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其开辟的纪传体写作方式，更是被后世史家所认可，成为记载中国历史延承的官方体例，而这一切的创举无不与西汉史家司马迁相关。

太史公司马迁，“博物洽闻”，“驰骋古今”（班固语），下笔虽然纵贯数千年，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刺客游侠，所记的历史人物鲜活而饱满，绝不是明清官方史家味同嚼蜡的铺陈。这是因为 《史记》的撰写融入了司马迁的心血和灵魂——如“余尝西至空桐，北过逐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五帝本纪》）；“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封禅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齐太公世家》）；“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伯夷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燕殊”（《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淮阴侯列传》），等等。这些游历，南北东西，江河湖海，均留下了司马迁的足迹，可谓人生经历的丰富体现，按现在的话说无不是田野调查，此造就了《史记》丰富的历史层面。相比之下，那些后世挂名的修史大员，更多是书斋里的文人，或者是假手于人的官员，他们创造的只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不论当下还是今后，《史记》将一直是中国史研究不可不读的经典，更是海外汉学家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别的不说，诞生于 《史记》的成语就达260多个，仅此一项就可以说是司马迁的魅力所在。

司马迁游历诸多，博闻强记，而《史记》所载，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历史人物的解读与研究。目前，初高中的语文课本，均会节选《史记》片段供学生阅读；大学阶段的古代汉语课程更是不可能缺少 《史记》的身影。因为《史记》采取的纪传体方式，令阅读者可以深切感受历史人物的苦楚、喜悦、悲壮与无可奈何，有利于教育教学。但实际上，司马迁于《史记》中留给后世的信息，更多的是秦汉时代社会生活的写照。所以，从《史记》中提炼秦汉时代的社会史信息，思考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演变，更可以受益多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所著《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以历史人类学方法解读《史记》和史家司马迁，就是一种堪称经典的研究方法。

这部书不再把《史记》当作简单的史学作品或文学作品加以解读，而是对《史记》进行整体性的历史人类学分析，窥探先秦、秦汉之际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现象。诸如，该书详细解读了西汉的胡巫活动、越巫与建章宫规划、西王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并海”巡行的壮举、不死药和“长生无极”的梦想、白鱼赤乌故事、秦汉之时狂热的求仙活动、“苍天”崇拜、“通乎鬼神”、《日书》与民间禁忌等55个专题。以往，人们阅读《史记》，对其中记录的“匪夷所思”之事，多不加以重视，或认为是科学知识有限的原因，或认为是封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做法，诸如汉高祖芒砀山斩蛇之事、秦汉之际十二金人之记载、穆天子西行之事、秦汉“获麟”之事，等等，这些见于正史记录的文章，或被看成是传说，或者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还有人认为是不经之谈，实际上，这些“匪夷所思”的记录，都可以用历史人类学很好地加以解读和诠释。

作为史家，司马迁是严谨的，也是认真的，所以《史记》保留了中华民族上古至秦汉时代的历史发展密码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基因，而王子今的这部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贡献就在于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层次考察了《史记》的文化涵盖，探究了史家司马迁的深邃思想和人文情怀。王子今乃是秦汉史学会原会长（现为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成员，他长期从事秦汉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作为普通读者，或许对王子今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或多或少听说过孙俪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而王子今恰恰是《芈月传》的历史顾问。这部戏，如果少了历史顾问的参与，也许不会如此精彩。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为世界留下了《史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130篇，构成了一个瑰丽的世界，成为流传于世的名山事业；今天，史家王子今用丰富的考据解读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再次推动了中国秦汉史研究的车轮，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