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在79岁时对于个人学术生涯做过总结：我从二十五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头，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治学经历。假若有同志问我怎么学习明清史的，我就只能这样的答复。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

除了跟弟子们谈人生、聊理想，他也很乐意分享治学的心得：“我以为研究历史，或者是研究学术思想史、文化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常识，把当日的情况融会于胸臆之中，寻求事物的内在联系，然后再细致地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侧面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这样才能对历史有更深和更全面的了解。”

如何做好学术研究？谢国桢的立场是不能哗众取宠，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要以虚假作真实。“先生都是论从史出，而非空论，属于比较传统的中国文人，由于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文笔好、情感深，读了他写的史书，就可以让人想起那个时期的生活画卷。”任道斌脱口而出，他们的治学要求是小题大做、实事求是，在充分掌握前人史料的基础上再做学问。比如对于明代学者方以智的研究，谢国桢认为前人掌握的史料不够，在没有了解时代背景的情况下就随便发表议论。“他觉得不可取，就让我踏踏实实去做，编了一本方以智年谱，这也是梁启超教他的——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要把他的年谱编出来。”任道斌说。

多看杂书是谢国桢立下的另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光抱着一个课题自己看，底蕴不够，视野也不够宽，触类旁通的东西都不知道，”商传将老师传授的做法沿用到自己的学生身上，“看了杂书，知识能够连贯起来，见识也就不一样了。”不过他也有遗憾的事，因为年轻时主意太大，觉得对明朝的典章制度不熟悉，研究起来可能有困难，所以一开始没有做晚明，主要还是围绕明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后来等自己再想去做晚明的时候，老师已经去世了。”

做谢国桢的学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尤其是在他燃烧过青春的北图，报上老师的大名就能享受VIP待遇。任道斌说，当时北图只有一两台看胶片的机器，进口的，很抢手，他去了就可以优先使用。看管善本部的是一位脾气很厉害的老太太，别人来借书一般都不理睬，碰上死缠烂打的还会轰出去，但是见到谢国桢的学生来了，总是客气帮着一起找书。商传回忆道，有一次临近中午时分，老太太见任道斌只顾看书没有吃饭，就主动跑出去给他买来点心。“这些都是老师的恩泽。”

谢国桢总爱称自己“是一个愚笨的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错误百出”，可实际上，他的治学态度一点也不马虎，方法上也是独辟蹊径、出奇制胜。为了研究问题，撰写专题论文，谢国桢收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自此养成了收藏野史笔记的爱好。在服务北图的近十年时间里，休息时依扶着北海玉石栏杆遥望琼岛的春荫和太液的秋波，同时又缅想着江南的烟景；回到馆阁式的图书馆里，在梁启超用过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张南父子垣事辑》。

不爱正史，单恋野史，这是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谢国桢终生没有机会与鲁迅见上一面，但是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得到对方的高度评价——“钩索文籍，用力甚勤。”此外，鲁迅还在自己的文章中推荐过《清初东北流人考》，这也让谢国桢洋洋得意了好一阵子。

自称“寒士布衣”的谢国桢一生收集明清以来各种野史笔记近两千种，其中不少是国内孤本，属于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部分是汉魏以来的金石砖瓦碑刻。从《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明代社会经济史料辑录》到《晚明史籍考》《明清笔记谈丛》，这些著作都要归功于谢国桢收藏的不起眼的零本小册子。谢纪青也提到过，父亲常跟家里人讲他如何从废纸堆里、残书碎片中发掘珍品，给它们以新的生命，使其有利于社会。“那种激动愉快情绪，深深感染了我们。”（《怀念我的父亲》）谢国桢在不少藏书与拓本上都钤上了“瓜蒂庵”印，据说这是著名金石家钱君匋所刻。为何取名“瓜蒂庵”？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的序言中，谢国桢是这么解释的：“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片断缣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过是捡些瓜蒂而已。”

为了收集有价值的笔记和资料，谢国桢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先去新旧书店打探一番，得到有用的线索后，就会想尽办法去亲眼过一遍。碰到价格太高买不起，他就会毫不犹豫手抄下来，认真细致，无论是一页账单还是一张地契。“学术研究就是要不弃瓜蒂，点点滴滴，一木一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汇成知识的宝库，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人生与治学的道路上》）

“瓜蒂庵”的比喻既贴切又形象，晚年时期，谢国桢还借此写过一首抒发个人情怀的诗：“重逢盛世百无能，坐守青毡过一生；浪掷年华虚岁月，拾得瓜蒂结瓜成。”

一个专注“拾瓜蒂”的人又怎会舍得“虚岁月”？“文革”爆发后，别人都在卖书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谢国桢却把微薄的生活费省下来买书，等到肚子饿了才意识到没钱吃饭了。对他来说，关起来“靠边审查”提供了读书的大好机会，除了鲁迅的代表性作品外，还看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两汉史迹最基本的书籍，针对书中要点和尚未解决的疑点，全部分门别类做了卡片，以供将来研究时参考用。

“十年动乱”让知识界蒙受了巨大损失，谢国桢的工作也受到了阻碍，他只能在参加劳动改造时挤出时间，收集资料、研究问题。从1977年至1982年病逝，谢国桢的学术研究在生命末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五年内先后出版了基于“文革副产品”而形成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与《两汉社会生活概述》，还完成了突出野史笔记史料价值的论著《史料学概论》。

除了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带转悠，谢国桢也会定期抽出时间去外地访书，大江南北，乐此不疲。1979年秋天，院里安排商传、任道斌随导师外出考察，在征得谢国桢的同意后，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江南之行。第一站是南京，寻完故都旧迹，便去图书馆、博物馆访书，还有幸看到了清康熙年间豹韦堂刻本的《白聋山人全集》与另一部珍贵史籍《后湖志》。接着是苏州。三十多年过去了，商传偶尔还会想起从苏州坐夜船去杭州的经历——夜凉如水，老式的木头船在河面上轻轻摇曳，“老师给我们讲了张岱夜航船的典故，此情此景，就像是回到了晚明一样”。

回到北京，学生们发现，谢国桢的案上多了一叠叠毛边纸的文稿，那是他用墨笔小楷记下的访书见闻和体会。字体隽秀，既是学术文章，又是书法作品，后结集出版可补《晚明史籍考》之阙的《江浙访书记》。在《江、浙、成都访书观感》一文中，谢国桢写道：“我以能有机会到江浙各地去采访阅读了各地图书馆的藏书，十分高兴。当然，像沈阳故宫所藏的满文老档及各种档册，日本占领时期满铁的图书，以及最近山西发现古本书籍，陕西西安发现大量的周、秦、汉、魏的砖瓦石刻，敦煌的壁画和晋、唐手写的经卷和遗物，也还应该去访问一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谢国桢在晚年时还想着去敦煌，考察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甚至准备前往美国讲学,但因病魔缠身，终究没能如愿。临终前三个月，他不顾脚部肿痛，在家伏案撰写了近两万字的论文《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戏剧建筑的关系》，写累了就坐在沙发上用高瓦数的电灯泡热疗脚部，以达到减轻痛苦的功效。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却是他治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值得广而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