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着手研究《聊斋志异》时，学界关于中国文言小说的研究著述依然寥若晨星。我承袭了业师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所使用的“classical tale”一语，以对应于中文的“文言小说”，将之区别于白话小说或话本。韩南教授于1973年发表了《〈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撰述考》一文，从叙事手法和本体论架构两个层面，对这两篇鲜为人知的明代文言小说和其广为流传的白话故事改编版，开展了对比研究，这给我的启发颇深。尽管《聊斋志异》在明清文言小说中独一无二，并且是公认的文学杰作，但当时尚不曾有一本以英文——假如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或以任何一种欧洲语言撰写的研究专著。我有幸得以参考白亚仁（Allan Barr）于1984年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和早期发表的关于蒲松龄的研究文章——这些奠基之作确立了西方“聊斋”研究中考据学的标尺，亦为我减轻了不少这方面的学术负担。不过，总体而言，中外明清文学研究中对白话小说的兴趣远远超过文言小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推广“白话文”为旨的文化运动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道德和艺术建树的遗产。而我之所以被中国文言小说所吸引，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它动摇了我作为当代美国学者对小说所抱有的成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言小说形式的精练和浓缩——它的简约和跳跃在表达上更接近于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