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润珍著《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出版）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史学史研究和官制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长于通变。 作者在宏观把握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史官制度演变这一主题，对两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初的有关材料逐一梳理，清晰地勾画出了汉唐时期史官制度发展的脉络，认为两汉与唐初史官制度出现两大变化：两汉变化表现为新旧两种史官制度交替，即先秦天官史官、官师、史巫合一的记言记事官制的消亡与新的著作官制的兴起；唐初变化表现为著作官修史制度的终结和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即别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国史，置兼修国史、直馆等史官，另设起居郎、起居舍人记事记言，集注起居，形成完善的史官制度。在两大变化之间起衔接过渡作用的史官制度则是著作官制。著作官制历经魏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三个阶段，其中又有南北两个发展线索，南线是东晋—南朝，北线是十六国——北朝——隋代。这样，就将汉至唐初八百余年间史官制度演变的轨迹完整而系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善于概括。 作者对扑朔迷离的历史表象和纷繁复杂的制度本体加以高度的概括。例如，对于三国时期的史官制度，作者将当时的正统之争与各国史官制度的不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正统之争与置官修史颇有关系”，并进一步指出，由于对正统的理解和认同的差异，导致了三国史官制度的不同：“曹魏在东汉官制基础上多所改易，颇有革命之象；蜀汉沿守东汉官制；孙吴多循西汉，个别方面用东汉官制作补充”，从而概括出“曹魏著作官制、蜀汉秘书官制和孙吴太史及左右史官制”三种史官制度形态。

精于考证。 有关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资料支离破碎且多抵牾歧异，钩稽史料、爬梳剔抉，是每一位研究者无法回避而最能显示功力的基础性工作。作者对现有材料进行了大量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例如，关于唐代左右史的分工，点校本《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误将原本“君举必书，言存左右史”改为“君举必书，言存左史”，同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误将原本“右史记言……左史记事”改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作者通过严密的考证，指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说源出于《汉书·艺文志》，但此外尚有《礼记·玉藻篇》“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一说，点校者依据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说恰恰不适用于唐代。唐代是左史（起居郎）记事、右史（起居舍人）记言。这一考辨旁征博引，精密审慎。此外，关于两汉的著纪制度、魏史撰著的时间、北齐史馆的建置时间、史馆的地点所在等等，作者都作了翔实严密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