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黄宗羲纂修明史与襄助官修《明史》

明亡后，晚明有影响的学者大多持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孙奇逢、傅山等。康熙亲政后不久，清廷改变了此前对汉族知识分子一味打压的政策，采用怀柔的手段以笼络人心。正如梁启超所云：“值康熙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来是阔达大度一路，当着这变乱时代，更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他认为，康熙帝的怀柔手段表现为：一是康熙十二年的荐举山林隐逸；二是康熙十七年的荐举博学鸿儒；三是康熙十八年的开《明史》馆。前两个手段都失败了，只有第三个手段“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1]梁启超的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清廷抓住明朝遗民对故国历史的关注，一方面确实需要他们协助修史，更为重要的是借此可以笼络人心。此举确实吸引了一批学者参与修史，比如潘耒、朱彝尊、毛奇龄等，但是，对于把气节看得比身家性命更为重要的一流大学者来说，亲自投身于史局参与修史，仍然难避归降之嫌，于是就出现了或以布衣身份修史，或以自己的明史著述、广博的学识和精深的专业素养间接襄助修史的情况。黄宗羲就属于间接襄助修史的典型。

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以诗动员黄宗羲应征，遭婉言拒绝。深知其师为人的陈介眉称：“是将使先生为叠山（案：指宋谢枋得，人称叠山先生，宋亡不仕，魏天祐强之北上，不食而死）、九灵（按：指元戴良，号九灵山人，洪武十五年，招至京师，要其做官，以老疾固辞，次年四月自杀）之杀身也。”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参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11《碑铭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2]后叶氏面奏康熙帝再作举荐，又遭陈介眉的劝阻。黄宗羲对陈氏的劝阻深表感谢，他说：“吾兄力止，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年近七十，不学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雾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妇死丧略尽。家近山海，兵声不时撼动，尘起镝鸣，则扶持遁命。二十年以来，不敢妄渡钱塘，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复使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书类“与陈介眉庶常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64—465页。

">[3]徐元文担任《明史》监修，欲聘宗羲修史，宗羲“以母既耄期，己亦老病为辞”。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参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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