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六朝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下称《世说》）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古人研究《世说》，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著力，对《世说》的整理流布、正确理解、赏析评价以及进一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必须指出，缺乏系统、流于驳杂、方法相对陈旧等我国古代学术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说》研究中。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丰富多采的专题论文，完备详实的笺、校、注、译本以及系统性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蔚为大观，成果卓著。

20世纪的《世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重在注释、校勘、考证，同时也出现了较有系统的专题论文，为后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则在前五十年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成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态势，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1928年）、李审言《世说笺释》（1939年）、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1944年）、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简金之著述，那么，一批视野开放、角度新颖、大开大阖的专题论文的涌现，则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道悦目的风景。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年）、冯友兰《论风流》（1944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贺昌群《世说札记（麈尾考）》（1947年）以及许世英、赵罔、纪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入手，探幽发微，各开生面，使《世说》研究第一次呈现出多元、立体、现代的发展态势。

此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二著，给《世说》做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定位，后来的研究，无不循此路径。作为演讲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世说》为蓝本，对魏晋社会历史及人文诸状况多有阐发，时见精义，也为《世说》研究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从成果上看，校注与专题论文齐头并进，各擅胜场；并且，出现了刘盼遂、李审言、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对《世说》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可以说，这五十年，是《世说》研究的兴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突出印象是：专题论文的丰富多采，校、笺、注、译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继问世。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说》研究，与世纪末的近二十年相比，显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年）；许震堮《“世说”里的晋宋口语》（1957年）；刘叶秋《试论〈世说新语〉》（1957年）；王佩诤《世说新语校释掇琐》（1957年）；易艺五、乃正、陈直等人也有专文发表；此外，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年）也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别是1956、1957两年，此后长达二十年间，《世说》研究滑入低谷。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世说》研究迎来了它的“复兴”，各种论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尽态极妍。在众多的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一）《世说》作者及书名问题；（二）《世说》版本及注释问题；（三）《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问题；（四）魏晋清谈研究；（五）《世说》艺术特色及美学价值的研究；等等。这些热点的形成，是时代潮流与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刘兆云、侯忠义、郑学韬、宁稼雨、江兴祐等人对《世说》成书、性质及其思想倾向的争鸣；萧艾、徐传武等人对刘注的考察；以孔繁、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为代表的清谈研究；以及郭豫适、吴代芳、钱南秀、马宝丰、郭孝儒、张永昊、范子烨等人从文艺学、美学诸角度进行的探讨，均能自出手眼，从而把以上热点问题引向深化。此外，朱一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集注〉序》和罗国威《〈世说新语词典〉序》也是两篇颇见功力的概述性论文。

1949年以来的五十年，各种《世说》版本不断出现。影印本有：王利器断句、校订的影宋本《世说新语》（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影宋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本三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笺注本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中华书局）；许震谔《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中华书局）；张*[扌+为]之、刘德重《世说新语选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等等。其中，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的余氏笺疏，是数十年苦心经营的集大成之作，汇聚近世诸家成果，校勘、考证、辨伪、增补之外，兼有按语评论，精义纷呈，极具学术价值。徐校重在疏通义理、训解文字，书后附录《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有较高的认知价值。此外，还有许多注译本，如许绍早主编的《世说新语译注》（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柳士镇《世说新语选译》（1990年巴蜀书社），张*[扌+为]之《世说新语译注》（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1998年中华书局）等等。这些注译本虽旨在普及，对《世说》的流布和研究的繁荣，亦有赞助之功。

与论文、注本并行不悖，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这是前五十年阙如的），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萧艾的《〈世说〉探幽》（1992年湖南出版社），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1994年南京出版社），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张振德等合著《〈世说新语〉语言研究》（1995年巴蜀书社），蒋凡《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学林出版社），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专著，或从宏观把握，或从微观透视，对《世说》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观照与考察，均能叠床架屋，自成体系；王能宪、范子烨对《世说》源流的考辨，蒋凡、宁稼雨的发散式研究，都是颇有成效的。此外，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1993年商务印书馆）以及许威汉、柳士镇等人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整理，也是对《世说》研究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台港地区的《世说》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1969年台北宏业书局）、台湾正言书局编辑部的《音注世说新语新译》、王叔岷《世说新语补证》、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研究》（1973年台湾学生书局）以及梅家玲的叙事艺术研究等著述，与祖国大陆的成果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繁荣图景。

以上是对20世纪《世说》研究的概述。下面从以下几方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关于《世说》作者及书名

《世说》作者，向来都写作南朝宋刘义庆。但在20世纪却成为争论的焦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乃纂缉旧闻，非由自造”，因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说》乃集体编撰之说。然而这些参与编撰的“文学之士”究竟谓谁？鲁迅未及明说。后来学者大多认同此观点，并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所载，不费吹灰之力即“考证”出参与《世说》编撰的就是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长期以来，几同定论。然而今人王能宪却在他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力排众议，对《世说》编撰者进行了言之有据且成理的考辨。通过“对刘义庆的考察”，证明“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无论是才情能力，还是时间精力，乃至品性兴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亲自编撰《世说新语》”。通过“对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确凿事实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参与编撰《世说》的可能性。又通过“对《世说》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说》“有大体一致的语言风格”，“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最后得出结论：“《世说》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与王能宪之说针锋相对，青年学者范子烨在他的新著中，通过对临川刘义庆周围文士文风的考辨，重新对《世说》“成于众手”说进行了论证，见解亦颇独到。

《世说》书名历来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世说》。唐写本残卷末尾，则写作《世说新书》。自宋绍兴八年董弅刊本起又改为《世说新语》。对于这三种书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证矣”。另一种以清沈涛为代表，认为此书本名《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同意《世说》书名“肇于刘向”，但在究竟先为二字还是四字上，依旧各执己见。《四库总目》影响广大，鲁迅、余嘉锡诸家皆从之，当代如朱一玄、刘叶秋、王能宪等大多数学者赞同是说。另有一些学者如刘兆云、萧艾等则赞同沈涛的观点，认为“今本中所附宋、齐间人敬胤注及纠谬和刘孝标注文中提到原文书名时也都一概称为《世说》，绝无在二字后再加‘新书’、‘新语’字样者，故可肯定，刘义庆原书名就叫《世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犹之《孙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至于《新语》之名，朱一玄根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语》书名下注语断定，“此书改名为《新语》的时间，至迟也应当是北宋初期了”。显然，这是较为可信的观点。

二、关于《世说》性质及其思想倾向

自《世说》问世以来，以“清淡之书”命之者甚多。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世说》“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认为：“清谈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认为刘义庆“以士族阶层和清谈家的观点”，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分别列入三十六个篇目中。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认为：“由于作者用清谈家的观点来品评人物，所以书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周一良《〈世说新语〉和作者刘义庆身世的考察》一文也认为：“我们不妨把刘义庆的《世说》称作‘清谈之书’”，等等。港台的一些学者亦倾向于以“清言小说”目之。与此相对，还有人认为《世说》是史料价值较高的“轶事小说”。

新时期以来，针对《世说》性质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讨论，并由此而引发了对《世说》思想倾向的深入探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世说》固为“赏心而作”，有“远实用而近娱乐”的特点，但用“清谈之书”概括其思想内容，显然是见木不见林的偏颇之论。侯忠义《〈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一文认为：“刘义庆不仅是一个贵族，而且还是一个清谈家、佛教徒。他一方面宣扬名教，鼓吹封建道德，夸耀士大夫门阀的高贵和生活的豪华，欣赏名士风流；另一方面对所谓魏晋风度也有不满和批评。”由作者出身与思想的双重性和矛盾性进一步窥见《世说》思想倾向的复杂性，即既有“远实用”的一面，又有“实用”的一面，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对这种复杂性的概括尚不够明确，对儒、道两种思想倾向何者居主导地位语焉不详，而且，视刘义庆为“清谈家”也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与之相比，郑学韬、江兴祐等人的观点则较为严密。郑学韬认为：《世说》把“在政治上拍马屁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而哲学思想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迄刘宋弥漫于士族社会的宗教气氛。总的说来，《世说》的思想是儒道杂糅的”（《〈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及成书年代》）。江兴祐在《〈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一文中也指出，把《世说》看作“清谈之书”和把刘义庆看作“清谈家”“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刘义庆的思想“最终没有越出儒家的范畴”。这就把对《世说》思想倾向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层。

事实上，对《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的认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对其作文体学上的定位则必须客观、科学地对待，“直观印象”式的定义是不可取的。“清言小说”也好，“轶事小说”也好，事实上都只是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志人小说”概念无疑是更为准确、科学的概括。因为“言”和“事”皆离不开“人”，而“人”才是《世说》这部书的审视对象。江兴祐认为：《世说》“作者的着眼点放在对这些人物言行的审视上”。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宁稼雨在《〈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观念成就的标志》一文中，从文学史的角度，剖析了《世说》“从诸子、史传、志怪中解放出来”的演变过程，进一步明确了《世说》“以人为中心”的志人特质，最终得出《世说》是“志人小说观念成熟的标志”的结论。

综上所述，围绕《世说》思想倾向的讨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文本价值和历史地位，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世说》虽则不是写清谈之书，但却是我们了解魏晋清谈风貌的硕果仅存的独特文本，清永瑢称之为“清言渊薮”并不过分。千百年来，将五胡之乱、晋祚不竞归罪清谈的说法几成定论。于是，何晏、王弼之徒长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降及清代，始有钱大昕、朱彝尊等学者撰文为何、王翻案，赞其“始畅以义理”之功。但从哲学及思想史的高度重新认识魏晋清谈家们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30年代，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较为系统地评价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从而亦间接地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40年代，陈寅恪发表了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前半部分对清谈作了鞭辟入理的辨析，指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家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把清谈分为前、后两期，各言其与名教国家之利害关系，乃陈氏沉潜历史深处之精深创见，也为清谈研究披荆斩棘，自开一途。1949年后，一度对清谈的认识较为保守，方法也是“阶级分析”式的。徐震堮在《世说新语校笺》前言中认为，清谈“实际上不过是一服精神上的麻醉剂，是一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的一种自我安慰”。这种评价固然占理，却并不全面，当然也就不够客观。孔繁《从〈世说新语〉看清谈》一文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蒋凡《世说新语研究》专列一章论清谈，以更具现代性的眼光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于此，我们可以窥见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此外，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等学者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20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研究。

四、对《世说》文学、美学成就的探讨

前人论《世说》的艺术成就，大多出自观感，三言两语的批注评点虽每中肯，但毕竟失之零碎，缺乏系统。对《世说》所见的记言记行之妙、文采风流之美的系统阐发，还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世说》的文学成就，鲁迅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见《中国小说史略》）一句可谓最简洁、准确的概括。以此为肇端，后继学者对《世说》艺术特点、文学特征的探讨蔚成风气。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致力于此，多有发明。吴代芳、马宝丰、郭孝儒、郭豫适、周舸岷、侯忠义、牟世金、范子烨、钱南秀、王能宪诸人，或概述，或分析，或综观全局，或攻击一点，对《世说》的语言艺术和志人之法进行了多层面、多向度的立体式的探讨。这种深入文本内部的观照与透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人的不足，在整体上显示了现代学人的眼光与器度。

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世说》和魏晋风度的美学价值。他认为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循此路径，当代学者多有补充和申发。钱南秀、张永昊、裴彦贵、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语言美”、“美学理想”、“美学新风”、“人物美思想”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这种晋人特殊的审美观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在对《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的探讨与研究上，共鸣大于争鸣，基本上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态势。

此外，《世说》对研究我国中古时代语言现象的参考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徐震堮、许威汉、侯兰生、柳士镇等皆撰有专文，限于篇幅，不赘。

综观1949年以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视野上，还是具体的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譬如，重视《世说》与社会、政治、历史、道德等“外部关系”的研究，固然是应该的，但对《世说》文本自身的形式问题（如文体、叙事、艺术、审美特质）或曰“内部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一部分研究尚且停留在“阶级分析”的旧视角上，对《世说》人物的理解和阐述，未能真正超越陈寅恪、宗白华、鲁迅等前辈学者；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重复前人观点（甚至将错就错）或者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的论文，这种浮躁的学风，是应该以俟将来矫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