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学政碑额。

一处中学地下操场的挖掘建设工地，意外成为福建文教中心的考古现场；向下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的学校，在地下发掘出它的百年前身以及福建教育的历史记忆。

2015年，福州延安中学在对3700多平方米的地下操场进行挖掘建设时，陆续发掘出一些巨石部件，有六块边长达115厘米、高约30厘米的方底莲花托石柱础，有两块宽为85厘米的福建学政碑额，以及长约两米的旗杆碣，石桥栏杆部件等石块。

郑丽生先生撰著的《郑丽生文史丛稿》记载：“清福建学政署在福州城南孔庙之后，今其地称‘学院前’。”卢美松先生主编的《朱紫名坊》提及：“现今朱紫坊街区‘学院前’延安中学，原系清代提督福建学政署址。”“提督学院署设于此地（今延安中学），奠定了朱紫坊作为福州文化教育重心的地位。”这些石头的发现不仅验证了先前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为朱紫坊昔日福建文教荟萃之地的历史增添了有力的文物注脚。

福州延安中学北枕朱紫坊，南面文庙后殿，殿后蓝底金字额书“仰之弥高”正面俯对学校大门。学院前巷东西向贯穿校园与文庙之间。学校东墙外南北走向的120米小巷被称为府学弄，沿东北方向通往学院后巷与文昌弄。学校及周边区域昔日统称学院里。这些富有历史韵味的地名可以一窥此处曾为文教重地的过往。学院前、学院后、学院里等皆因清代提督福建学政署而得名。

学政，亦称学台，为清代中央派驻地方的“钦差”官员，任职周期三年，在地方享有与总督、巡抚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无隶从关系，不占用地方编制。其衙门称学院署，或称院署、使院、学署、学使署、学台衙门等，是掌管福建全省教育行政权的重要机构。

根据钱实甫所编的《清代职官年表》整理统计，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前后执掌福建学政职责的官员共计99任、95人，而加上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间所设提学使1人，合计为100任、96人。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九月，在乾隆皇帝身边待了八年的大才子纪昀赴闽上任，至乾隆二十九年十月间担任第四十一任福建学政。纪昀（1724-1805），字晓岚、春帆，谥文达，《四库全书》总纂官，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清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四“提督福建学政”条下载纪昀以编修任此职，在“福州试院题曰‘镜烟堂’,刻有《镜烟堂丛书》十种”。 福州试院是提督福建学院署的别称。镜烟堂为纪昀督学福建期间的书斋之名，设在福州试院之内。纪昀在担任学建学政的两年间，先后撰写并刊刻《沈氏四声考》《唐人试律说》《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李义山诗集》《风雅遗音》等“镜烟堂丛书”十种。

除学术研究，纪昀也留心搜集小说逸闻，他的《阅微草堂笔记》提及一件发生在福建学政署笔捧楼的逸事：

余督学福建时，署中有笔捧楼，以左右挟两浮图也。使者居下层，其上层则复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旧为山魈所据，虽不睹独足反踵之状，而夜每闻声。偶忆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当由曲房幽隐，故此辈潜踪。因尽撤墙垣，使四面明窗洞启，三山翠霭，宛在目前，题额曰“浮青阁”，题联曰：“地迥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自此，山魈迁于署东南隅会经堂。堂故久废，既于人无害，亦听其匿迹，不为已甚矣。

官至两江总督的梁章钜对纪昀以“纪文达师”敬称之，他在小黄楼中撰著的《楹联丛话》中将此事写成一则有趣的联话。清人王廷俊在著作《樵隐笔记》中也有转此逸闻。使署笔捧楼中之所以会有独足反踵的鬼魅山魈，纪昀在《槐西杂志》中略有记述。《阅微草堂笔记》另一处载：“福州学使署，本前明税珰署也。阉人暴横，多潜杀不辜，故至今犹往往见变怪。余督闽学时，奴辈每夜惊。”

不过纪昀的父亲纪容舒来到福州学使署时却丝毫不惊，甚至“闻某室有鬼，辄移榻其中，竟夕晏然。”并训诲纪昀无需忧惧：“苟立心正大，则其气纯乎阳刚，虽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炉而炽烈焰，互冻互消。汝读书亦颇多，曾见史传中有端人硕士为鬼所击者耶？”纪昀一代硕儒，岂以怪力乱神之辞惊扰人心，乃是以父亲庭训引导人奉行光明正大，慈祥公直之道，自然无畏于妖邪鬼魅。

除旧名为笔捧楼的浮青阁外，清人《樵隐笔记》载：“学署中尚有红蕉吟馆、友清轩、补松精舍、翼经堂诸胜。”民国陈衍《石遗

室诗话》载署中有“养亨泉”，民国郑拔驾《福州旅行指南》载署有假山石、补石亭等，可见学政署中原有园林之胜，惜今均已不存。

2014年，文史专家郑子端在西湖公园正门过桥后右边的风雨亭廊前，发现了一块字迹模糊的刻石。文史专家卢美松邀拓印工匠郭森茂将这块太湖石水洗墨渍，并对照朱筠撰《三百三十有三士记》全文，发现除缺少题目和落款外，其余文字完全吻合。

朱筠（1729-1781），字美叔，号竹君，又号笥河。清代著名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官至翰林学士。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八月，朱筠莅闽督学，成为第四十七任福建学政。朱筠主持科试期间，令岁、科两考全省前列秀士三百三十三人各献一石并镌其名于石上，又撰《三百三十有三士记》云：“余奉命来福建，科试福、延平、汀、邵武、建宁五府士，既毕，旋福州试院，实当庚子之夏。余北人，不胜此间之暑也。暇日，于其西偏隙处构小山，号曰笥仙山，诸生闻之争来，人致一石，刻名其上，凡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及于海外咸具，刻名者三百余人。因名其山上之亭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王廷俊在《福州学署》一文中赞曰：“每士各购一石，秀瘦漱透，众美毕具，又各勒名石上，输入学政公署，聚成小山，共得三百三十三石，亦奇观也。”朱筠建亭于笥仙山上，自书题匾曰“三百三十有三士亭”，题亭联曰：“偶为选地看山计；若慰联床听雨情。”又将撰记刻碑，当时传为韵事。“好士兼好石，代贽罗琳腴。”“三百三十有三石，环青翠叠纷玲珑。”“三百三十三，鸿雪留闽天。”“笥河先生操玉尺，闽海抡才尽圭璧。”“姓氏镌群雅，清廉见古风。”张际亮、梁章钜、施鸿保、陈衍、郭白阳等五十多位官绅名士或诗或文，或记或赞，传此美事。

嘉庆九年（1804年），第五十九任福建学政邵自昌视学福建。邵自昌（1736-1813），字蕃孙，官至从一品都察院左都御史。他见“竹君先生有记，勒巨石上。石理粗，剥落不可读”，即命人全录其文，重新镌刻。卢美松先生考证认为，这应是今天所见西湖太湖石上之刻文。

昔日立于学院前福建学政署的刻石，因何迁至西湖风雨亭廊？《郑丽生文史丛稿》之记述，可略见端倪：“道光间，学使吴钟骏于署中楼上题额曰‘小嶙峋山馆’。至同治间，亭圮于风，学使王凯泰重建，亦撰记立石。辛亥革命以后，旧制尽改，废池乔木，犹存遗迹。此有历史文物价值之群石，为乡绅之有力者所觊觎，如盐运使刘鸿寿即私取若干以去。其他‘雅贼’尚有其人。继之，西湖辟为公园，奉公征用，择其尤者一大批，布置于飞虹桥附近(今多失踪)。民国5年(1926年)福建经学会(国学专修学校前身)成立，设校址于旧学署，前清进士吴征鳌为会长。时‘三百三十有三士亭’犹存，而剩余之石不满百，皆中下之品矣。”

文稿记录了自道光至国民初年间三百三十有三士石与亭之变迁。学政署刻石遗失，大约如郑丽生先生所记“西湖辟为公园，奉公征用，择其尤者一大批”之故。另有石头为“乡绅”“雅贼”所觊觎，纷纷取用，至民国1926年仍存三百三十有三士亭但“石不满百”“皆中下之品”。民国郑拔驾的《福州旅游指南》也提到“近亭虽依旧，而三百三十有三士石已多数被前此市政当局移作装饰西湖公园假山之用，不复旧观矣”。然而今日，福建学政署故地之亭、石皆已无存。《朱紫名坊》考证原因：“盖因有关部门曾移部分题名石于乌山图书馆修建假山；部分用于修建西湖公园边旧动物园的猴山，供猴群栖息。”而亭，亦随城市更迭，消逝于时间长河。今日延安中学校内建有一座仿古半亭，亭匾上的“三百三十有三士亭”由书法家蒋平畴先生题写。

清嘉庆年间，第六十二任福建学政汪润之，特请姜钰、王应绥两位画家各绘一幅《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图》。清人王廷俊的《樵隐笔记》载有此事：“汪雨园（润之）视学闽中，修葺斯亭，命姜钰、王应绥二生各绘一图，一藏使署，一随行筐。未几，王图散失，徐松龛中丞（经畲）监司延建时，从延平市购得斯图，以赠吴睛舫学使，携之归，而姜图仅存。”但今日两图均无图像可睹。据王廷俊所记，道光年间，画家汤贻汾曾以墨色勾勒此景，不过汤氏未亲见此亭，绘图位置与姜钰描绘颇有不同。《樵隐笔记》载：“王道光癸卯岁，大兴李铁梅(嘉瑞)阁部视学兹土，其门下士出图以献，盖为毗陵汤总戎雨生(贻汾)所绘，云得自陈硕土(用光)学使者，图中位置与姜图迥别，而笔墨精雅，则突过之。总戎未历斯亭，下笔时岂屑规规临摹，以姜、王为粉本耶?”近年，一幅款识为“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图。道光庚寅冬汤贻汾同内董琬贞合作”的手卷出现在一家国内拍卖行，由吴昌硕撰写的题跋中有“一亭老兄得此卷欢喜欲跃，属题句，草率应正”之语，不知是否为当年《樵隐笔记》所载之汤贻汾画作。

如今，可以一睹三百三十三士石风采的便是西湖公园梦山景区，散落猴山等处刻有“闽游天衢”“侯官张明三”“浦城王廷份”“枕流”“闽李璎”“碧嶂”“滴翠”字样的数十块刻石在这里被砌筑成一座假山。

文物不语，但每一件都有自己的故事。

方底莲花石柱础。

第22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