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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刚出了第一集，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就看到了，十分高兴，因为以前看不到的书竟能看到了。我家里曾有一套《世界文库》和《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都是郑振铎先生编的。我知道他的名字早于知道鲁迅，可以说我是读他的书长大的。后来，我对俗文学的爱好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年暑假，我读完大三没有回家，留在学校看书，也是考虑到第二年毕业离校后可能就看不到那些古籍了。假期里，每天到图书馆阅览室看文学古籍，主要就是《古本戏曲丛刊》，还有一些善本的古代小说、戏曲。当时阅览室的管理员，对我们爱读书的高班学生非常照顾，有些善本书也让我坐到柜台里边看，不用老师开证明。我争分夺秒地浏览了两百种古本戏曲，有选择地做了一些笔记。秋季开学后，又陆续看了一部分古代戏曲的书，因为文学史课上讲的古典小说都是我读过的，自学时间可多用在戏曲方面。第二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安石油学校工作，果然看不到多少线装书了，就凭在校时的笔记写出了一篇《读〈林冲宝剑记〉》，发表于《光明日报》1956年3月18日的“文学遗产”专刊（笔名仲弘）。

1956年，浦江清先生收取我为副博士研究生。我知道，浦先生对古代戏曲深有研究。1957年初报到后，我交的第一篇读书报告，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业，就是关于几本古代戏曲作者的考证，实际上还是在校读本科时写的笔记。浦先生把它推荐给当时刚创办的《戏剧论丛》，后来以“几种古本戏曲的作者”为题，发表于《戏剧论丛》1957年第4期的“学术通讯”栏目。不幸的是，浦先生于当年8月31日猝病辞世了，竟没有看到论文发表。

我在文中对古本戏曲的目录有所商榷，对几个作者提出了疑问，首次考证了《蓝桥玉杵记》的作者云水道人不是杨之炯，而是《远山堂曲品》所著录的无名氏。这是为前辈业绩做的一点拾遗补阙，算不上什么书评。如今也早被戏曲学者认同了，但《中国古籍总目》里还照原目著录，没有更正。因此，我在2017年浦师逝世60周年之际，请《文学遗产》网络版重发一次（已收入中华书局版《月无忘斋文选》），以表纪念。

1958年底，我提前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发现办公室书架上竟放着《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的全部毛样。原来是当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后重新分工，把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业务全部转给中华书局，而《古本戏曲丛刊》本是商务印书馆代印的，也全部转交中华书局了。

在手边就有四集毛样的优越条件下，我继续阅读了几种古本戏曲，还写了几篇札记。特别是1960年历史剧的热潮，引起了我的兴趣。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先生决定，提前编印《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的宫廷大戏。为此，1961年把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周妙中女士调到中华书局，配合编委会工作，并作为吴晓铃先生的助手，去各地查访戏曲版本。后来，她写出了《江南访曲录要》的大文，为修订《古本戏曲丛刊》的拟目作了贡献。

周妙中女士是浦江清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是我的大师姐。她调来中华书局后，有关戏曲方面的书稿，就由她负责了。我在重发了新版《太平广记》之后，兴趣转向了文言小说，很少过问戏曲问题，但始终关注着《丛刊》的编印。直到1983年，李一氓先生抓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包括《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工作，我也参与了讨论，但没有为中华书局争取《古本戏曲丛刊》，而是承担了《古本小说丛刊》的项目，这并非出于个人的偏好，而是另有原因。

直到1986年《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由吴晓铃先生编成出版，我已卸任副总编，不再干预中华书局图书馆的工作了。然而几年之后，我还是竭力建议图书馆主任赶紧去买进一部入藏，与前四集配套，因为当时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只剩最后一部了，还是原价600元，我自己又买不起。于此也可知，我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呼吁续编《古本戏曲丛刊》，是由来已久的事。

《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公布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首先抓住了这个项目。当时，吴书荫先生正在参与国家图书馆的“再造善本”工作，他是张庚先生的高足，对明清戏曲的版本目录已有精深的研究，国图出版社的殷梦霞女士首先咨询了他的意见，同时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提醒他们，《古本戏曲丛刊》是郑振铎先生首创的项目，必须和文学所商议。继而，他们又请我向规划小组写推荐书，我考虑到国家图书馆与各大图书馆关系密切，以后借书方便，而且影印书的经验相当丰富，就欣然同意了。我把自己收藏的20世纪中华书局油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全部拟目提供给他们参考，总算是重见天日了。

1981年9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有这样一句话：“从事古籍整理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李一氓就是知识基础特好还特有兴趣的人，又和郑振铎是老朋友，所以他一再抓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工作。我只是一个少年时代读郑振铎著作长大的人，虽有兴趣但知识基础极其薄弱，能为《古本戏曲丛刊》续编加上一根稻草，实在是意外的机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