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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苏轼佚文十五篇

新见苏轼佚文十五篇本文摘自小编汪超《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文献》2018年第5期),详参原刊。谢谢各位支持!谨祝国庆长假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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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程宇先生主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收入两种四卷本《欧苏手简》,分别由内阁文库和立命馆大学芳村弘道教授庋藏。夏汉宁先生《〈欧苏手简〉校勘》(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之底本、参校本所用数种日本、朝鲜刻本,亦以四卷本为主,未提及该书还有其他版本。在此之前,学界也多以为《欧苏手简》只有四卷本,如云:“《欧苏手简》四卷,国内(包括台湾)久已失传,今存两个版本,皆由邻邦重刻,即日本天明本、朝鲜宣祖朝本。”[1]又或云:“《欧苏手简》四卷,包括了欧阳修和苏轼的尺牍各二卷,书首有金元之交的文人杜仁杰所作的序。此书国内不传,而在韩国、日本则有刊本多种。”[2]事实上,《欧苏手简》远不止两个版本,国内亦有明刊本流传。黄裳先生提及该书,称:“书凡四卷,明初刻,十行,二十二字。大黑口,四周双边。前有真止轩老人杜仁杰序。”他并以为该书为“元人手辑刊行,而明初翻刻者。疑书尾当有刊书跋语,已为书估抽去,以充元板。刻法朴茂,信是初明开板”。“《欧苏手简》之刻当在成化前也。”[3]

笔者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偶见该馆所藏景泰元年(1450)朝鲜刊本《欧苏手简》五卷。该本虽不及来燕榭所藏刊刻精良,又晚于朝鲜甫州刊本,然亦是成化之前梓行,早于朝鲜宣祖朝本及所知各和刻本。且于其卷五得题名苏轼尺牍、小品15篇,《全宋文》未载;题名苏轼七绝诗1首,《全宋诗》亦未载。

【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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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题名苏轼的散佚诗文辑考

五卷本《欧苏手简》卷五所录各类文章凡42篇,其中15篇题为苏轼所作者,未见于苏轼别集以及《全宋文》,1首题为苏轼所作的诗亦不见于《全宋诗》。今依次辑录,略事考述如下:

(一)

轼启:倾仰积岁,偶缘吏役,将获瞻奉,喜慰可量。过辱笺教,礼意兼重,伏读悚怍。比日履兹酷暑,起居佳胜。舟中伏暑病倦,裁答草略,必蒙情恕,馀非面莫究也。轼再拜教授户曹阁下。

按,此为《欧苏手简》卷五第一篇。

(二)

轼启:近刘景文转示手书,适以治冗,逾月不得裁答,恐怍不已。再辱书诲,仰服敦大,未遂谴责。比日伏惟起居佳胜。轼衰病迂拙,推行荒政,多所触忤,日俟汰逐而已。示谕过重,祗益其疾,悚息悚息。未缘会集,思仰日深。乍暖,更冀以时自重。不宣。轼再拜伯原教授阁下。

按,此为卷五第二篇。“治冗”二字小字并书,似手民所为,后文亦有类此者。刘景文,即刘季孙(1033-1092),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景文其字也。与苏轼善,因轼之荐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全宋诗》存诗33首。故后,苏轼有《乞赙赠刘季孙状》。伯原,即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人称乐园先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嘉祐四年(1059)进士,有《乐圃馀稿》、《吴郡图经续记》等。苏轼元祐元年(1086)六月二十五日有《荐朱长文札子》。《全宋文》录苏轼与朱长文尺牍两通,其一亦见于五卷本《手简》之卷五,即次于本篇之后。朱长文曾任苏州教授,此文当是此间与苏轼往还者。

(三)

轼启:再辱累纸,眷与隆厚,感服不可言。比日履兹畏暑,起居佳胜。凡百如昨,郡事既不能甚简,而开西湖、修六井等役亦复纷然。长吏权轻,须事事委曲措置,乃能应法而经久也,以此亦颇不闲。然勤拙之分耳,未由一笑。临书悯悯,谨奉布谢万一。不宣。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四篇。熙宁四年(1071)苏轼通判杭州。次年,与杭守陈襄共修西湖六井,然其事在是年秋。江南仲秋,暑气未消,谓“履兹畏暑”亦非必不可能者。

(四)

《东都赋》久与作者争先,自然不朽。如仆挂名托附,为宠可也。岂有待于此哉?适苦冗甚,故未暇下笔,专在鄙怀也。明叟知复旧物,未闻归报,有稽驰贺。因见为道此,幸甚。轼再拜。

按,此为卷五第五篇。朱长文曾作《东都赋》,并请苏轼作跋,其赋今不存。苏轼《与朱伯原(一)》:“示喻欲令作跋尾,谨当如教,顾安能为左右轻重耶!适苦冗迫,少暇当作致之。”[4]张景修《朱长文墓志铭》:“作《东都赋》,自视不减班、张、太冲辈,前宰相苏公尝荐先生曰:‘称述历代京邑之盛,莫如国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观焉。’客有使之献者,先生曰:‘此吾少时也,今老矣,尚何赋为哉!’”[5]朱梦炎《朱长文行实记》亦云:“长文早岁作《东都赋》。”[6]王觌,字明叟,泰州如皋(今江苏如皋)人。名列“元祐党人”,但元祐以后多有奏弹苏轼之论。朱长文既云《东都赋》乃少作,该尺牍称其“久与作者争先”由来有自。

(五)

轼启:辱手教,承起居佳胜。知往会稽程文,预为越士之贺也。回辕必遂叹奉,喜慰可量。适在天竺山中,裁谢草略。不宣。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六篇。朱长文赴绍兴程文事,待考。

(六)

轼启:企迟西还,真以日为岁,辱书感慰无量。比日起居佳胜。区区非面莫既。入夜草草。不陈。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须舡已差下柱间,奉候知之。轼再启。

按,此为卷五第七篇。

(七)

轼启:辱教,伏承起居佳胜。长篇为赐,词韵雄拔,足为衰腐光宠。然所称借,自顾初无仿佛者,恐终非所宜有耳。藏之巾箧,永以为好而已。病中裁谢不谨。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八篇。“而已”二字小字并书。

(八)

轼愚闇无状,两以罪废,愧惧自屏,不复自通于知旧,岂谓不遗。远遣纪纲,未致厚意,感怍之怀,无以云喻。衰疾勉赴岭表,亦粗自丈持,不烦深念。区区具宣德书中,照悉幸甚。轼再拜。

按,此为卷五第九篇。此篇当作于谪居惠州之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同月十三日,复降充左承议郎,知英州。六月初五,诏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7]。“两以罪废”,盖兼言谪黄州之事。东坡《赴英州乞舟行状》曾备言其衰疾之状,可证所言“衰疾勉赴岭表”非虚[8]。

(九)

轼忽发二疮,楚痛方甚。卧而答教,必恕草草。公在此,乃以病不出。惭负可量。略能起坐,便出见也。轼又白。

按,此为卷五第十篇。苏轼病疮,亦见于东坡写给其他人的书信,如《与赵仲修(一)》、《与王文玉(三)》均曾提及罹患疮病,且患病时间不同,说明苏轼有疮病史。

(十)

轼启:辱教字,又获新什,连收琼玖,知幸。疮痛方甚,殊无聊赖,欲和答未能,但有愧佩。旦夕疮冗痛稍定,当力疾出见。匆匆不宣。轼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按,此为卷五第十一篇。

(十一)

轼启:久不与问,愧仰增积。专使遗书,具闻起居佳胜,感慰兼集。伏暑未阑,未复后会,万万以时保练。人还布谢。不宣。轼再拜致政承奉阁下。

按,此为卷五第十二篇。致政承奉,即以承奉郎致仕者。具体受书人,待考。

(十二)

轼启:久不通问,愧负不可言。忽辱专使,远惠手书,具审比来尊体佳胜。轼罪大责薄,亲旧鄙远,独公曲敦士契,存问加厚,感激不已。会合无期,千万保颐,以慰区区。不宣。轼再拜致政宣德年丈阁下。

按,此为卷五第十三篇。

(十三)与惠山清顺上人

轼启:久别,未闻高论,思企日与俱积,即日春暄,未审法履何如?馀日到东坡之下,杜门高枕,断绝世累,为念湖山深远,无往来之人,久未达尺书,是所恨也。惠山道士崔云者,予一见即有相交之志,云亦有是念,二人之心相合,于是相约云:大抵世间人之交道,有始而无终,此慎之大者。初爱其为人,约而交之,后其友人,倘有不肖之事,则众人指而笑曰:“某人之交可乎?”于是愧现于颜,厌生于心,此疏远之渐也。若一约平生之友,则虽有不肖之事,宜当谕之以诚;愧而远去,可谓人乎?又相交之人,或老或病,或遭艰危之时,尽皆疏远,可乎?倘有危窘之时,宜当着力扶之,若不如是,故人诚信之意,无以知之。又人有诈佞者,不喜他人之交游,以彼此妄诞之言,使他疏之。若闻违心之言,则其心即曰:“彼人者,平生莫逆之友,岂有如是之事?”及其相见,必须问之,知其真否。今之人,虽是所爱亲戚朋友,闻他人诈媚之言,便以为然,怨结于心;后虽相见,和颜好语,似不改其旧,心中含怨,渐而疏之。此朋友中诫之大者。又人好从新而弃旧,若有胜他之人,不论新而相交可矣。以为新交之为人胜旧交,而弃之平生之友,可谓人乎?古传云:“人无信不立。”是言也,成人之最急者乎?于是各自相诫,共约青山,白首终老之计。后数年,予卜居东坡之下,欲不失期。崔云者,不知今在何处?以昔日相约之意不合,久别若是者。抑见予不肖欤?抑彼有始而无终欤?予今也无不肖之事,又无老病艰危之事,又无佞人之言,使之相难,彼自疏远,始知崔云者无信人也。崔云之事,陈于足下者。足下亦知崔云久矣云。且雪堂春物可观,足下本来无事,行装一布衲一藜杖而已。来扣【“铅”字金字旁改成木字旁】扉,不足惮,并成一绝,别幅写寄,不宣,再拜。

幽居兴味有谁知,斗觉平生万事非。牢落江村相识少,上人何日打【“铅”字的金字旁改成木字旁】扉。

按,此为卷五第十八篇。“世累”、“足下亦知崔云久矣”之“足下”二字小字并书。道士崔云,待考。惠山清顺,盖苏轼通判杭州时所识僧人,然多称之为“北山清顺”。苏轼有《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僧清顺新作垂云亭》等诗文。《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一有小传。雪堂,乃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建,则此文当作于其时。

(十四)诫杀生文

杀胎卵之罪,又甚杀生。或云鸡鸭有无雄而卵者,虽抱之以生,数日辄死。若此者,虽杀无害,是大不可者。彼若无知觉性,而能生乎。若有性者,乃是一佛。

按,此为卷五第二十八篇。此似残文,戒杀胎卵生之意,苏轼《与朱鄂州书》中亦曾提及:“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9]

(十五)杂书

二月十二日夜梦湖西上,梦中亦自其为梦也。湖上有大殿,其东一殿,题其额云:“弥勒下生。”梦中云是仆昔年所书。众僧往来行道,大半相识,辩才、海月皆在,相见惊喜。仆散步策杖,谢诸人曰:“梦中来游,不及带。”既觉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复理前梦,因书以寄芝。十五日轼书。

按,此为卷五第二十九篇。“散步”二字小字并书。辩才、海月皆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交游的僧人。

虽然我们无法断定这十多篇文章的来源,《手简》本身的隐含读者属于中下层文人,朝鲜五卷本《手简》的编者更非宗匠大儒,且刊于地方。凡此都难免让我们对以上散佚诗文的作者是否真是苏轼有所疑虑。但鄙意以为这些文章非常有可能确如编纂者所示,为苏轼佚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其一,从佚文内容看,多有形迹可寻。各佚文中涉及的人物,其可考者,皆与苏轼有交游,而其涉及的事情也符合苏轼的活动轨迹。如写给朱长文的信中,提到朱作《东都赋》,虽然该赋已佚,但朱氏墓志铭、行实记均有所载。且传世的苏轼写给朱长文的尺牍中,也提到长文要求东坡为其《东都赋》作跋。苏轼写给朱长文的这些书信,称朱长文“教授”或“先生”,也符合朱氏官止于苏州教授的事实。又如开西湖、修六井诸事,的确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所为。而与清顺的尺牍,味其文意,当是贬谪黄州之后招友携游。这15篇佚文的时间跨度不小,又涉及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或许其中存有鱼鲁之失,但笔者没有发现明显的作伪痕迹。

其二,从佚文用语看,较符合苏轼的语用习惯。在这些佚文中,有13篇是尺牍,其中“起居佳胜”凡6见,“尊体佳胜”出现1次。我们通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的《全宋文》检索系统检索,发现《全宋文》中共有328次“起居佳胜”,除去1次为校记中出现者,该短语共327见,苏轼一人就使用过236次。又如“非面莫究”虽只见1次,但《全宋文》“非面莫……”的句式凡41见,苏轼一人使用过21次。再如“裁答”一词,《全宋文》凡32见,苏轼使用12次。这虽不能坐实为苏轼独有,但起码证明15篇佚文的遣词与苏轼语言习惯高度吻合。

其三,《欧苏手简》卷五的苏文多有苏集通行明刊本失收者。如其书卷五第3篇,受书人为朱长文,就不见于通行的明代成化、万历间所刊苏轼别集。《全宋文》是据《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二辑得。又如该卷第十四篇,亦不见于通行明刊苏集,《全宋文》据《咸淳临安志》卷八八、《淳祐临安志》卷七辑得。通行本失收,该书卷五中反而收录,至少说明该卷中苏文的来源并不同于通行本。

有一处细节,颇堪玩味。该卷第十五、十六两篇,受书人为“惠林广惠禅师”。第十五篇,《全宋文》据《苏文忠公全集》卷六一题名《与佛印》之七,并注云:“此尺牍,《播芳大全》题作《与惠林(东之误)广慧禅师三帖》之第一帖,不知孰是。”[10]第十六篇《全宋文》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辑出,又注云:“原为三帖,此为第二帖,第一帖即《与佛印七》。”[11]而《手简》正是两帖连刊,且在第十五篇尾明白无误地写着“轼再拜惠林广惠禅师丈下”。这说明该卷苏文的来源与通行本并不相同。考虑到《欧苏手简》刊行于明代中前期,年代较早。朝鲜文人又素重苏文,“高丽文人开始接触苏轼及诗集应是在苏轼去世后不久……苏轼及其诗文传入高丽后,被全面接受,特别是高丽时代的诗风完全追随苏轼诗风。高丽人对苏轼推崇备至,将其视为谪仙,将其语视为仙语,已远远超过了对李白和杜甫的热情。”[12]相当于宋元之际的高丽高宗时代,就已经有苏轼诗文集的朝鲜刊本。苏轼既在朝鲜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该书编者或许曾经见过一种与通行明本并不相同的苏轼文集。

其四,异文的大量存在,说明《欧苏手简》卷五来源不同于通行苏集。关于这一点,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书蜀公约邻》较《全宋文》所收者多出“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退之,诗格之变,自退之始。必有以予为知言者”41字。又如《答钱济明》则较通行本少43字(详后)等等。至于其他个别字词之异,全卷更多。

其五,《欧苏手简》卷五收录的佚文以外之文章皆有出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题为《范希文赞》的赞文,其文曰:“颜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足,夫子所谓‘君子固穷’者欤?”该文同样不见于通行的范仲淹别集。楼钥《广德军范文正公祠记》曾引范仲淹该跋:“其跋《乞米帖》云:‘颜鲁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继,非所谓君子固穷者欤?’”[13]文字虽然不完全相同,但说明编纂者录文是有所本的。

综而言之,所见题为苏轼佚文的作品在内容上、语言上均与苏轼行迹和用辞习惯较为吻合;其收录的文章,多有所本,且与通行本有不少差别。私意以为,《欧苏手简》卷五的编纂者或曾见过不同于通行本的其他苏轼文集。虽然不能确定《欧苏手简》卷五苏文的来源,但其中收录的15篇佚文、1首佚诗,为苏轼所作的可能性极大。即便是伪作,也可以为朝鲜时代苏轼作品接受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1]祝尚书:《〈欧苏手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第37页。

[2]朱刚:《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9页。

[3]黄裳:《来燕榭书跋辑存(六)》,《收藏家》2006年第10期,第54-56页。

[1]苏轼:《与朱伯原(一)》,《全宋文》第8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2]张景修:《朱长文墓志铭》,《全宋文》第93册,第222页。

[3]朱梦炎:《朱长文行实记》,《全宋文》第355册,第33页。

[4]孔凡礼:《三苏年谱》第四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560、2562、2584页。

[5]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曰:“臣轼言,近准诰命,落两职,追一官,谪守岭南小郡。臣寻火急治装,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重,上孤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瘳。”(《全宋文》第87册,第132页)

[6]苏轼:《与朱鄂州书》,《全宋文》第87册,第335页。

[7]苏轼:《与佛印》其七,《全宋文》第89册,第4页。

[8]苏轼:《与惠林广慧禅师帖》,《全宋文》第89册,第166页。

[9]刘艳萍:《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延边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1页。

[10]楼钥:《广德军范文正公祠记》,《全宋文》第265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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