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无论公车上书，还是维新变法，无论前期力主君主立宪，还是后期支持民主宪政，他的目的始终是实现国家的救亡图存，民族的复兴强盛，他的骨子里始终流淌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爱，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深深感染和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七个出国留学的孩子在学成后都毅然归国。在胸怀天下的同时，梁启超十分关注家庭教育，关心年青一代，他所写的《少年中国说》现在读来仍让人热血澎湃，激情满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长大成人的9个孩子，个个成才，殊为难得。

梁启超的九个孩子之所以能人人成才，与他平时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息息相关，这一点在《梁启超家书》中体现尤为突出。在《梁启超家书》一书中，共收录了从1912年至1928年间，梁启超写给儿女们的110封书信，涵盖了生活、学习、为人、处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细细品来，收获颇多。

梁启超子女的成就以及家庭情况（梁启超子女中有几名院士）

梁启超认为身体健康是摆在第一位的，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达到“身健则心灵，心灵则易悟”的效果。在给思顺的信中，他说，“来复日必须休息，且须多游戏运动”“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汝需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他希望孩子们积极进取，总要时时保持元气淋漓的气象，自己就用行动给孩子们做了表率。在手术失败的情况下，梁启超仍保持着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每天著书立说，发表演讲，诲人不倦。《饮冰室合集》凡148卷，1000余万字，可见梁启超是怎样的笔耕不辍，即使在生命最后两年，仍坚持每天写2000余字，在去世前4个月开始着手撰写《辛稼轩年谱》。

梁启超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经常给予指点。在《梁启超家书》的第一封信中，他就告诉思顺“唯吾必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知其大意（宪法所讲比较尤妙），经济学亦必须毕业”，他要求思成熟读《四书》，并且“明年待我时，必须能背诵”，“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同时，他对孩子们的学习很宽容，他对思庄说，“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了你”“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只问知识的积累，不问成绩的好坏，只要学习上有些许进步便大加鼓励，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学习，孩子们的幸福感应该爆棚吧。这正是梁启超的高明之处，“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反而激发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和潜能，都成为了自己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成就了“一门三院士”的美谈。

梁启超很尊重孩子们的意愿，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梁启超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史学研究，但却不要求“子承父业”，认为只要是孩子们喜欢的学科就好。这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九个子女研究领域各不相同，有学建筑的，有学考古的，有研究诗词的，甚至有从事最尖端的导弹研究的，呈现出一派“百花争艳”的气象。但只有一点，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官，希望他们做学问，“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一封封书信，饱含着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和希冀，这也是他作为一名父亲给孩子们留下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