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伯驹一生中，结识过许许多多饱学之士。自古文人相轻，而在张伯驹的眼里，则是文人相亲，所以，他甚喜以文会友，乃至彼此成为忘年之交。张伯驹与我国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交往，即是佳例，他们的年龄虽然相差整整20岁，但以华章为媒介，终于结为好友。其纯洁的友谊始于解放初期。

蓝天白云，苍松翠柏，古朴庄严的建筑，燕京大学的校园典雅幽静，未名湖畔，莘莘学子，漫步论学。

解放初的一天晚饭后，中文系的孙正刚，脚步匆匆，兴致勃勃地跑到西语系，直奔某班教室。教室里没有他要找的人，则从教室跑到学生宿舍，仍然未见。孙正刚自言自语：“这个周汝昌能到哪里去呢？”

夕阳的余辉洒落在校园里。一株银杏树，状如伞盖，遮天蔽日，浓荫覆地。银杏树下，一位着灰布长袍的青年，身材瘦弱，手里卷着一本书，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牵牛花。牵牛花向上的茎蔓，已经伸到了楼房的墙上，红墙已被装饰成绿壁。银杏树下的青年，若有所思：茎蔓始终是向上，显然是在昭示人们去创造，去开拓！噢！有多少人已在不朽的哲理中，获得力量，扬起远航的风帆，驶向理想的彼岸。

这位布衣青年就是周汝昌。周汝昌的装束与解放初期的燕京大学的一些贵公子、阔小姐相比，着实是寒酸了一些。然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智慧。实际上，周汝昌和其他同学确有些不同。

周汝昌20世纪30年代末考入燕京大学。日本侵略者入侵后，华北沦陷。燕京大学时为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英美与日本处于对立状态。当时燕京大学曾被围了起来，有些先生被逮起来，学生也被遣散了。8年之后，1947年，周汝昌又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这时，他的同班同学，有的已经做了老师，汝昌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老师”。“老师”在这位学识渊深又谦恭有礼的“学生”面前，也很谦虚，常说：“戏称先生，不好意思。”

孙正刚穿过石子曲径，在银杏树下找到了周汝昌。

“张伯驹先生在我们系举办了他收藏的书画作品展览，里面有曹寅的东西，你不去看看？”孙正刚对周汝昌说。

汝昌听说有曹寅的东西，转身向中文系跑去。

中文系二楼的展厅里。汝昌拨开密密的人群，挤到玻璃柜前，睁大了双眼，惊奇地说：“全是珍品！”他的视觉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刺激，身子随着脚步前移，目光落到了四卷《楝亭夜话图》上。顿时，眼睛亮了起来，这就是曹寅的真迹啊！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

就是在这个展览厅里，周汝昌第一次见到张伯驹先生。

“伯驹先生居然有这么多的珍迹？”在回宿舍的路上，汝昌问正刚。

“北方之张伯驹，南方之庞莱臣，被誉为海内两大收藏家啊！”

不久，张伯驹即被中文系聘为文法教授。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高明凯，与张伯驹早有交往，是很要好的朋友。高明凯也很喜欢书画，并收藏了一些古典书籍和文物。他们彼此相知，多有共识。

一次，孙先生将伯驹的一首《贺新郎》词借给汝昌欣赏。词中涉及历史、典籍、考证等方面的内容。汝昌很喜欢，他完全用词人的原韵和了两首。后来，孙正刚将周汝昌的两首和词送与伯驹读之。伯驹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眼睛笑眯眯地问：“和词出自何人之手？”

“和词者周汝昌，是西语系的一位学生。”正刚回答。

“这两首词浑然天成，弹丸流转，与我相知，西语系有这等学生？”张伯驹手里拿着和词，爱不释手，在客厅里来回走动。

“周六晚上，我宴请周汝昌，请你作陪。”伯驹一扬手，冲着孙正刚嘱咐。

“请你提前通知他，免得他有其他安排。”伯驹又叮嘱一句。

如约，孙正刚将周汝昌领到与未名湖畔仅咫尺之距的展春园。

张伯驹上下打量着这位布衣学生，周汝昌恭恭敬敬地行学生礼。这两位相差整整20岁的词坛知音，他们的双手此时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互相望着，无一句寒暄之言。

“真正懂词者不多，年轻者更少。况且你我之心相通。”伯驹先开口道。

“我从小喜爱词曲，十三四岁时自学写作，对于古今的长短句留心玩味。然而，我对学人之词、文家之词、杂流之词，其上品也只是敬仰，并非爱惜，唯独对词人之词，从内心里喜欢。”汝昌娓娓道来。

“词人之词也无奥妙之处，只不过是人的性灵之所托，随其自然，有感而发。譬如，与云为友，以风月为家，美的境界，不需要什么条件，只需要自己去感受。”伯驹体会得深切。

“我很喜欢先生的词，我渴望拜读您更多的词章。”汝昌很诚恳。

席间，话语并不多，偶尔谈及，也都是诗词、书画等。

他们之间纯洁的友谊，超越了语言和文字。

宴毕，伯驹郑重地把他的《丛碧词》木刻本送给了这位后生，并嘱“多提意见”。周汝昌如获至宝，他摩挲着出自北京最后一批木刻版书者之手的这本词集，深深地鞠了一躬，与孙正刚一起，告辞了张先生，告别了这座幽雅的展春园。自此，张伯驹与周汝昌开始了倚声论曲的友谊。

这位后来名重于世的周汝昌，当时还只是一位布衣学生，涉世未深。他走在路上还在想，北京郊区居然有这等人家，家具全由一色紫檀木精制而成，式样备极考究，文、笔、墨、砚均属上乘，文物、乐器皆为珍品，真可谓一代文人雅士。

周汝昌回到静谧的未名湖畔，迫不及待地捧读《丛碧词》集。他一口气读完，掩卷合目，仿佛是雨后观看山色，其景更为清新美丽，又仿佛是夜阑人静时，静听远处传来的钟声，其音响特别清澈悠扬。在一种优美的意境中，他体会到了词人纯真的本性。

他又读了一遍，发现词之格律，偶有失笔。后来，他在这本词集上居然指出了七十多处格律方面的意见，连同词集奉还给了张先生。

伯驹逐条斟酌，无一遗漏，竟全部采纳。从此，他更加厚爱与器重这位词坛的后生。之后，伯驹又将其重新刻印，送与汝昌一本，并嘱其作跋。

历史常有相似之处。后生直言词之得失，先生遂极相重，现代词坛这段佳话，恰似南宋时期的辛弃疾（稼轩）与岳珂。

辛稼轩以词著名，他驻守南徐时，已多病谢客。岳珂乃岳飞之孙，小于辛稼轩四十余岁。辛在晚年作词时，岳珂常常默坐。

有一次，辛把岳珂招去，辛让歌妓反复演唱词作《贺新郎》。辛对此特别喜欢，他自己朗诵警句，诵完拍手大笑。然后，问来客怎么样？客人异口同声说好。接着作了《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卷陌，人道寄奴曾住。”然后置酒菜召见几位客人，叫歌妓反复唱，一边唱一边自己击节，问遍每个客人，帮助指出词中的毛病。客人都谦虚推辞，偶尔有人提一两句，辛都认为不合意。

岳珂时年二十余岁，辛再三问他。岳珂坦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认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好，范仲淹以千金求《严陵词儿》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使毕其说。岳珂说：“前辈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觉用事多耳。”辛于是大喜，谓：“夫君实中予痼。”辛于是一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目犹未竟，其刻意如此。岳珂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骶骰，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

南宋时的辛弃疾与岳珂，现代的张伯驹与周汝昌，虽然时代有很多不同，但作为词坛之佳话，实有近似之处。

周汝昌遵嘱，为伯驹送他的新印词集写跋。其中有“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张伯驹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周汝昌写的跋公开以后，有人惊呀汝昌“狂言”，有人认为是“吹捧”，有人嘱伯驹，“千万不要把这篇跋放于词集之后”。

一时间，意见纷纷，不无讥议。而张伯驹不为所动，他说：“汝昌极解吾之词意，亦最理解吾之心曲。他为一无名后生，直言吾词格律方面的意见，谈何‘吹捧’？此语实为世俗之言。我与汝昌是纯洁的文墨友谊，跋中精辟的见解，乃词史之道理。”

“我自信论道论艺，对事而非对人，绝无扬张抑李之心，所见如彼，何须以他人之所议而易我心之所降乎？”汝昌年纪尚轻，立论却很坚实。

《丛碧词》经词人精雕细刻，又第三次制版，伯驹仍请汝昌作跋。

跋曰：“丛碧词于兹凡之制版，余尝论文，佳章俱在，狂言奚玷？”“李后主于词高处，只是写而不作……丛碧词之佳处有目斯见，无俟宣扬，然而果何以佳？曰，吾亦只见其写而不作而已矣。其小令不待言，其中调能写而不作矣，其长调亦能不作而写，是因非多人所能为，实亦非多人所肯为耳。间有作处，终能转作为写，不落作道。”“丛碧为词时，则清词之绪耳，独能写而不屑作，吾以是多之。至其天赋之厚重，深至贞诚挚切，尤异乎尖新儇傅粉铄光之趣。夫是又岂狂言所能誉毁者哉？”周汝昌论述张伯驹“写而不作”，即指其词不做作，无斧凿痕迹，皆胸间自然流出者。

于北京东城脂雪轩的红学大师周汝昌在张伯驹先生谢世后，曾在回忆他与张先生交往时谈道：“我与张先生半生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篇跋上。”

1949年，张伯驹组织词社，成员均为词坛名流，周汝昌也跻身词社，与老一辈词人倚声论曲。

说起来也是巧合。有一个时期，周汝昌的课时很少，几乎天天都到图书馆看书。一日下午，他欲去图书馆，然而，他并未去，不意之中，脚步却迈进了展春园。这时，他们之间已经很熟了。

周汝昌悄悄进了书房，伯驹正在观赏字画，又不时地写着什么。宾主未交一言，伯驹继续做他的事，汝昌也极喜欢此类文学活动，默默地立于一旁，只是观看，不动口，也不动手。看过之后，汝昌怕打扰了尚在凝思中的先生，不打招呼便走了。

“嗬！寂静得出奇，简直是个艺术博物馆。”周汝昌自言自语。

此后，他就经常来这里。然而，这里也有另一番景象。张伯驹常邀请一些票友来这里聚会。周汝昌喜欢京胡，偶尔为张先生架弦，也欣赏张先生清唱。

后来成为张伯驹爱婿的楼宇栋，正攻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他也是个余派迷，且谙练京胡，课余常为张先生吊嗓。张先生十分厚爱这位拉得一手好京胡的后生。久而久之，张先生萌发出将余剧整理出来，并谱上工尺，供爱好者入门之念，并付诸于行动。伯驹首先想到的是《空城计》。不久，由张先生传授，楼宇栋谱工尺，一本《空城计研究》问世了。

密切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周汝昌告诉伯驹，他即将受聘于成都华西大学任教。

“你是学生，尚未毕业，为何提前参加工作？”伯驹不解地询问。

张伯驹知道，这位原西语系的学生，学习成绩门门优秀，深得师生爱戴。他听取了中文系老师的劝导，从西语系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中文系的研究院，目前尚未毕业。

“几个月前，我用英语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成都华西大学的教授兼校长看见了，他很赏识，来函邀我去任教。高明凯主任也接到了洽商函，他告诉我到成都后把毕业论文寄回来，研究院的文凭照发不误。我拟接受这位素不相识的校长的邀请，不久即准备南行。”周汝昌的心情很不平静。

“我组织词社成员为你送行。”张伯驹惋惜的眼光在周汝昌身上扫来扫去。

周汝昌将词老的送行之词装裱成册，至今珍藏在箧中。送别时，张伯驹还将自己珍惜的书法和牙章送与汝昌，留作纪念。

1947年至1951年，周汝昌在成都大学任教。好友离别，深情缱绻，念念不忘，更有助于词境。张伯驹与周汝昌留下了很多唱和之词。

周汝昌偶尔回京，朋友重逢，相见甚欢。

己丑中秋之夜，张伯驹、周汝昌、孙正刚在燕园赏月，三人漫步未名湖畔，互道离情，夜半还舍不得离去。伯驹回到家里，作《人月圆》一阕记之：

分明镜里楼台影，夜气幻山河。清光依旧，年年长好，秋意偏多。 前游休问，相逢客里，无酒无歌。与君不睡，今宵同赏，明岁如何？

中秋节过后的第四日夜晚，张伯驹又将周汝昌、孙正刚邀至家中夜饮。汝昌将于近日返回天府之国，三人仰视渐缺的圆月，感叹暗移的节序，分外珍惜相逢的时日，可惜短暂。席间，伯驹的深情又变作一首《惜黄花》词：

丹枫霜染，黄花金绽。倚朱楼，近残秋、夕阳庭院。歌罢断魂惊，酒入回肠转。况又是、月明还满。 星稀云淡，露华向晚。下帘钩，背灯愁，夜阑人散。心事自家知，醉也谁来管。恨未有、玉笙传怨。

1954年甲午秋日，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山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令人陶醉。周汝昌举家从成都迁回北京，而孙正刚为了与家人团聚，却从北京调至天津。

张伯驹邀正刚、汝昌聚饮，又作《人月圆》一阕：

恒河沙数星辰绕，一月在中天。婆娑无影，山河不动，万象清寒。 蚕丛客返，津桥人去，各自团圆。我身弹指，光明长在，盈昃随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是张伯驹与周汝昌兴会最好的时期。

1957年，张伯驹被错定为“右派”，人莫敢问，但周汝昌仍念念不能忘怀与先生的情谊。

伯驹请夫人去见汝昌，汝昌急切地问询先生近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张先生要过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物质生活，我们要共同想办法，使处在困境中的先生摆脱痛苦的精神境界。”

“伯驹认为，他确是苦，但苦中也有乐。”潘素转述：“堪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汝昌放心地点了点头。

张伯驹东北之行前，去向周汝昌告别。汝昌劝伯驹：“此后可写些随笔之类的文章。”张伯驹到了长春，作《春游琐谈》。

张伯驹远离故都，曾作《水调歌头》，寄“玉言北京、晋斋天津”，玉言即周汝昌，晋斋即孙正刚。

《水调歌头》词把词人对朋友的思念表达得深刻细腻，生动传神，使人“魂销意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回首已成梦，此夜展春园。四外无声无影、只有水潺湲。烂醉不须杯盏，狂舞不须箫鼓，心境两清寒。人籁答天籁，天上即人间。 地全非，时亦换，月犹圆。五国城头笳角，何计验刀环。长念周郎顾曲，更念孙郎作赋，对影忆当年。昔日看今日，渐到夕阳边。

张伯驹从东北返回北京，虽说是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仍未忘怀词之知音周汝昌。他作了一副联语，赠给汝昌，旁边小款记载了当年汝昌为之作跋一事。这时周汝昌的处境也很困难，无力帮助这位备受敬仰的先生。

张伯驹偶尔去汝昌家里，汝昌叮嘱夫人上街买一点蛋、肉之类，为他烧两个好一些的菜。

“如今我已不择食，什么都可以，能吃饱就行。”老人笑着说。

张伯驹到了晚境，心无物欲，淡泊生活也自得其乐。

“只要张先生来，我们就想办法一定让他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周汝昌常常凄怆地叮嘱夫人。

后来，周汝昌把自己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粮票，用纸包好，寄给张先生。每当此时，周汝昌的心都几欲破碎。张伯驹每接到周汝昌的信，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伯驹回到北京以后，把《春游词》、《丛碧词话》送与汝昌，嘱其作序。

“那时是没有人肯给作序、跋的，我不自揆，一一应先生之命，但亦不敢径署真名，一次是署名‘寿康’，一次是署名‘李渔村’，都是别号。”

“再后，他多次将历年新得之长短句，或单阕，或众篇，或成册，陆续见贻，皆其手稿或手写本。这样叙来，可知我对先生的词，因缘不浅。”

“我重先生，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等。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出于自然真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生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认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见风度了。”

这是周汝昌先生对张伯驹先生发自内心的敬慕。

茫茫岁月，漫漫人生。多少年过去了，这种纯洁的文墨交往至今令人难以忘怀。如今，已逾古稀之年的周汝昌，提及当年他与张伯驹的忘年相交时，仍饱含深情，每每热泪盈眶，为之动容。言语中流露出对友人的崇仰和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