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战国时代，是继春秋以后更为激烈的大兼并时代。

如果说春秋时期的仁义礼信还被时人用来作为虚饰的话，那么在战国时期已完全被打破。

诸侯国之间为了谋求生存与强大更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由此出现的“朝秦暮楚”的局面，则见怪不怪。

而能让我们清晰地理解这个时代的古籍，则是《战国策》一书。

《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智伯灭范氏，下至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虽然只是记载了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但却是后世理解那个乱世必不可少的古籍。

而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被司马迁引入进了《史记》中，也被司马光引进了《资治通鉴》，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战国策》被一些人称之为是“离经叛道之书”，这究竟是为何呢，当我们带着这一疑问，穿越时光隧道，看向儒家学派的人物时，他们毫不迟疑的就给出了答案：价值观与我们倡导的不符。

本篇笔者就从《战国策》一书的修订成书说起，聊聊为何说时人的价值观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进而说说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

《战国策》的修订成书。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战国策·序》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共33卷，但原作者并不是刘向，至于作者究竟是谁也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本古籍并非一时一人所作。

此外，这本书原来的书名也是不确定的，在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无意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错乱相糅莒”，而且部分文字已经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并且为其命名为《战国策》。

不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该书并不是刘向编订的版本，因为在宋朝时期，这本书已经出现了缺失，好在宋代的大文学家曾巩，对该书进行了校补。

正如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所言：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虽然曾巩聊聊数字写出了自己校补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势必是充满艰辛和困难的，所幸的是曾巩做到了，而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就是曾巩校补的版本。

《战国策》所记载的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有义士，还有勇士，并且经过多人编订，这就导致了这本书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极为复杂，不过它所体现的时人的价值观却没有改变，即：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

而这种价值观则正是与儒家倡导的仁义廉耻格格不入的，笔者接着来说具体说说。

《战国策》体现的价值观。

《战国策》所体现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而这种多元化正是脱离了儒家正统观念的控制，这也就导致了儒家倡导的仁义廉耻等思想并不受时人待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战国策·秦策》

战国是历史上人才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战国策士朝秦暮楚则为常态，正如上述所记载的卫鞅则是由魏国去的秦国，并在秦国有了一席之地，而卫鞅也只是战国策士中的缩影，他的经历在当时来说，也是极为正常的。

可以说，在这些策士的心中，还没有形成“国”的概念，当然忠君爱国的意识自然也很淡薄，而儒家倡导的“忠”、“义”，对他们更是没有过多的影响，他们名义上是为君主效力，并且做到了“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但根本的出发点是自己的私利。

就好比纵横家张仪想要把汉中之地割让给楚国，以此来谋求自己在楚国亦能“呼风唤雨”，不过这却遭到了甘茂义正言辞的反驳。

如《战国策·秦策》记载：（甘茂曰：）王今以汉中与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意思是说，大王今天拿出汉中向楚国求和，假若天下再有什么祸乱，大玉您又拿什么去与楚国作交易呢，可谓是说的一语中的。

齐将封田婴于薛，楚王闻之，大怒，将伐齐。——《战国策·齐策》

战国时期诸侯纷争，这不单单体现在对外的战争上，还体现在内政的干预上，就如上述所述，就是齐王想要把薛地分封给齐国的贵族田婴，但是楚王听到了这事，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并且扬言要攻打齐国。

而正是楚王的这种态度，让齐王很受伤，并且想要把放弃分封的事，公孙闬听说了此事，就主动以“夫齐削地而封田婴，是其所以弱也，愿勿止”劝说楚王同意了此事，而原本是邹忌门客的公孙闬也因为此事成为了田婴以及孟尝君的重要门客。

由此可见，当时诸侯国的内政，有时候并不是单单自己就可以做主的，而这些策士明明知道分封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强大，为了自己能够更换门厅，还是极力促成了此事，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策士的“为私利是图”的本性。

利用外交手段干预他国内政，亦或者让诸侯国之间相互牵制，这在战国时期也是屡见不鲜的，而这与儒家倡导的“忠”、“义”等思想，亦是格格不入的。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战国策·齐策》

战国时期人们之间的男女关系开始出现了随便的“苗头”，这更是无视了儒家一直倡导的“礼”，正如上述所记载，说的是孟尝君的门客与他的夫人相爱，这对于儒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是对“礼”的践踏。

但是孟尝君非但没有将这个门客处死，反而以“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为这名门客开脱，意思是说，悦人之貌，渐生爱心，这是人之常情，并且警告给自己打小报告的人说“其错之勿言也”，而之后孟尝君还把这个门客引荐给了卫君，并且受到了重用。

而这种男女关系的随便，并不是单单发生在齐国，在其他诸侯国中也屡见不鲜，再比如说秦国的宣太后，她在快死的时候，就要求让自己的情人魏丑夫殉葬，《战国策·秦策》记载：为我（指代宣太后）葬，必以魏子为殉，后来还是庸芮以“死者之无知”劝阻了宣太后的这一行为。

此外，魏国的龙阳君和魏安釐王之间的关系更是被儒家所不容，因为龙阳君是魏王的男宠，并且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与魏王共船而钓，还以哭哭啼啼的方式“融化”了魏王的内心。

这让魏王很是心疼，于是魏王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出自《战国策·魏策》），意思是是魏王下了命令：谁敢在谈论龙阳君，那就得被灭族。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价值观与儒家思想的对立，而在这背后其实也体现了战国时期没有儒家思想禁锢的社会风气，而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各个阶层都追求私利，笔者接着论述。

《战国策》体现的社会风气。

《战国策》一书中所记载的人物是相当真实的，而追求私利这种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也能被诠释的淋漓尽致，无论是诸侯国君主，还是普通小人物都是如此。

徐州之役，犀首谓梁王曰：何不阳与齐而阴结于楚？——《战国策·魏策》

上述记载了，齐楚徐州之役时，犀首（公孙衍）建议魏王表面上与齐国结盟，但是背地里也与楚国结好，并且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策略能够取得最终利益。

即：二国恃王，齐、楚必战，齐战胜楚，而与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战胜齐败，而与乘之，是太子之仇报矣，意思是齐、楚都要依靠大王，这两个国家一定会打起来，如果齐国能战胜楚国，魏国与它一起取胜，可以取得方城以外的土地，而加入楚国战胜了齐国，魏国也是胜利者，并且还可以报了太子被杀的仇。

这可真是一招“妙棋”，无论这场战役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魏国都是得利的一方，由此可见，诸侯国君主之间的联盟，是以自己利益为基础的，而这种联盟中还暗含着骗局，当然背信弃义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张仪欲并相秦、魏，故谓魏王曰：仪请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间约南阳，韩氏亡。——《战国策·魏策》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张仪为了私利而怂恿秦王割让汉中之地，我们接着再说张仪想兼做秦国、魏国的相国而设的局，正如上述引用则是说张仪建议秦王攻打三川郡，而让魏国趁这个时候向韩国索要南阳，并且不惜以灭亡韩国为筹码。

此外，《战国策·韩策》中还记载了，赵国权臣大成午去韩国与申不害合谋串通，意图共同把持赵国和韩国的大权，而这两人的各怀鬼胎，也是从自己本身的私利出发的。

当然，这类事件在《战国策》一书中还有多次记载，虽然意在言明这些策士的“智慧”，但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权臣不仅没有忠君爱国的意识，而且把自己的权位私利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重。

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战国策·秦策》

苏秦一开始只是一介布衣，而最初游说秦王没有成功回到家里的时候，那全家人都不拿正眼瞧他，正如上述记载，则是苏秦失意时对全家人对他态度的描述。

但是后来苏秦功成名就之后，所有人的态度都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即“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

意思是说苏秦的妻子对他敬畏得不敢正视、只敢侧目来看他的威仪，而他的嫂子则跪在地上不敢站起，像蛇一样在地上爬，对苏秦是一再叩头请罪，而让苏秦全家态度大转弯，单单是因为“季子之位尊而多金”。

此外，《战国策·秦策》中还记载了甘茂攻打宜阳时候的场景，一开始攻打很吃力，而士兵们也不愿意冲锋上阵，但是甘茂拿出自己的钱进行激励时，那是人人向前，并且一举攻克了宜阳。

通过苏秦家人态度和甘茂士兵态度的转变，我们不难看出，这时期社会中普通的小人物也是唯利是图的，当然我们并不能责怪这种赤裸裸追逐利益的人，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追名逐利的时代。

不过《战国策》一书所体现的价值观虽然呈现出了多元化，但其背后也表现出了儒家的思想观正在悄然受到尊重，而这时期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思想，也逐渐向儒家的标准靠拢。

《战国策》体现的价值观向儒家思想靠拢。

女无谋而嫁者，非吾种也，汙吾世矣。——《战国策·齐策》

齐闵王骄傲自大，引起了五国伐齐，最终导致身死，而齐国也差点因此被灭，而齐闵王的儿子法章改了姓名躲到了太史敫的家中，以至于太史敫的女儿见到法章之后，两人未经父母许可便在一起，这让太史敫十分生气，并说出了上述所引用的话语，并且终身不认自己的女儿。

但是太史敫的女儿，针对父亲的态度，并没有忘记自己做女儿的本分，也没有失了做子女的礼节，于是被人称赞曰：君王后贤，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礼也，很显然，太史敫的做法是符合儒家所倡导的“礼”，而他女儿的做法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孝”。

此外，《战国策·魏策》中还记载了魏文侯信守承诺而冒雨与“虞人猎”，这也是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信”，而且本篇还说出了“魏于是乎始强”，这也说明了时人一开始重视诚信，认为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

所以，在战国那个追逐名利的时代，人们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会不择手段，但依然不可否认儒家倡导的“仁、智、礼、义、信”等观念，正在被世人所重视。

结束语：

综上述所，我们已经知晓《战国策》被一些人称之为“离经叛道之书”也是有道理的，至少对于坚守儒家思想的人来说是如此，毕竟它所体现的整体上的价值观与儒家倡导的思想不符。

但这并不能说儒家思想在当时是完全被摒弃的，而儒家思想背后代表的正义、无私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人的认同，甚至也影响到了一些人的价值观，尤其是该书中所记载的那些不顾生死的义士，更是成为了后世褒扬的典范。

所以又可以说，在战国时期多元化的价值观的背后，儒家观念也占有了一定的地位，而这一些都为汉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下了基础。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战国策》、《战国策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