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0日，有报纸报道——《黑龙江省学者发现萧红69年前小说》。该报道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研究员郭淑梅发现了著名作家萧红69年前创作的短篇小说《梧桐》。对萧红这样重要的作家来说，不要说是一篇佚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新发现，都会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梧桐》的“发现”，却迟迟听不到学术界的声音。除了新华网黑龙江频道以及天涯社区、家里蹲大学论坛等小网站转载外，并未引起波澜。这是令人奇怪的。难道说发现了萧红这篇“佚文”不重要吗？2009年3月4日，黑龙江省内另一张报纸继续郭淑梅的“发现”之旅。报道的标题是《萧红港岛万里怀乡，尘封70年《梧桐》在港发现》。因为又过了新年了，“69年前小说《梧桐》”变成了“尘封70年”。《梧桐》经过这次“发现”后，依然没有结束。2009年4月17日，2008年12月10日已经“发现”《梧桐》“佚文”的那家报纸，再次发现《梧桐》。这次，报纸刊出了《梧桐》这篇“小说”全文，同时配发了两篇文字，一篇叫《萧红活在缩微时代——萧红佚文发现记》,另一篇为《关于》的文字。从这篇“发现记”中，读者约略知道，郭淑梅副所长是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看微缩胶片时“发现” 《梧桐》的。

郭淑梅副所长一直到夜里9点半，才“发现”这篇文字，这种工作实在令人敬佩。郭淑梅认为，“《梧桐》是研究萧红流亡途中‘怀乡思路’，解读其不断将战乱中的普通百姓纳入创作视野，心系东北流亡者的关键。对萧红生平创作的发展轨迹及风格变化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发现者还断定，《梧桐》“该小说从未被学术界提及，也是《萧红选集》、《萧红全集》从未收入的作品。”首先应该肯定一点，《梧桐》的发现，与萧红其它“佚文”的发现，都是重要的。问题是《梧桐》是如何发现的？什么时间发现的？谁发现的？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在郭淑梅之前，学术界是否发现了《梧桐》？对一位过世的作家来说，发现“佚文”虽然是重要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使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作家，全国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全集编了一次又一次，佚文还是不断被发现。所以发现萧红的作品也不奇怪。就目前的研究来看，1932年底，萧红就有诗歌发表在哈尔滨当地的报纸上；她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也发表在哈尔滨的报纸上，她的另一篇文字《去年今日》，1934年发表在《国际协报》上；在青岛时期，她的小说《进城》发表在《青岛晨报》上。这些文字，除了《王阿嫂的死》被收进文集《跋涉》保留下来，其它至今都还没有找到。

即使像《王阿嫂的死》这篇小说，也没有在当时的报纸上找到。所以经过若干年努力后，发现“佚文”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问题是这样发现要与事实相符。萧红在香港时期的文字发现，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1980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的《萧红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丁言昭、萧耘、方凌辑录）中，列出了萧红在香港发表的作品7篇：1、《旷野的呼喊》（《星岛日报·星座》252号8版起连载）；2、《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星岛日报·星座》，427号10版起连载）；3、《呼兰河传》（《星岛日报·星座》693号2版起连载）；4、《民族魂鲁迅》（《大公报·文艺》952期8版起连载）；5、《马伯乐》（《时代批评》3卷64期起连载）；6、《小城三月》（载《时代文学》1卷2期68—64页）；7、《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载《时代文学》1卷4期11页）；这个目录，遗漏很多，后来香港的萧红研究学者卢玮銮女士在《抖擞》杂志（香港）上补充了7篇遗漏的萧红文字：1、《汾河的圆月》（载《大公报·文艺》，407期8版）；2、《花狗》（载《星岛日报·星座》，371号10版）；3、《茶食店》（载《星岛日报·星座》，419号10版）；4、《后花园》（载《大公报·文艺》，814期8版）；5、《——史沫特烈作》（载《大公报·文艺综合》，871期8版）6、《北中国》（《星岛日报·星座》901号2版起连载）；7、《骨架与灵魂》（载《华商报·灯塔》，21号3版）；从丁言昭、萧耘、方凌、卢玮銮的两次辑录来看，都没有《梧桐》这篇文字，或许有人判断学术界一直没有发现《梧桐》。

实际并非如此。不但大陆有人发现，香港同样也有人发现。证据有二：一、2002年3月，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一书附录的萧红年谱中，明确记载《梧桐》创作于1939年7月24日，1939年8月18日发表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二、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洁仪博士的萧红研究专著——《现实与象征》，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关于萧红作品篇目中赫然列着“1939.08.18，萧红：《梧桐》，《星岛日报·星座》第374号”字样。从陈洁仪博士《现实与象征》一书来看，至少在2005年该书出版之前（2004年或者更早），香港的萧红研究者早就发现《梧桐》了，并在写作中已经参考这篇文字了。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香港的萧红研究者，至少比郭淑梅副所长早4年知道《梧桐》。再从《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出版时间来看，在2002年3月以前，作者曹革成就发现了《梧桐》。从这个时间来推断，曹革成至少比郭淑梅副所长早7年发现《梧桐》。笔者也在《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出版不久，就了解了《梧桐》的写作的时间与发表时间。据笔者所知，《梧桐》也不是曹先生最先发现的。据曹先生介绍，此前，武汉的一家民主党派杂志上就全文刊发了《梧桐》文字。

因为当时这篇文字提及了端木蕻良的小说《大江》，曹革成是端木蕻良的侄子，朋友们就将这本杂志邮寄给了在北京的曹先生。后来，曹先生在编辑萧红年谱的时候，就将《梧桐》的创作和发表情况收了进去。笔者2006年在编著新的《萧红年谱》时，也将《梧桐》的创作与发表情况收入。因此，郭所长认为学术界无人提及《梧桐》与事实不符。另外，用《萧红全集》或萧红文集来判断《梧桐》是不是新发现的“佚文”，也不能令人信服。关于哈尔滨出版社的那本错误百出的全集，本身学术价值不高，用它做标准来判断《梧桐》是否是“佚文”，就有些滑稽了。最近，有博友在博客上留言，多次问及《梧桐》这篇文字。一位网友说，“郭淑梅教授……说自己第一个发现了《梧桐》，其实2002年就已经发现了，这是萧红研究界的常识。她自己一手制造了一个假新闻。真是可笑。无耻到了极点，真是敢想敢做。”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位网友的说法。我认为，这可能是学术背景的问题，希望用学术争鸣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今天的博文，就算是对关心《梧桐》的网友的一个回应。关于《梧桐》这篇文字的文体的问题，它在萧红创作中的意义，与郭所长的看法也有不同，将来另文讨论。章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