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坛庙建筑是都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礼治体系中尤其占据着核心位置。老北京民间向有“九坛八庙”或“五坛八庙”的说法，指的就是明清以来北京坛庙建筑的概称。

九坛包括天坛（内含祈谷坛）、地坛、日坛（又称朝日坛）、月坛（又称夕月坛）、先农坛（内含太岁坛）、社稷坛、先蚕坛（位于北海内）。八庙包括太庙、奉先殿（位于故宫内）、传心殿（位于故宫内）、寿皇殿、雍和宫、堂子（已无存，现址为贵宾楼）、历代帝王庙、孔庙（又称文庙）。

坛即祭坛，东汉《说文解字》释为“坛，祭场也”，原义是指在铲除杂草的平坦地面上，用土筑堆用于祭祀神灵的高台，所谓“筑土为坛，除地为场”。庙即宗庙，《说文解字》释为“庙，尊先祖皃（mào，同‘貌’）也”，后人注称“古者庙以祀先祖”，“尊其先祖，而以是仪皃之，故曰宗庙”。

作为与传统礼治密切相关的祭祀建筑，北京坛庙的历史非常悠久。自其建城之始亦即周初“召公封燕”、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起，北京地区就按礼制要求，修筑了各类用于方国或郡城祭祀的地方坛庙。

据史载，早在春秋时期，燕国蓟城就修筑了带有祭祀意义的元英、历室。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驾幸蓟城时，也修造了临时性质的社、稷二坛。不过作为常设的国家祭祀场所，盛行于明清时期的北京坛庙文化，则应从北京逐渐成为都城的辽、金、元时期说起。

辽金元时期的北京坛庙

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从后晋石敬塘手中获得幽州（今北京），当即升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北京由此拉开迈向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序幕，也开始了北京坛庙从地方向国家层面转变的步伐。作为辽代“五京”之一，燕京建有皇城及相应礼制建筑。

史书记载，辽代南京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此可视为国家祭祀建筑的最初滥觞。不过辽代燕京仅为陪都，不仅兴建的坛庙数量较少，祭祀礼仪也相对简陋，其重要性远不能与辽上京临潢府（今赤峰林东镇）相比。北京坛庙建筑的真正兴起，是在代辽而兴的金代。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金中都从此成为北方多民族国家的真正首都。

金中都的城市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城的规划思想，不仅仿照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格局，在皇城左侧设置太庙，又大量增加符合儒家传统的其他礼制建筑，相继兴建南郊圜丘、北郊方丘，以及社稷坛、风雨雷师坛、高禖坛、宣圣庙（即孔庙）等国家坛庙，在北京城市史上第一次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都城坛庙建筑群。

继金中都之后的元大都，是南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都城，也使其坛庙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元大都的修筑，是以《考工记》的传统理念统一规划设计的，因此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竣工的大都城，基本符合《考工记》所记“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规定。

元代各帝一方面继续保持了部分蒙古风俗，同时采用中原儒家文化的祭祀礼仪，逐渐在大都内外修建了宏伟壮丽的太庙、郊坛、社坛、稷坛、先农坛等坛庙建筑，岁时奉祀。其中常祀者，有社稷、宣圣、三皇、岳镇海渎、风师雨师等。武成王、古帝王庙、周公庙、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祠、功臣之祠等虽列入“非通祀”之列，但也成为大都坛庙文化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元代核心的国家奉祀，都在大都筑有相关祭台或坛庙。元明鼎革之际，大都原有坛庙被损毁，但其礼制思想基本延续下来。

明代北京坛庙的变化与成型

明代是北京坛庙变化与成型的关键时期。明初太祖以应天（今南京）为都，其国家级坛庙皆分布于金陵城内外。攻下大都的徐达，则受命捣毁胜国之都，代之而兴的是燕王的藩镇坛庙。“靖难之役”后，成祖决意迁都北京。永乐年间，他一方面在北京大建皇宫，同时仿照南京形制，修筑各种礼制建筑。

《明实录》有记：“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奉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社稷的坛庙，逐渐在北京建成。成祖一方面继承太祖在南京立下的“祖制”，同时也吸收了元大都坛庙文化的内涵。

建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太庙和社稷坛，仍遵从“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不过其具体位置，则从元代的齐化门、平则门内，近移至紫禁城前侧左右分布。这既便于皇帝亲自参加祭祀，也大大增加了禁宫前面的景深，进一步突出“皇权至上”的威严。其南郊坛，在新建的北京丽正门之南，为明初重要祭坛。其时皇天后土合祀，称“天地坛”。

天地坛之西为山川坛，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天寿山，以及京畿山川、四季月将、都城隍等神祇。山川坛内又有先农坛，为明帝祭祀先农诸神的场所。至于文庙，则是明初承继元代的唯一坛庙。文庙始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洪武年间降为府学，但未予毁坏。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升为国子监，随复文庙，九年又修缮大成殿，形成“左庙右学”的格局。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三年二月，“行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考试结束后，“得洪英等三百四十九人”。十六年二月，行在礼部再次“会试天下举人”。可见此时北京虽仍称“行在”，但其孔庙及附属国子监（即“北监”），已恢复为全国文教中心。

正统之后，北京的坛庙建筑进一步得到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并一直沿用到嘉靖之初。此后世宗以“大礼仪”之争，复古礼，又大兴土木，试图重塑京师的坛庙建置，北京坛庙文化随之出现重大变化。嘉靖九年（公元1529年）正月，世宗接受给事中夏言的建议，决定恢复天地分祀之制。遂在城北新建方泽坛，南郊圜丘、东郊朝日、西郊夕月三坛亦同时开工。随后将南郊圜丘更名为天坛，北郊方泽坛改称地坛，闻名后世的天、地、日、月四郊坛由此形成。

除此之外，明朝还大力兴建历代帝王庙。洪武年间历代帝王庙建于南京，成祖迁都后仍遣南京太常寺官员循例行礼，北京则附于南郊坛从祀，未另建专庙。嘉靖十年，世宗于北京西城兴建历代帝王庙，“并罢南京庙祭”。其主殿景德崇圣殿重檐庑殿，绿琉璃瓦，略如禁宫内主殿。二十四年又调整入祀帝王，罢元世祖，迁唐太宗与宋太祖同室，形成“凡十五帝，从祀名臣三十二人”的定制，迄至明末。

此外世宗又创设了一批祭坛，包括崇雩坛、先蚕坛、帝社稷坛，以及太岁坛，天神、地祇二坛等等。其中雩祀始于唐、宋，元代罢废，明初“无常仪”。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世宗欲于奉天殿行大雩礼，夏言奏请增筑雩坛，“每岁孟春祈谷”，于是“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成为朝廷逢旱祈雨、久涝祈晴的专坛。先蚕坛始设于宋，明初“未列祀典”。

嘉靖九年夏言上奏“耕蚕之礼，不宜偏废”，遂于安定门外修建先蚕坛。坛成，次年复以“皇后出郊亲蚕，非便”，改建于西苑仁寿宫之侧。此后皇后不必远出禁苑，即可行亲蚕礼。帝社稷坛，嘉靖十年创立于西苑豳风亭之西，是世宗依古礼而单独设立的“王社”。又有太岁坛，在山川坛内之南，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祇二坛，十七年建于山川坛围垣外东南。至于对原有坛庙的修葺与完善，则更为频繁。

典型者如嘉靖九年增建崇圣祠，使孔庙“规制大备”。对于太庙，世宗也多次进行改造，最终于二十二年“复同堂异室之旧”。明代中期的“嘉靖崇礼”，依古礼创设了众多坛庙，开辟了北京坛庙建筑的新格局。

清代北京坛庙文化的繁盛

清承明制，也基本沿袭了明代后期的坛庙祭祀。乾隆时期，又对北京坛庙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与完善，北京坛庙文化达到繁盛时期。据《清史稿·礼志》记载，“清初定制，凡祭三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其后又稍有调整，“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圣、文昌为中祀。光绪末改先师孔子为大祀”。

其中天地、宗庙、社稷由天子亲祭，“有故，遣官告祭”。其他“中祀，或亲祭、或遣官。群祀，则皆遣官”。清代坛庙的具体位置较少变动，而着力于完善其祭祀文化。比较典型的如历代帝王庙，清廷多次更改入祀帝王名单。顺治年间将明末帝朱由检、明太祖朱元璋移入，又增祀辽、金、元三代帝王。康熙六十年，圣祖重新确定，只要不是无道被杀或亡国的帝王，都可入庙享祀，入祀数量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世宗落实其父遗愿，入祀了历代以治国守业著称的君王。

高宗时，又将帝王庙正殿提高到与乾清宫、奉先殿相同的等级，并提出“法戒论”作为祭祀要义，进一步完善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仪式。到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最终形成以三皇五帝为首、共入祀188位帝王的新格局，基本体现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历代帝系传承思想。又如孔庙等级，也不断崇升。

清代重视儒家文化，顺治年间尊称“大成文宣”，康熙年间改题“至圣先师”。圣祖又亲笔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孔庙大成殿，并颁发至全国各地。雍正年间，世宗亲诣孔庙释奠，制定了春、秋二祀帝王亲祭礼仪。乾隆年间，大成殿、大门以及碑亭俱改为黄瓦，孔庙等级提升。

在此前后，又入祀宋代大儒朱熹，以表达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孔庙配祀由明代“十哲”改定为“十二哲”。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又崇升祀孔为大祀，大成殿也由七间三进改为九间五进，以符帝王“九五之数”。孔庙规格达到空前高度，其文化内涵也更为丰厚。

清代独具特色的坛庙，还有藏传佛教的喇嘛庙。清历代将尊崇藏传佛教作为治国安邦的国策，在北京兴建了大量喇嘛庙。其著者如城北双黄寺（东黄寺、西黄寺），双黑寺（前黑寺、后黑寺），在北京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则属乾隆初年由世宗潜邸改造而成的雍和宫。

雍和宫内供奉有世宗御像，又有高宗《喇嘛说》御制碑，内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可见其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意义。与之相联系的，还有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这些建于北京、承德等地的宏伟喇嘛庙，既充分融和了汉、藏、蒙各民族的建筑艺术精华，也进一步展现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