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对西汉著作中先秦“说体”故事的关注和挖掘。这是该课题以“说体”视角所开辟的新领域。以往文学史全为断代叙事，以先秦材料研究先秦文学，以汉代材料研究汉代文学，本是天经地义，然而却忽略了汉代著述也喜援用故事，且特喜援用先秦故事，西汉著述更是如此，况且废除秦挟书令后，还有对先秦文献专门的收集与整理，因此，从西汉著作中实际上可以挖掘出大量先秦说体故事作为补充。这一研究本身就都是新的开掘，比如对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韩婴《韩诗外传》，从“说体”故事的角度去审视，就尚无先例；这一审视的需要还使《淮南子》《韩诗外传》乃大致同时所作的情况得到注意，这样就可判断，虽然《淮南子》多为概述或援用事典，但只要提及，即可证明《韩诗外传》与之互见的故事确为援用“说体”而非新撰。还有，集中、全面梳理使过去不曾注意的载录得以呈现，即会带来确定的证明或新的认识。比如苏秦死于“凡人之手”已见《新语》(辑本)，“车裂”下场也已见《淮南子·氾论》，两书虽皆只是一提，并无具体情节，但却完全可证此传说并非首见于《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所述确有所本。诸如此类比对的结果会对太史公撰写《史记》的先秦部分有确定的认识，即凡是比较具体生动的部分，皆因援用了“说体”故事，在从中辑出的543则先秦说体故事中，有315则已见前述，且基本相同，大多只有精简，没有添加；还有228则不见前述，当亦其来有自，少数一些可能来自太史公的寻访“采风”。还有刘向的《新序》《说苑》，愈加可以确信，其中占绝大部分的先秦故事，是对固有“说体”故事的编辑整理，大多可以作为原汁原味的先秦“说体”故事加以使用；《列女传》则多有传自先秦直至汉代还在说唱因而被演绎了的“说体”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