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几个大的刻书中心地区，如浙江地区、四川地区、福建地区、江西地区等。其中尤以福建建阳地区民间刻书最为兴盛，所刻印图书远销全国各地及海外，流布最为广远，今存宋版书中也以建阳地区刻本传存数量最多，后世称“建本”。黄善夫即是建阳地区著名刻书者之一。

黄善夫以刻“三史”著称，即《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传本皆极罕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其中的两种：宋黄善夫刻刘元起印本《汉书》、宋黄善夫刻本《后汉书》。其中《汉书》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及庆元刘之问刻书识语。《后汉书》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两本行款均为半叶10行，行18字，小字双行22、23字不等，细黑口，左右双边，每叶板框左上部有书耳，刻篇名。其中《汉书》存世仅3部，除北大藏本外，惟日本松本市立图书馆及历史民俗博物馆有收藏。《后汉书》存世仅两部，除北大藏本外，日本松本市立图书馆亦藏一部。“三史”之另一种《史记》，今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各有藏本。

黄善夫刻《史记》、《汉书》与《后汉书》行款字数与字体风格完全一致，刊刻时间相去不远，类似现在同一出版社同时出版的一套样式统一的“丛书”。其版刻字体具有典型的南宋建刻风格，刻印精美，字大悦目。傅增湘先生曾观黄善夫本《史记》，评价道：“是书精雕初印，棱角峭厉，是建本之最精者。”

存世黄善夫刻本均刻有牌记，有的还有刻书识语，这是判断其版刻年代的重要依据。

牌记类似今天出版物中的版权页，是宋代刻本书中常见的形式，一般刻在一部书的序末、目录末、卷末等处。牌记有各种形式，如刻成长方形、椭圆形、亚字形、钟形、爵形等，字体有楷体、篆体、隶书等，内容主要标示刻书时间、刻书者姓名或刻书地点，有的还标示版权或为自己的刻书做广告宣传。比如宋绍兴十年邵武朱中奉刻本《史记》中的三行长形牌记“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行，校勘即无讹舛，绍兴庚申八月朔记”，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中的五行长形牌记“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标榜自己的刻本校勘精审，刻印上乘，希望读者踊跃购买。宋眉山程舍人宅刻本《东都事略》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则申明版权，警示盗版者。刻书识语性质与牌记类似，但内容较牌记丰富，形式也比较随意，亦刻于书末、卷末等处，长短不拘。如松本市立图书馆藏黄善夫本《汉书》中的刻书识语云：

“《汉书》一代之良史也，君臣行实、万世之龟鉴在焉。况文章最为近古，学者尤所究心。比因刻梓，集诸儒校本三十余家，暨予五六友，澄思静虑，雠对同异，是正舛讹，始于甲寅之春，毕于丙辰之夏，其用心勤矣。然识见凡陋，虑未审于是非。四方学古君子视其遗误，能以尺纸示诲，敬即镌改，亦丽泽之美意也。建安黄宗仁善夫谨咨。校字黄颐养正。校字陈熙舜绩。校字虞应仲诚之。校字刘之问元起。校字叶蔶子实。”

说明了此书刊刻缘由、刊刻起始时间、参与校勘者姓氏等项，由此我们可知黄善夫本《汉书》的出版工作，自光宗绍熙五年（1194）春至宁宗庆元二年（1196）夏，持续了两年时间方始完成。

黄善夫的事迹不见文献记载，我们只能从传世黄氏刻书中透露的信息，窥其大概。从《汉书》、《后汉书》的刻书识语可知，黄善夫名宗仁，字善夫，福建建安人，生活于宋光宗、宁宗时期，他在绍熙、庆元间曾组织校刻“三史”（或许同时还曾刻其他史书），也刻过《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书。黄善夫所刻部分书版，后来因某种原因，转归与刘之问（字元起），由刘氏继续印刷发行。北大藏本《汉书》即是转归刘元起之后的印本，其中删除了黄善夫的刻书识语，而增加了一段刘元起的识语，及“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所以过去都著录作刘元起刻本。

黄善夫刻本“三史”，因为牌记中有“家塾”二字，前人多将其归于家刻本之类。实际上从今存传本的风格、文字来看，将其归入书坊刻书可能更近事实。“三史”规模都在百卷以上，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黄善夫刻《汉书》一百卷共80册，《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共60册，蔚为大观。黄善夫以一己之力，刻印如此大部头史书，并组织一批编辑校勘人员协同工作，说明他的刻书坊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经营规模，是南宋建阳地区众多书坊中的佼佼者。

（作者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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