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皇太极汲取宁远战败的教训，重新为金军配备火器。天聪三年（1629年），远征华北的金军中就包括一批“炮手”，亦称“炮兵”，满文写作poo sindara niyalma或poo i cooha，又名“八固山充为炮兵之人”，满文作jakun gūsai poo i coohai niyalma，是专操火器之兵。这些火器手皆由八固山抽调而来，包括女真人、汉人。金军火器手虽然在战时一同住宿、出征，但并未独立成军，更无“火器营”的编制。金国在重组汉军前便成立“火器营”的误说，源于部分汉文文献的臆造。

关键词：清代；八旗；火器营；军事史

16至17世纪，随着近代火器在欧洲和近东战场的普遍应用，欧洲军队在战术、规模与战略等方面发生巨变，达成“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欧洲国家得益于武备和军事经验的迅速发展，积累起优越的军事技术和海上力量，缔造了历史上首个全球霸权。[1]掌握海权的欧洲国家通过战争、殖民与商贸，将近代火器技术带到东方。亚洲国家基于军事传统和战争需求，将火器以不同的形式编入军队，如16世纪中后期的日本大名竭力扩充火绳枪手，几乎使骑兵退出战争舞台；而莫卧儿帝国则将火器和骑兵有效结合，力求在运动战中占得先机。[2]中国的军事发展受西洋火器传入影响，却呈现出迥异于日本和印度的面相。17世纪初，崛起辽东的金国（Aisin Gurun，又称“爱新国”[3]）两度围攻明朝在辽西的据点宁远，皆受挫于明军的“红夷大炮”。淑勒汗皇太极痛定思痛，编设“八旗汉军”操演枪炮。[4]此举与奥斯曼帝国成立“耶尼切利”（yeniceri）和沙俄组建“射击军”（Стрельцы）类似，意在以专业的火器军团摧坚折锐。考察八旗汉军的历史，是军事史学家的重要议题。

八旗汉军的满文为ujen cooha，直译“重兵”，盖因淑勒汗皇太极组建此兵，旨在操作沉重的红夷大炮，攻取明朝的辽西坚城。[5]所以，汉军本是专攻火器之军。然而，据《清实录》等官修史书记载，淑勒汗早在执政之初，便于八固山下设立“火器营”，复随军远征北京。若此说可靠，该营是金国废除“黑营”与“汉兵”后，再度为军队配备火器的尝试，比汉军前身“旧汉兵”创设时间还早。它与汉军是否存在联系，尚待考辨。不过，尽管金国的“火器营”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既有研究不唯寥寥无几，且在考订制度层面未能尽善，结论相互龃龉。[6]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与史料相对匮乏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汉军与前代胡族政权之军，如辽金之“乣军”、元代的“探马赤军”一般，是复杂的军制。这就要求研究者拓宽视野，既不可囿于汉文史料，忽视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更要审慎比勘，做好考据，才能得出可靠结论。本文将立足于满、汉文史料，尤其是老满文档案，证实金国的“火器营”不过是子虚乌有的幻影。

问题的提出

清朝及其前身金国是满洲（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作为出自白山黑水间的渔猎民族，满人精于骑射，并将之奉为世代不易的“国俗”，且由此而构成其军事文化的核心。[7]火器被纳入金（清）军序列，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621年英明汗努尔哈齐攻陷辽东后，征汉人充兵，称为“汉兵”（nikan i cooha），配备火器，复于次年将火器引入女真军队。然而不足两年，“汉兵”便遭解散，女真军队的火器也被裁撤，仅保留少量炮手。[8]天聪五年（1631年）淑勒汗重组“旧汉兵”前，金国是没有成建制火器军队的。

可是，有研究称，天聪三年（1629年）八旗已设立“火器营”。若此说成立，则“火器营”早在清入关前便已出现，它与先前的“汉兵”和后来的八旗汉军有何联系，是承前启后的问题。那么，这一论断依据何种史料，是否可信，当时金国火器部队的实态如何，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就金人的“火器营”存在两种说法，一说称：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首次大举攻明，亲率“十旗兵”，兵分两路，一由右翼四旗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攻大安口，一由左翼四旗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攻龙井关，知当时除了八旗满洲外，大军中亦包含蒙古二旗，但汉兵则尚未单独编旗。《清实录》在记载此役的过程中尝两度出现“火器营兵”字样，且皇太极亦屡命八旗列炮攻敌，再从皇太极因恐新降明兵“不耐寒，甚苦野处”，而命其与“八旗炮手兵”同赴村庄居住，知当时八旗满洲已配置有专门的火器营，此很可能是将各牛录中原有的汉人炮手和传统火炮抽调集中所组成的。[9]

另一说则质疑上述观点：

黄一农先生认为，“八旗火器营”是由各牛录抽调而成，从八旗军事动员的传统来推测是对的；但再进一步推断“八旗满洲已配置有专门的火器营”则过于冒险、史料难于支持，而且过于强调汉人的族裔构成，等同于将“八旗炮手兵”等同于“汉人”、亦尚未见史料支持。[10]

天聪三年至四年（1629—1630年），金军绕过明朝重兵把守的宁锦防线，迂回突破蓟镇边墙，侵掠华北，一度围攻北京。明朝称之为“己巳之变”。两说一致认为“己巳之变”时，金军参战序列里包含“八旗火器营”，但有两处分歧：一是该营究竟是常设抑或临战编成的营制，二是营辖炮手是否为汉人。其实，较之上述分歧，“八旗火器营”到底是真实的营制抑或是对史料的误读，才是问题的关键。鉴于牛录—固山制度是金国基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11]，因此，考察“八旗火器营”问题，就必须分析它与制度的关系。

“火器营”本为“炮手”考

英明汗收集女真部落，于丁未年（1607年）初设固山（gūsa），辖五甲喇（jalan），一甲喇管五牛录（niru）。最初有四固山，乙卯年（1615年）增至八固山，奠定八旗制度的框架。[12]按上述第一种观点，天聪三年（1629年），金军侵扰华北时，已有八旗满洲和蒙古二旗。这一提法亟待商榷。首先，淑勒汗直到天聪九年（1635年）始将族称“女真”易为“满洲”[13]，此前无“八旗满洲”之名。其次，“蒙古二旗”并不存在，乾隆年间改修的汉文本《清太宗实录》载金军攻破明边事如下：

命贝勒济尔哈朗、岳托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于二十六日夜半，进攻大安口，至遵化城合军……又命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从龙井关攻入。[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朝《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汉文本的记载与之稍有参差：

右翼令迹儿哈朗贝勒、姚托贝勒领四固山兵，及右翼蒙古贝子兵，于二十六日夜行，攻入大安口，往奔遵化合营……左翼令阿布泰贝勒、阿吉格贝勒，领四固山兵，及左翼蒙古贝子兵，从龙井关攻入。[15]

攻破明边的金军序列包括八固山兵与蒙古贝子兵，并无“蒙古二旗”。随征蒙古兵的情况，清入关前的老满文档案记载得很清楚：

tere inenggi yoto taiji.. jirgalang taiji.. abatai taiji.. ajige taiji.. ere duin taiji.. emu nirui juwanta uksin.. jai monggoi korcin i beise.. cahara.. kalkai （jarut barin ere geren）monggo beise i cooha.. （mūsei）jakun gusai monggoi cooha.. be sain be tuwame tucibufi （ere cooha be） hashū ergi galai （dasuhuwan i ergi duin gusai） cooha be abatai taiji.. ajige taiji gaibi genehe.. iciergi galai cooha （jebele ergi duin gusa） be yoto taiji.. jirgalang taiji gaibi genehe..[16] [17]

译文：当天，岳托台吉、济尔哈朗台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这四位台吉，将每牛录十甲，及蒙古科尔沁贝子、察哈尔、喀尔喀蒙古贝子之兵、八固山蒙古之兵择优选出。左翼兵由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带去，右翼兵由岳托台吉、济尔哈朗台吉带去。

由此可见，参战蒙古兵分两部分。一是蒙古贝子兵，也就是归顺金国的蒙古各部落贵族私属兵丁，包括科尔沁（korcin）、察哈尔（cahara）、喀尔喀（kalka）诸部。当时察哈尔林丹汗联明抗金，金国旗下的“察哈尔”实指原属察哈尔万户，投顺金人的敖汉、奈曼等部。“喀尔喀”有两义，一指漠南的内喀尔喀蒙古，一指漠北的喀尔喀三部蒙古，从旧档删去的“扎鲁特”（jarut）、“巴林”（barin）二词看，无疑指内喀尔喀。[18]二是金国的蒙古兵，最初写作mūsei jakun gusai monggoi cooha，即“我们八固山的蒙古兵”，主力是天聪初年归顺金汗，编入固山的喀喇沁部（qaračin）蒙古人，战时集中调遣。[19]所以，金国远征军是由八固山官兵和助战的各部蒙古兵组成，并没有“八旗满洲”和“蒙古二旗”。所谓“八旗满洲”配置有火器营，自然是错误的概念。那么，退一步讲，“八旗火器营”存在吗？

从上文考证看，治清入关前史，满文档案的价值不言而喻，而老满文档案尤为重要。所谓“老满文”指己亥年（1599年），达海（dahai）奉努尔哈齐之命，借蒙古文创制的满文，未加分别声韵的圈点。努尔哈齐时代和皇太极执政初期的大部分档案，都用老满文缮写。乾隆年间，组织臣僚誊录这批档案，分“无圈点字档”（tongki fuka akū hergen i dangse）和“有圈点字档”（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 i dangse），后者即大名鼎鼎的《满文老档》。原件则秘藏内阁，在20世纪30年代始重见天日，又被称为“满文原档”“旧满洲档”。[20]可见，大名鼎鼎的《满文老档》不过是老满文档案的钞本。今人研究清入关前史，自应以最原始的老满文档案为第一手资料。“八旗火器营”存在与否，须以之为准。前述观点谈到“火器营兵”两见于《清实录》，即顺治朝编纂、乾隆朝改订的《清太宗实录》汉文本。兹援引如下，并与老满文档案比勘。

首处记载是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金军进攻北京时：

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器营兵进前发炮火。[21]

老满文档案记载为：

han hendume. mūsei poo sindara niyalma jūlesi ibebi poo sindakini.. [22]

译文：汗谕：着我们的放炮之人进前发炮。

《清太宗实录》里的“火器营兵”在原始档案里写作mūsei poo sindara niyalma，直译“我们的放炮之人”，即“我们的炮手”。乾隆年间用新满文誊抄的《满文老档》作musei poo sindara niyalma，仅字头mu写法不同。[23]《清太宗实录》的满文本亦作musei poo sindara niyalma，与《满文老档》一致。[24]

另一处记载是同年十二月，金军袭扰蓟州：

上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率护军及火器营兵五百名，往视蓟州情形。[25]

老满文档案记作：

han jūwe amba beile.. bayara poo i cooha be gaibi jūleri gijoi hotun betuwanjime jidere de..[26]

译文：汗、两大贝勒率巴牙喇及炮兵，来观蓟州城时……

随皇太极阅视蓟州的“两大贝勒”指正红旗旗主代善和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扈从仅有bayara和poo i cooha。bayara音译“巴牙喇”或“摆牙喇”，即清代的“护军”，是专门挑选，随扈汗与亲贵的精兵。[27]《实录》里的“火器营兵”本为poo i cooha，即“炮（的）兵”，与poo sindara niyalma（炮手）是一类人。《满文老档》和《实录》满文本的记载同老满文档案一致。可见“己巳之变”时，金军虽有炮手从征，却没有“火器营”的编制。所谓“火器营”不过是《太宗实录》汉文本的误记罢了。至于这些炮手是归金国汗直辖还是分隶八固山，以及是否皆为汉人的问题，仍要以档案为根据进一步考察。

金军炮手的组织形态与族群构成

英明汗努尔哈齐晚年解散汉兵、裁撤女真军队的火器，仅保留少量炮手。天命十一年（1626年），金国企图夺取山海关的门户宁远城，却受制于明军配备的红夷大炮与名为“万人敌”的烧夷弹，铩羽而归，努尔哈齐愤恚身死。就在他升遐之年，金军重新配备火器。这一举措很可能是皇太极称汗后，汲取金军在宁远受挫于明军火器的教训而采取的。天聪四年（1630年）的汉文档案载：

天命丙寅年，派定沈阳存城炮，每一牛禄大砲（炮）一位、小砲（炮）五位，经管金官一员、汉官一员；其外八城砲（炮），每一牛禄大砲（炮）二位、小砲（炮）五位，每城经管金官三员、汉官一员，李献箴。随征跑（炮），每一牛禄大砲（炮）一位、小跑（炮）五位，经管金官一员、汉官一员，李思忠。[28]

本条史料出自天聪四年（1630年）七月二十五日汗谕，用语简明俚俗，间有别字，颇存朴拙之风。北京图书馆藏“天聪二至五年各项稿簿”“天聪六至九年奏疏稿”各一部，誊录竖行方格纸上，已非原件，首钤“今西龙”印，可知为满鲜史学家今西龙旧物。该谕收入“天聪二至五年各项稿簿”，所录汗谕、奏疏皆为汉文，不见于台北故宫藏“沈阳旧档”。查1924年罗振玉将盛京崇谟阁藏汉文“奏疏簿”付梓，编入《史料丛刊》，定名《天聪朝臣工奏议》，收录天聪六至九年（1632—1635年）汉臣奏疏，内容与“天聪六至九年奏疏稿”大同小异，则“天聪二至五年各项稿簿”亦当属盛京旧档。由此可见，皇太极继位后，重新用火炮武装军队，金军火炮按用途不同，分为守城和出征两类，以牛录作为基本动员单位，与天命八年（1623年）其父扩充火器军队之举一致。李献箴和李思忠是分管守城、出征火炮的汉官。既然金国两度建立炮兵，均以八固山的每个牛录作为基本动员单位，故而有理由认为，炮手也是从八固山抽取而来。这一推断，可在《清太宗实录》满文本里找到证据。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金军攻陷毗邻山海关的永平府，将明朝降卒编为汉兵。皇太极亲自阅兵，并降谕旨，档案失载，《清太宗实录》满文本节录此谕，云：

ese beikuwen de budun. tule tataci jobombi. gašan de tatakini seme jakun gūsai poo i coohai niyalma be unggifi. emgi gašan de tatabuha.. [29]

译文：此辈畏寒，苦于露宿，着住村庄。遂遣八固山充为炮兵之人，同住村庄。

《清太宗实录》是先纂成满文本，再有汉文本。经上文比勘可知，满文本的记载往往与老满文档案及《满文老档》相同，较汉文本可信。皇太极命令新编汉兵与jakun gūsai poo i coohai niyalma同住，汉文本将其译为“八旗炮手兵”。可是，清初的gūsa和“旗”并不能一一对应，今宜译作“固山”[30]；poo i coohai niyalma直译为“炮（的）兵（的）人”，应释作“充为炮兵之人”或“当炮兵之人”，即前揭史料中的poo i cooha（炮兵）和poo sindara niyalma（炮手）；jakun gūsai poo i coohai niyalma译作“八固山充为炮兵之人”，足证炮手是从八固山抽调，而非独立成军。

天聪初年炮手的族属问题，由于史料过少，只能就仅存的断编残简摸索。自天命八年（1623年），女真兵马装备火炮后，火炮便不再是区别族属的标志。不过，英明汗晚年解散汉兵，复大肆屠戮辽东汉人，将刀下余生者编入庄屯为奴。直到皇太极上台，缩小编庄，才令部分汉人恢复了自由民身份，具备了挑取汉人炮手的条件。所以，纵使英明汗执政末期残存少量炮手，恐怕也是有“诸申”（jušen，“女真百姓”）身份的人。从前揭汉文旧档看，管炮的“金官”即女真官员多于汉官，也能从侧面证实这点。

另外一条重要的证据，是老满文档案收录的天聪六年（1632年）李思忠敕书。李思忠本为明朝名将李成梁的族侄，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奉命管带出征火炮。天聪四年（1630年），金军主力东归，在山海关以西的遵化、永平等四城驻兵戍守，李思忠率部守备遵化。是年五月，明军反攻，李思忠督兵拒战。

sūn huwa ci bedererede nikan i cooha.. sūn huwa hoton de teni afame latunjime mini beye poo be faidabi uttu sinda.. tutu sinda seme tacibume.. ilan jergi afanjiha be ilan jergi poo sindame hanci latuburakū afarade.. batai sindaha cū niru de mūsei okto latubi dūlerede jusen nikan gemu amasi sojome bedererebe bi siusihašame mūsei cooha atanggi uttu burulambihe seme meni meni bade ilibuha..[31]

译文：自遵化撤退时，汉兵（明军）正来侵遵化城。我亲自指挥列炮，不断施放，三度来攻，三次发炮，使不得逼近。交战时，敌放药箭点燃我方火药，诸申、汉人俱急往后撤，我用鞭抽曰：我兵何曾如此败退，遂各回原处而立。

雍正朝编纂的《八旗通志》初集亦载遵化攻战事，称：“（明军）又以火箭射我火器营。”[32]稽核档案可知，明军攻城时发射cū niru，直译“药箭”，即箭杆捆扎火药筒的火箭助战。当时李思忠专司火炮，属下自然是炮手。明军火箭引燃炮手附近的火药，有爆炸之虞，充当炮手的“诸申、汉人”惊骇退后，遭到李思忠鞭责。所以，《八旗通志》记载的“火器营”在档案中毫无踪迹。守备遵化的金军虽然包括炮手和若干火炮，但没有独立营制，可见后出汉文史料之不足征。金军炮手既有女真人，也有汉人。若将天聪初年的炮手等同于汉人，恐怕是片面的结论。

结论

清朝入关前是否集中火器手组建“火器营”，作为专攻火器的独立营制？八旗汉军成立前，金国的火器手由哪些人组成，采取何种组织形态？这两个问题经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较为确切的答案。

淑勒汗皇太极继位后，汲取宁远战败的教训，重新组织配备火器的军队。天聪三年（1629年），远征华北的金军包括一批火器手，在老满文档案里写作poo sindara niyalma或poo i cooha，可译作“炮手”和“炮兵”。清朝史官纂修汉文官书如《清太宗实录》与《八旗通志》时，并未遵循档案原意翻译，而是赋予其“火器营”的名号。

金军管理火炮的官员以及火器手涵盖女真人和汉人，并非纯由汉人组成。这一点与英明汗治下，火器军队的族群组成并无差异。也就是说，至少在八旗汉军组建前，火器并没有成为区别族属的标志。金军火器手的组织形态，从另一个满文名称jakun gūsai poo i coohai niyalma，即“八固山充为炮兵之人”来看，是从八固山抽调而来。他们虽然在战时一同住宿、出征，但并未独立成军，更没有“火器营”的编制。由此可见，所谓“火器营”的误说，是源于后出汉文文献的臆造。这也提醒研究者，治清初八旗制度史，须以原始档案作为最基本的史料，方不至谬以千里。

按，作者张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小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原文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