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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名家 | 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上)

民俗名家 | 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上)倘若,《天问》也还可以算是战国时代作品的话(确否为屈原所作,自然是另一问题),那么,它的关于这传说的语句,正好同上述《列子》的载笔相证明吧。我们试打开这体制独特的古诗篇

导语

2020年,这个不平凡的年头,一边是驱之不散的疫情,一边是肆虐汪洋的洪水,洪水猛兽侵袭的时光难免令人颓唐。于是,民俗君追思先贤,以求明智之力量。

1931年,正值中国多事之秋,钟敬文先生曾写下这篇《中国的水灾传说》,追述中国的洪水神话、水灾传说异文衍化,并对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水灾传说进行对比研究。原来,人类从初生便与洪水不断搏斗抗争,并在不断抗争中创造着生命的奇迹。民俗君希冀在这个特殊时期以先生之美文劝慰读者。

中国的水灾传说

序论

凡读过东方有名文献《旧约·创世记》的人,都不会忘记那里所说的,上帝因愤怒人类的强暴,降了洪水来毁灭地上一切“有生之伦”的故事吧。其实,这不是希伯来民族独有的神话。它在历史上几个文化开发得较早的国家,如东方的巴比伦、中国、西方的希腊,都有着这种人类受劫的神话,在她们古代的民间流播着。并且除了中国的说法较特殊外(这单指与禹有关的洪水而言),其它的差不多可说是如出于“同一的轨范”。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水灾传说”,在国内尚没有什么人给以较详细的检讨;虽然为了辨伪的问题,顾颉刚先生等曾把笔尖略触动过这事件(见《古史辨》第一册)。以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和历史为职志的日本小川琢治教授,却已在这不为国人所注意的材料上,试开始其饶有意义的(同时还是趣味的)探求。他在禹的故事外,兼提到女娲止淫水,精卫填东海,蜀王化杜鹃,伊母化空桑等;并且怀疑这一群古话,中间也许有眷属的关系,或竟是由于同一故事的“异传”(原文见他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73-203页)。这意见自然也许只是个“提议”,但他的探求的热忱与学殖的丰盈,我是对之表示相当的敬意的。

伊尹母亲化空桑的故事,小川琢治民虽然述及,但他的原意似只想说明它和治水的禹王之关系。所以,他在这故事的上面没有什么发挥,自然也更无较详尽的“下文”。现在,我却要以这故事来做这篇小文论述的起点。这工作颇象有些给他的文章作“补充”,虽然我在拈到这么一个“主题”时,尚未拜读过他的大作;而这意思(补充他的缺漏)其实也始终不是我所曾萦心的。

本文的任务在于述说一些自战国(指被记录的时间)直至现在仍活在民间的“水灾传说”。这些传说并不仅限于题目的共同,在传述上,似也有着源流的关系。退一步,后起者倘不是先行者的嫡系子孙,最少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瓜葛”。这不是笔者有意的牵合,从它们的主要形态上考察,实在不容许我们不承认其有血统或亲眷的关系。自然,从其己变化的方面观之,它们各自的相貌却已是那么歧异。

古代的伟人产生神话

《列子》自然是一部后人杂凑成的书。这不但是指的现存本(即晋人编篡的)为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那个较初期的本子,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其中全没有先秦的古记录(或古传述),尤其是关于神话和传说方面的。倘我们相当地肯定这个前提,那么,对于它所载关于伊尹的传说,当做可信的传说史料看,也许不是太不合理的吧。关于这传说的语句,见于现存本的第一篇——《天瑞》,那是:

伊尹生乎空桑。

这是很零残的叙述。倘没有别人的记录可参证,差不多很难辨出它是有着什么故事的背景的。

倘若,《天问》也还可以算是战国时代作品的话(确否为屈原所作,自然是另一问题),那么,它的关于这传说的语句,正好同上述《列子》的载笔相证明吧。我们试打开这体制独特的古诗篇,在“成汤东巡,有莘爱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之下,接着来的四句是:

水滨之木,

得彼小子;

夫何恶之,

媵有莘之妇?

这虽然仍是很断片的,但比《列子》的那一句话,却显然是较具体了。

《吕氏春秋》,据说是一部较可信任的古籍。关于伊母的传说,在其中具有着颇完整的叙说。《孝行览·本味篇》云:

有侁(按:侁同莘)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

从这以后,关于伊母故事的记述,虽颇有歧异之点,但似乎没有比这更为详尽许多的了。

伏生的《尚书大传》中,也有关于这个传说的记载。其文见存于《尚书正义》中。

伊尹母孕,行汲水,化为枯桑。其夫寻至水滨,见桑穴中有儿,乃收养之。

伏生为西汉初大儒,其去《吕氏春秋》成书之日,并非遥远。但就两个记录看来,在传述上形态的变异,已是很可观了。

东汉的时候,王逸作《楚辞章句》,对于前文所录《天问》中四语,注云:

小子,谓伊尹。媵,送也。言伊尹母妊身,梦神女告之曰:臼灶生鼃,亟去无顾”居无几何,臼灶中生鼃。母去东走。顾视其邑,尽为大水。母因溺死,化为空桑之木。水干之后,有小儿啼水涯。人取养之。既长大,有殊才。有莘恶伊尹从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这个说法,大致和《吕民春秋》的相同;但也有相当歧异处。如吕氏书中但云“梦有神告之”在这里,则指明所谓“神”者,是“神女”又这里的“臼灶生鼃”,在彼处却是“臼出水”。这些地方,看去虽然所差很微末,但却不是无意义的。

晋张湛民作《列子注》(说不定,这本冒名的《列子》,就是他编撰的),对于“伊尹生乎空桑”一语,引用了一条传记。察其语句,是全抄录自吕氏书的;不过语句的位置,前后稍有变易而已。

关于伊母的水灾传说之记录,如上文所举述,虽不能说已尽其所有,但重要的当没有什么遗漏了。现在,不妨试来对它做点考察。

这故事的重点,是在于解释一个特出人物(伊尹)产生的不同凡众。水灾的叙述,看来虽很占重要,其实在这传说上,只屈尊地做了个必需的背景而已。

如果不嫌杜撰的话,我想把这种传说叫做:伟人(或英雄)产生神话。这种伟人产生的神话,同别的许多神话(例如开辟神话啦,文物神话啦等)一样,它是常生存于各民族的原始时期的。中国这种传说的材料,似乎保全得特别多。我们只要把所谓“古代史”者翻一翻,你就可见到这同一类型的东西之复叠地出现。什么简狄吞元鸟卵而生契呀,姜嫄履巨人迹而生稷呀,在野被犬衔归的徐偃王呀,其母梦虎乳子的楚令尹呀,……诸如此类,是不易一下数清的。我们在此且举些关于异族首领产生的记载来做例证:

夜郎县者,西南远夷国名也。其先,有女子浣纱,忽三节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归而养之。及长,有武略。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后卒,夷僚,盛以竹。王非血气所生,众为立庙。今夜郎县有竹王神,是也。

哀牢夷,西蜀国名也。其先,有妇人捕鱼水中。触沉木,育生男子十人。沉木为龙出水上,九男惊走。一儿不去,背龙,因敌之。后诸儿推为哀牢王。[1]

这种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可谓荒唐透了的思想,在那产生它的时代之民众心理上(进一步而言之,社会背景上)是有着坚牢的根基的。反观念论者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形态,达到了某个阶段,家族的或部族的指挥者或首长,便成了极大的权力的化身。(这种权威的领袖,不但自己日益神秘化;并且因为他们,才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神通广大的“神灵”是某种“力”的被“人格化”。)以这样的“伟人观”,加上他们(民众)对于生物学知识的缺乏,及当时所能诱导他们思考和推理的一切社会背景,这种传说中所含蕴的思想,也就必然地或可能地产生了。

关于伟人产生于空桑之中的说法,其意义虽颇难考知,但我悬揣,它必是古代极通行的传说。我们试看《演孔图》中的一段记录,是可以约略推知的。那记录是:

孔子母徽在,游于大冢(或作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或作“请与己交”。语曰:“女乳(按:意即“汝产”)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2]

我们的“元圣”孔丘先生,也是被传说为产生于空桑之中的。

我们在这里告个小结束,就是这初期的一些“水灾传说”是被做为关于伟人产生的解释性神话而出现的。

[1]与上条,俱录自《述异记》(亦见《风俗通》、《华阳国志》、《后汉书》等)。

[2]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所引。

中世及近代的地方传说

同样这以水灾为题材的故事,到了第二期里(时间大约从六朝——近代),便变成了“地方传说”(Place Legend)。两者主要的异点,在于被解释的“对象”,由“人物”伟人、英雄)转为“地方”。

现本《搜神记》,自然已非干宝氏的原书,但证以唐宋古书所引,其大部分的材料,必出自原著是无疑的(其中有拉杂地抄入别的古书的地方,如第六、第七两卷,全抄《续汉书》、《五行志》,前人已经指摘过;但大部分,仍是辑录自前世类书所引的——即等于“辑佚”性质)。所以,除了一部分外,大都不妨信为晋代人的记述。在这二十卷书中,关于我们所要论述的水灾型传说,竟有三则记录。第一则,见于第十三卷。其文云: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

城门有血,

城当陷没为湖!

有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炬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按:《初学记》引此文,没有“便”字)。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干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第二则,在第二十卷中,是关于古巢地方的传说。文云:

古巢,一日江水暴涨,寻复故道。港有巨鱼,重万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若严格考核起来,这两个故事的本身,也自有其差别之处(例如灾祸的启示,一由于自然的童谣,一由于报恩的动物之类)。但我们明白同一“母题”的故事、神话,以时间与地域之不同,而相当地变异其姿态,是一般的通例。所以,我们把这两则记录,和前节所引吕氏书及王逸《章句》的记载(伊母故事),当做有源流、亲族的关系看,不能算是很牵强吧。神物的启示,灾祸的预兆,老妇的逃难,地域的沦没等,是这些故事中共同的情节,也是主要的情节。从这些地方,来论定这些传说的“史”的关系,我们觉得实在具有相当的理由。

我们移转视线,注视到同书的第三则记录吧:

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成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湖”。惟姥宅无恙……

这个传说,从古代至现在,都不间断地流传着。我们但看唐人的《穷神秘苑·广异记》,宋人的《续博物志》等书中和这大同小异的记录,便可明白了。(近人记录传说中也有这个;不过,有时“蛇”被说成“龙”而已。)

从大体上看来,这故事(老姥与蛇的)和前述的伊母系神话,似乎只能说是树干与枝叶或大河与支流的关系而己。它没有前举两例(第一则和第二则)那么和它(伊母神话)有着嫡系的亲切。

让我们回到主要的论述上来吧。与《搜神记》第一、二则情节很相近的记录,我们还可以在另一部六朝人的著述中看到。《述异记》卷上云:

和州历阳沦为湖。昔有书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谓姥曰:“此县门石龟眼血出,此地当陷为湖。”姥后数往视之。门吏问姥。姥具答之。吏以朱点龟眼。姥见遂走。上北山,顾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鱼、奴鱼、婢鱼。

我想,象这样情节相同的叙述,无论怎样善于怀疑的人,恐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同出于一个“母题”的吧。

明吴兴人王脩(别号白铁道人),在他的《君子堂日询手镜》中写道:

州治北数里有山,名古钵。以形如覆钵,故名。上有女郎神庙。余职岁祀事,尝一至焉。……考宋元诸碑,神刃有唐姓陈一妇人。尝纵鲤。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快携家,避古钵山上!此地将为巨浸矣。”还告其夫。仓皇挈家。方至山半,其地已陷。今存龙池塘数十顷,即是。其后,妇遂神此山。前所谓白衣人,盖所纵之鲤,报活己也……

这则传说,和前述几则,虽略有不同的地方,但从主要处考察起来,仍显然地可见得是由一个“母题”演化出来的。谁能不信?神物的启示,妇人的避难,陆地的沦没,这些传说的骨干,不都仍然在这个记录中存在着吗?

看了上面的许多叙述,当可以明白古代的水灾传说,到了这个阶段(第二期)里,怎样地变成为地方传说了。

本文选自《中国的水灾传说》,原文刊于《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 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191页。

本文封面来源于网络

指导教师:贺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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