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月（方塘传媒《乡愁里的中国》编辑）

柳敬亭说书（柳敬亭说书翻译和原文）

在以前，但凡茶馆必定有搭台子说书说相声的，茶馆老板给这些艺人们固定薪水，每日在台上说了那么一段以招揽茶客，艺人除了获得来自茶馆老板的报酬之外，偶尔还能收到来自看官的额外小费。

这种在茶馆驻说的卖艺方式是属于安稳的，还有不少是跑江湖卖艺的。对于说书人而言，人们习惯称呼他们为“江湖说书人”。

肚子里装着个三两本书，这处讲烦了换处再讲。走南闯北，到人稠密处，桌子一摆，椅子一坐，一手执折扇，一手拍醒目，吆喝一声：“前文讲到......”这场子就算是撑起来了。

一、口若悬河论说书

说书到了广东，被当地人称为“讲古”，其特点是用粤语方言对小说或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和表演。广州说书主要流行在珠江三角洲地带，浓烈的地域特点让它深受当地民众喜爱，同时也把它圈限在此区域内。

2006年广东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分别邀请最后一位说书人颜志图担任《寻根问底》和《羊城度度有段古》节目嘉宾主持，颜志图更是凭借节目在广东粤语地区的高收视率，获选成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但一旦脱离地区，便少有人知。

说书艺人在广州被称为“讲古佬”，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现在，最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对说书艺人的轻蔑，现在则平添几分亲切。

在街头卖艺的人被称为“开街档”，他们看天吃饭，收入与天气好坏成正比，刮风一半，下雨全无。开街档的难度就在于如何把看客吸引过来并且留住。

其实说书看似光凭一张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艺人挟技走江湖，不论是在“茶档”还是“街档”，都是空旷且嘈杂的环境。在过去没有扩音器的年代，更是考验艺人的基本功，用丹田发声，声音才传的远。且要有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才能婉转动人，引人入胜。

说话谁都会说，讲故事也不太难，但能把故事讲得人人叫好是个技术活。

相声演员郭德纲也直言说书最难，说相声好蒙好骗，没把观众说乐可以推说作品有深度。说书不行，一个人端坐在那里，一句接一句的说，不小心说错了或说漏了，就得靠临场发挥圆回来，艺人如果来一句“不好意思刚刚说错了，咱们重来”，那就是砸自己场子了。

有多少功底都得真刀实枪的摆出来，真得是口若悬河，凭一张嘴把虚虚实实的故事场景构造出来放到看客眼前，所以说，玩意是假的，能耐是真的。

如果说“包袱”是相声的命根子，那悬念就是说书的命根子。讲个开头，看客就知道结尾，这种情况就很失败了。要布置好悬念，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还能柳暗花明又来一村，永远让听众们猜不到接下来的故事情节，营造出一个“你猜怎么着？猜不到吧，那就请听我来细说”的互动氛围。

说长篇的书，悬念就更重要了，它决定了下次来捧场的人数。所以每场在将结束时都要留下一个悬念，有时艺人宁可多说会儿也要说到悬念处才结束，再狡黠的说一句“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说！”

说书人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观众的数量和反应多少会影响艺人的状态，但艺人不能因此懈怠，更不能把生活中的不顺情绪带上讲书台。说书与相声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相声是与观众互动，艺人和观众处在同一地位，说书则是高观众一等，所以也称说书人为说书先生。有的艺人自恃于此，上台慢悠悠摆谱子，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了，艺人要有艺德。

听书的人是听众也是看众。说书有做戏的一部分，却比做戏难得多。做戏有旦、末、净、丑，各有专长，说书则是集众所长于一身，冶万事万物于一炉。不仅要口技，还要有演技。

说书的语言分为“表”和“白”，“表”是指用艺人身份所讲的语言，“白”就是指书中的人物所说的语言。艺人要在“表”和“白”之间灵活切换，一个故事里通常要在好几个角色之间转换。当艺人进入角色，为给观众更好的观感，语言神态就要尽量贴金所要模仿的角色，如果是少女则声音清脆，姿态轻盈，老人则声音沉稳，神态沧桑，当然这只是固定认知，具体角色在细节处会有不同表现。

在说书中十分重视眼神，“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模仿的姿态再像，眼神中没内容，就缺了灵气。艺人要通过眼神表达出，书中场景好像就在眼前出现。

作为一种上台在众人面前表演的艺术，它要求艺人在台上从容自信，姿态端正，站如青松滴翠，坐如玉树临风。和相声演员一样，说书人上台也多是一身长袍，头发理的干净清爽，手中执一折扇，长身玉立，也算的上是风度翩翩。

二、满身风尘说书人

说他们满身风尘不仅仅是指他们漂泊无定居，总是风尘仆仆，也不是他们闯南走北，见人见事多后刻在眉眼处的世故（褒义），而是指时代动荡时掉落在他们肩头的厚重的灰尘。

据老艺人回忆，说书是在明朝末年时传入的广东，当年泰州说书大师柳敬亭随抗清名将左良玉将军南来时，洒下了说书艺术的种子。此后，广州开始出现职业说书人。

民国时期，讲古艺人多在广州的河南泰山庙，河北的烂马路等地开街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各区工会都成立了俱乐部、文化宫，纷纷聘请说书艺人长期到场讲演，产生了以陈干臣、何觉非为代表的说书流派，说书水平高的艺人还被聘请到电台担任讲古节目。之后在1950年，广州市文化局把广州的流散说书人组织起来成立广州市说书学会。至此，讲书艺人不仅有了麦克风，还有了电台这一空中说书场。

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说书因被斥为“专讲帝王将相”而被打压。接着说书学会解散，每人发300块钱作为解散费，并禁止他们再说书。而说书艺人此时大多都已五六十岁，身上除说书一技外别无所长。

擅讲儿童故事和革命故事的胡千里在被遣散后，帮别人家带带孩子赚些米饭钱。无聊之时，对着还听不懂故事的孩子过过嘴瘾，讲几句古话。

在省人民电台讲故事的侯佩玉“文革”时，只能回到家乡做“搓炮仗”的散工，以往录音资料全部被销毁，于1975年郁郁患病死去。

以声音洪亮著称的艺人廖华轩则回到街道以织铁丝笼为生。艺人潘耀庭，学做火力补胶鞋，沿街叫喊招客。艺人关超辉临死前还拍着床板叫了三声：“究竟我们这些说书艺人犯了什么错！”

以上种种，不胜枚举。说书艺人带着满身风尘走过这趟时代的旅程。

说书艺人颜志图被称为广州的最后一位说书艺人，但其实这位最后的说书人还有一位徒弟叫彭嘉志。现如今，彭嘉志已经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有人称他为“广州最年轻讲古佬”，他笑着说，还有比他更年轻的。彭嘉志收了众多徒弟，其中最小的还在上小学。

彭嘉志（图片来源于网络）

彭嘉志明白人们不愿意学习说书的原因，是怕将来难以维持生计，但他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只要好好学，一定能有个好出路。他还为徒弟们重新排了辈分，希望在未来能够组建一个像“德云社”一样的社团。

说书这门艺术易学难精，师傅领进门，修行全在个人。一本书这个人能说，那个人也能说，为什么这个人就比那个人说的好，不是玄学是科学，里面功夫深了去了，“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