洋政府依据《售放庄地规则》，开始分配、售放旗田庄地。售放庄地后期，居住在京城的佟家频繁派人到热河官产处，恳请参照庄地售放价格，代售宝山寺的庄地，并愿以地价的40％归地方“助国归公”，60％归业主。至此，在怀柔的皇庄、旗庄土地，开始被丈放出售，部分庄田旗地被原庄头、壮丁、佃户等购买。得地多者，成为地主、富农，得地少者成为自耕农。庄田旗地由此变为升科纳税的民地，旗庄体制彻底瓦解。

黄花渤海一带的大部分林地，被勋臣贵族以及旗军圈占几十年后，至雍正、乾隆朝，在“退圈”政策实施后，开始允许或鼓励流民进入山地开垦，一些山民得到了少量林地，但大多百姓仍是旗军或贵族的佣佃者。属于内务府果园的“榛果户丁”还是皇家的世袭长工奴隶。

清代末期，九渡河、渤海镇林地权属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旗军地和贵族林地中的自垦或变相侵占的果林、粮菜地多被典卖；部分禁卖的额地，亦有变通出售。此季怀柔西部地区的自耕农有所增加，但多数农民仍是佃租旗军官地以及大户的山地。由于山区粮地不多，粮地中又夹杂核桃、板栗等果树，清政府一般都是根据土地肥瘠、果树种类、成树幼树分等征收粮果税。至清末民初，京兆筹备自治区，按照《处置公产则列》、《京兆旗产地亩清丈简章》将黄花、渤海一带的旗军地、果园庄地收归国有，转变为公产，然后分等级定价按亩出售。出售公产林地过程中，对原佃户的承租地，实行“留置”政策，把原租地直接留置给佃户，免收地款，按原来的年租额征税，但在办手续时，收取“留置证书费”。最近，笔者在田仙峪村发现了一张渤海所村林地“留置证书”，可以证明当时的“留置”也是“处置公产”形式之一种。

“留置证书：京兆财政厅，为发给证书事。今据昌平县呈，该县第四区渤海所村，佃户张振经留置都■■（可能是旗人）名下，坐落该县第四区渤海所村，部管军地，零顷五亩陆分零厘，按原租铜元每亩拾枚，尊章缴纳证书费，洋，伍元陆角零分零厘。除照章升科，由该县发给“兆字第六一九六二号部照”并注册外号一八■厅文契，契税合行，发给留置证书以资证明。右给留置人张振经准此。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廿日（京兆财政厅印）。”

此证书一是真实反映了历史变革时期地权的流转形式；二是证明了渤海所地区林地，自明代至清末有相当一部分，一直属于军屯地和旗军地。而在另一张宣统三年，渤海所孙门丁氏的卖地文契中，除标明亩数、坐落四至、地价款数额外，又特意注明了“土、树相连”，树，当然是指所售土地上的不动产，不管是核桃还是栗树，均视为不可移动的地面物，随土地过户买方。后来，果园头、旗军军官、王室管家的后代以及一些购地商人，发展成了黄花、渤海一带的大户。

民国时期，那些失去祖业的皇室贵族后代，虽然没了“烈火烹油”般的火爆生活，但在最初几年，靠着优待皇室条例规定的待遇，仍可以锦衣玉食，袖手悠游。等末代皇帝以及皇族被逐出宫，优待条例失效，那些四体不勤，毫无生活技能贵族们，在变卖当尽动产后便迅速步入穷困潦倒之境。世袭罔替的王爷宴森一度在京城胡同拉洋车，其族亲沦落到昌平、怀柔，死后葬于怀柔峪口。

佟府后人佟自珍最初几年，每到清明之季就出京北走，在自家原来的庄田山场范围内游山玩马，到各老佃户、管事、庄头家蹭饭，实际上就是乞讨。他从春至秋一路走到坝下地区，再往回走，一圈下来就是一年。

据汤河口镇东帽湾村九十多岁的老人讲，佟自珍每次来村都住几天，虽然身无分文，但仍不改大爷的脾气。有刘姓老佃户和他开玩笑说，想想佟爷往日来庄上，都是壮骡肥马，吃饭不是嫌饺子皮儿厚就是包子馅小，不成想现如今您背个破“上马子”，腿儿着就来了。但是佟自珍却仍不改主子的腔调：爷旧日里吃香喝辣，我的骡子毛色儿都是缎子面儿似的，那是爷有那个福份儿，今儿改了天了，地也成了你们的了，但我的福分还都在山神土地爷儿府上收着哪，山神土地爷知道这山这水原来都是我的，神保着我呐。跟你们实话说，今儿我来庄上，你们让我吃个饱，歇个舒坦，保你们有好收成。

佟自珍在这里所表露出的没落贵族做派是真实的，这个场景在邓友梅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那五》里亦有表现。作为民国时期的典型人物，没落贵族那五在清亡之后的民国初期，一无所长，四处碰壁，很难融入社会，他被年老的好心女佣收留，照顾其生活，那五内心虽很感激，也十分孝敬这位老人，但做惯了主子的他，仍会不时流露出主子对待奴婢做派。即使在他端着大碗喝稀粥时，仍下意识地吹毛求疵，怪罪着老太太，“这咸菜切的，就跟檩条似的”。其骨子里的贵族品性一语而昭然。但是，随着前行的历史车轮隆隆不息，那些曾经长期以占有大量土地为根本的佟自珍等没落贵族们，必然会随着“莫非王土”的消失，逐渐改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