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日：“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复书日：“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传·昭公六年》）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了“郑人铸刑书”以及叔向、子产针对此事的往来书信。这段史料是研究“子产铸刑书”事件的关键。历代学者对这段史料的注释与解读，在使其含义逐渐清晰的同时，也导致对史料的曲解与附会，从而影响到对铸刑书事件的理解。本文试图在考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逐句通读史料，以期回归其本义。

一、文本释义

（一）三月，郑人铸刑书。

1．郑人

根据下文是指子产。《春秋左传词典》指出，《左传》里的“人”可以指“国君或卿大夫”。[1]子产当时为郑国卿。[2]《左传·襄公三十年》：“子皮授子产政。”铸刑书是子产执政后的一项治民措施。

2．铸

杜预认为铸刑书是“铸刑书于鼎”。[3]孔颖达参照晋铸刑鼎，也赞同这种说法。[4]这一观点为后世广泛接受。事实上，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子产是将刑书铸于鼎上。李零的表述更为准确，即“铸于铜器”。[5]《墨子·明鬼下》：“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参照此段记载，将刑书铸于铜器上，其用意在于可以更长久地保存，以便传遗后世子孙。

鼎是当时一种重要的青铜器。铸于鼎只是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假设是铸于鼎。有学者认为，鼎代表国家权力或是神器，将刑书铸于鼎上增加了刑书的权威。首先，“国家权力”说[6]并不确切。史书中记载代表国家权力的鼎是指九鼎。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