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只是“杂草”而已！

如今人们读个“四大名著”就以为了解传统文化了，岂不知所谓的“四大名著”在古代学人眼里只不过是“稗官野史”而已。

可怜现代人竟然奉末流为正统，只知有“四大名著”，却不知道有“五经四书”，真是抱着杂草当香稻！（稗，音bài，本义是稻田里的杂草，似稻而害稻者，又意思为小或不正统。）

《十二金钗图册》之黛玉葬花，清代画家费丹旭绘。

就是唐诗宋词之属，在古人也不过将其视为玩物丧志之类。可笑今人以会背几句浓词艳句为标榜，某电视台还弄了个什么“诗词大会”，在会上不是自己联句作诗，竟然搜肠刮肚地专背古人成句！

如果说，只在诗词上下功夫是堕落，那么这种只会背别人成句者则是堕落中的堕落了！

所以，不要再以知道“四大名著”有哪些为荣了，作为中国人，真正应该知道的是“六经、五经、十三经和四书”都指的是哪些。

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注疏》书影。明嘉靖时期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重修刊本。

六经、五经、十三经和四书。

先说六经，为：

《诗》、《书》、《礼》、《乐》、《易》、《春秋》。

但是后来少了《乐》经。有的人说乐本无经，有的应该是乐谱之类的书。但也有人说《乐》经亡佚，毁于秦火。但不管怎样，后来的确是没有《乐》经了，而只剩下了“五经”，即：

《诗》、《书》、《礼》、《易》、《春秋》。

这是汉代今文经学家的排序，以易难为标准。《诗》最简单，其次是《书》、《礼》、《易》，最难的是《春秋》。《春秋》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与《易》互为表里，所以最难。

若依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排序，则为：

《易》《书》《诗》《礼》《春秋》。

排序标准是由古及今：《易》最古，伏羲始画八卦，《书》起自尧舜，《诗》有《商颂》，《礼》有《周礼》，《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为最近。

伏羲画卦图。

那么这“五经”又是如何变为“十三经”的呢？

《礼》，一析为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再加上《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共为“十三经”。

其实，后来所加上的有些并不能称为“经”，如“春秋三传”、《礼记》等，只是“传、记”，即对“经”的阐释与解说，而《尔雅》只是汉代经师解经之词的汇集。

“四书”则是到了宋代才被提出来的。首先是北宋的二程，即程明道和程伊川兄弟二人，将《礼记》中的两篇：《大学》和《中庸》单提出来，加以提倡。

到了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继承二程兄弟的学脉，用尽后半生的心血为《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作注，并将四者的注释合编在一起，名为《四书章句集注》，这才有了与“五经”连称的“四书”之名。

朱熹（1130年10月22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理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为朱子。

古人认为，《大学》为孔子的弟子曾子所作，《中庸》为孔子的孙子，也是曾子的弟子，子思所作，而孟子则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所以“四书”也反映了一个传道的序列，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便是所谓的“道统”。

古人对“经”的两种解释。

下面进入正题，“五经、六经、十三经”等古代典籍为什么都称为“经”呢？

我们先看看古人是如何解释的。

在古人的注疏中常要两种解释：

一、“经”为官书。

“六经”虽然定于孔子，但所据文献却都是自古传承下来的故典，在礼乐尚未崩坏之时，都是朝廷钦定的官书。

既然是官书，在书写体制上便不同寻常。如《论语集解序》中就记载道：

六经之策长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

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纸张，书都写在竹简上。在竹简的大小上，便能体现出官书的特别。

六经所用的竹简都比较大，长为二尺四寸，因为是自古传下来的古书。《孝经》虽然称经，但作自孔子，所以不敢自同于故典，所用竹简的大小减半，即一尺二寸。《论语》则是孔子后学集录的孔子及门人弟子的言语，所以只能用八寸的竹简。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

二、“经”者，常道也。

如东汉人刘熙所撰的《释名·释典艺》中对“经”的解释：

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如《孝经序疏》引皇侃之言：

经者，常也，法也。

意思都是说，“经”就是“常”的意思，恒久不易，为万世法。现在我们也会“经”、“常”连用。称为“六经”的诸典籍，都是圣人所作，垂教万世，所载都是天理，不可变易，所以称之为“经”。

两种解释中，前者只是说明了经书的体制，并没有直接解释为何古籍都以“经”命名；而后者则多有望文生义之嫌。至于古籍为何称“经”，我们不妨从“经”字的原始意义来探讨。

经书与纬书。

《说文解字》中对“经”的解释是：

经者，织也，从糸，巠声。

“经”字表意的形部为“糸”，即表示与治糸、纺织有关。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解释道：

织之纵丝也。

即是说，织的丛丝，也就是竖丝，称为“经”。

《说文解字注》书影，清段玉裁注，经韵楼藏板，清嘉庆二十年刊本。

这样“经”字的本义我们也就明白了，即指织布时竖着的那条丝线。有竖就有横，织布时的横丝即称为“纬”，如《说文解字》中对“纬”的解释为：“纬，织横丝也。”

但这些和书籍有什么关系呢？这还得从古书的形制说起。

上面也说过了，在古代还没有纸张的时候，古人都是把字写在竹简上。竹简也需要一番处理，即用火烤，将竹子中的水分都蒸发掉，使其干燥和平整以便于书写。所以古代记事的竹简也被雅称为“汗青”，例如广为人知的文天祥的那首《过零丁洋》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未编在一起的单片竹简，郭店楚墓竹简之《五行》，局部。

但是一片竹简过小，能写下的文字有限，如果字数多怎么办呢？这时就用比竹片大些的木板，称为“牍”，又叫“版”或是“方”。在汉代，这种牍长为一尺，所以又称为“尺牍”，这就是尺牍为书信之代称的由来。

但一块木板虽然比一片竹简大些，但所写下的字还是有限，如果字数再多该怎么办呢？这时就用鞣制好的熟牛皮绳把一片片的竹简编联起来，即称为“册”，或是“策”。“册”字即象形这种竹简编联的样子。所以才有了“韦编三绝”这种说法。（见《史记·孔子世家》，其中记载了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常翻阅，以致于编简册的熟牛皮绳都断了好几次。）

仿古竹简《孙子兵法》。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书都称为“经”了。

编成册的片片竹简都是竖着的，而编联用的熟牛皮绳是横着的。与织布的情形相比，竖着的竹简就是“经”，横着的编绳就是“纬”。而文字都写在竖着的竹简上，所以用文字记载的书籍便被称为“经”。

可见，或许古代的所有书籍都可以称为“经”，因为都是写在竹简上、都是竖着的。

好笑的是，在汉代，古人妄造了好多“纬书”，用以辅助经书。如果写在竖着的竹简上的字称为经，那么这些纬书难道是写在横着的牛皮绳上的不成？

然而，现代的书籍字都横排，与古代竖着写的经书相比，反倒可以称为“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