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家世向来是一笔糊涂账。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史学家陈寿说曹操是“汉相国参之后”，但提到他的老父曹嵩时，又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这就让曹操的出身蒙上了一层迷雾。直到后世，还屡有人用“乞丐携养”的说辞对其进行嘲讽。

更令人摸不清头脑的，还有曹氏一族的先祖。于《曹腾碑》所见，曹氏“族出于邾”，远祖为邾国的开国始祖曹侠（挟）；而曹侠之祖，正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可按照曹操自己的说法，他这一脉又是“曹叔振铎之后”。后来，明帝曹叡又以有虞氏（舜）为皇祖。

至此，曹氏出现了三个先祖。

对于曹氏一族乱认先祖的做法，明末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三“氏族相传之讹”条讥讽道：“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这句话虽略显刻薄，却道出了世人心声：曹操的家世，何以笼罩着一层又一层的疑云？

曹家可谓欺师灭祖

一、尊祖曹参：曹腾发迹与碑刻书写

曹氏对远祖的记忆，最早可追溯至颛顼，或者说是黄帝。保存这份记忆最早的材料，当属《曹腾碑》碑文。

曹腾，即东汉中期赫赫有名的宦官，历任四帝，封费亭侯，是曹操名义上的祖父。曹腾去世后，时人为其立碑，直述曹氏祖源。魏晋时，曹腾碑尚存，曹魏名臣蒋济作《立郊议》曾引其中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

大概在金元时，原石损毁，只余王沈《魏书》与洪适《隶释》收录了部分文字。《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较为详细记载了曹氏一族的由来：

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

黄帝→（孙）颛顼→（后裔）陆终→（子）曹安→（五世孙）曹侠→（后裔）曹参→（后裔）曹腾

按此说，曹氏族姓源自陆终之子晏安。相传晏安力助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为曹官，故晏安后人始以官名为姓。曹安也被视为曹氏一族的始祖。周武王灭商后，又封曹安的五世孙曹侠（挟）于邾地，世称“邾侠”，为邾国的开国国君。

这便是《曹腾碑》中曹氏“族出自邾”这一说法的由来。那么，此说是否可信呢？

关于东汉碑刻中的祖先书写，学者沈刚总结其内容主要有三类：分别是先秦时期的远祖、五世以内服属未尽的父祖辈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近祖。曹腾碑所见的谱系中，虽有远祖曹侠与近祖曹参，却缺少了十分重要的父祖辈。

此外，想要证明近祖与五服内父祖辈之间的关系，往往也需要交代家族的迁徙经历。如鲍勋，泰山平阳人，“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宣后嗣有从上党徙泰山者，遂家焉”。又如辛毗，颍川阳翟人，“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

同样是一国政权的缔造者，刘备谱系也有明显的迁徙记忆。刘备自云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而刘胜之子刘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刘备恰是涿县人，这便增强了其谱系的可信度。

刘胜→（子）刘贞→（后裔）刘雄→（子）刘弘→（子）刘备

曹腾是沛国谯县人，而曹参虽然也出身沛国，却是沛县人。若按《曹腾碑》，曹腾是曹参后裔，那么曹参后人须得有从沛县迁徙至谯县的经历。然而，现存碑文中并没有给出答案。

若碑文有载，见过此碑的将济、王沈等曹魏臣子不可能不书，就算陈寿刻意删去，稍晚于他的刘宋史学家裴松之也能看到。且以陈寿对魏氏三祖之回护，也不大可能隐去这段历史。

唯一的解释是，《曹腾碑》本就无法解释清楚曹腾与曹参的关系。据学者吴孟灏考证，在两汉时期，曹参及其后人的活动范围有沛县、临淄、长安、平阳、杜陵等地，既没有谯县，也没有《曹腾碑》中提到的容城。

换言之，曹腾所在的谯县曹氏大概率与曹参并无关系。《曹腾碑》刻录曹参事迹，大抵只是攀附。盖因在同姓名人之中，曹参曾任汉相，而且政绩突出，风评极佳。

东汉时，宦官攀附名人为先祖，已是司空见惯。《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了一个名为孙程的宦官。按《东观汉记》所书，其人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李贤注曰：“《东观》自此已下十九人，与程同功者皆弃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

由此可见，《东观汉记》虽为官修史书，但碍于宦官当时势大，史官不得不为他们粉饰，并默许他们攀附名人为先祖。

同传所列著名宦者，亦有曹腾之名。其本传云曹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足见其权势之盛。

于南宋洪适《隶释》卷十五所见《费亭侯曹腾碑阴》，还有皇太后诏策为之正名、造势。在东汉皇室的许可下，曹腾当然更有底气攀附曹参。而这，便是曹操为“汉相国曹参之后”的由来。

二、远祖改易：曹氏祖源书写的变化

非但曹腾不是曹参后裔，就连曹参本人，也大概率不是邾国后裔。之所以将曹参比附为曹侠后裔，恐怕是因为曹参的封地平阳，在春秋时期另有一同名之地，它一度属于邾国。

除了同姓的理由，这个说法还满足了古人“衣锦还乡”的美好夙愿。若曹参真是曹侠之后，为邾国后裔，那他因功受封平阳侯，岂非是荣归故里？只可惜，曹参的封地平阳，位于今山西临汾；而曾属于邾国的平阳，则在今山东邹城。

将曹参设定成邾国后裔，更有利于谯县曹氏将祖源更进一步，追溯到黄帝身上。作为华夏最正统的存在，黄帝世系在先秦、秦汉时期始终是史家建构和追溯的主要对象。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司马迁精心编造了一套黄帝世系，将三皇五帝乃至夏商周秦的始祖都纳入其中，就连汉朝帝系亦“出自唐帝”，为尧的后裔。

汉代皇族通过与黄帝、尧帝的“血缘关系”，强调其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一些大族有样学样，攀附黄帝世系，也能抬高身价，凸显其血统的尊贵。谯县曹氏，正是其中一员。只是与其他“历世著名”“世仕州郡”的地方大族相比，一朝乍贵的谯县曹氏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构建相对完整的谱系。

在安徽亳州境内发现的谯曹氏家族墓葬群，无论从规模还是形制上看，都已超过一般家族的营造规模。称谯县曹氏曾兴盛一时，当非虚言。

汉末乱世，曹操的堂弟曹仁“阴结少年，得千余人，周旋淮、泗之间”。仁弟纯，“承父业，富于财，僮仆人客以百数”。而曹操的另一个堂弟曹洪，也在曹操起兵初期以“家兵千余人”助其良多。

毫无疑问，谯县曹氏是颇具实力、资财的地方豪强。下表所见谯县曹氏的重要成员也大多身居高位。不过，这些能确定身份的曹氏成员，都只是曹腾的同辈以及后辈，未见其祖辈之名。《曹腾碑》中缺少对五服内亲属的描写，也证明曹腾的父祖们并无可圈可点的事迹。

按《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续汉书》所书曹萌（原书“曹节”，据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改）事迹，并不显赫。史书与考古似乎都表明了：谯县曹氏应是在曹腾发迹后，这才忝列高位。如桓帝时期的宦官方炽，在得势后便“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

曹腾在内朝三十余年，树大根深，影响力遍布朝野内外。种皓为司徒时，曾对宾客感慨：“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曹腾之势，可见一斑。其兄弟子侄乘风而起，亦在情理之中。

随着谯县曹氏的崛起，与之深度绑定的夏侯氏也能借力而起。曹操起义之初，夏侯惇、夏侯渊兄弟就曾鼎力相助。

其实，按陈寿对夏侯氏的描述，已暗示后人：其与诸曹同为曹魏宗室。《魏志》卷九《诸曹夏侯传》便是宗室列传。林国赞《三国志裴注述》已揭：“历代史率以宗室合传，陈氏于吴、蜀二志亦然。志独以夏侯、曹氏合传，用意尤极明审。”

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夏侯氏之子。宦官曹腾无后，这才从夏侯家中抱来曹嵩，以为嗣子。从血统上说，曹嵩、曹操就是夏侯氏之子；但在东汉社会，曹嵩过继而来，入了谍谱，那即便他并非曹腾亲生，也应该视作曹氏族人。

当然，何焯、卢弼等人曾从同姓不婚等角度，认为曹嵩、曹操并非夏侯氏血统。关于这些异议，吴金华先生在《三国志校诂》中已逐一反驳，不再赘述。

从曹腾这一代起，谯县曹氏发展壮大，并有多个家族成员担任地方长官。于是，有资格立碑者也越来越多。然而，谯县曹氏毕竟是一朝乍贵，未能以经学致仕，缺少文化上的积累。身为曹腾嗣子的曹嵩，能位列三公，还是花一亿钱捐出来的。

彼时，知识多掌握在儒学士人之之手，他们对经典的释读，正是东汉碑刻内容的主要来源之一。除此之外，在有着数代积累的文化世家，宗族意识逐渐觉醒，是以他们开始尝试私修家谱。这些家谱与姓氏书，同样是碑刻内容的又一重要来源。

不难看出，因为宦官曹腾发迹才趁势而起的谯县曹氏，因为发展速度太快，既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也未有私修家谱的意识。所以谯县曹氏在为曹腾立碑时，才无法编排出相对完整且合理的谱系。

到了曹操一代，曹氏远祖悄然发生了变化。《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曰：“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故陈思王作《武帝诔》曰：‘於穆武皇，胄稷胤周。’”

曹操是最早改弦更张之人。他在《家传》中自称曹叔振铎之后。曹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封地为曹国，其后裔以国为姓，是为曹姓。曹操去世后，其子曹植悼念先父，作《武帝诔》，今见《艺文类聚》卷十三：

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贤圣是绍，元懿允休。

先侯佐汉，实惟平阳，功成绩著，德昭二皇。

在正文前两句，曹植直述曹氏一族的源头。“我王”即曹操，“稷”指周人（即曹叔振铎）的祖先后稷。所谓“胄稷胤周”，就是说曹操为稷的后人。而“先侯佐汉，实惟平阳”依然是指汉初名相曹参。

可见曹操、曹植父子仍以曹参为近祖。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远祖由邾国的开国国君曹侠换成了曹叔振铎。又见《曹真碑》残存文字：

（上阙）之后，陈氏有齐国。当愍王时，伐宋，并其（上阙）\（下阙）为基，长以清慎为限。

这里提到的“田齐灭宋”，似乎与曹氏祖源关系不大。但结合东汉碑刻祖先书写的习惯，不难推知《曹真碑》碑文也认同曹操、曹植的说法，将远祖追溯到了曹叔振铎身上。试举一例，参《汉故冀州从事郭君碑》：

□藩虞郭，在河魏之间。遭晋荒强，乃丧厥土。亦世孳孳，职思其勋。子孙缨布，家于乐土，因国为氏。

郭氏云其姓氏出自虢国，并没有掩饰虢国曾为晋国所灭这一不光彩的经历。事实上，正因为虢国被灭，其散布开来的子孙后裔才会以故国为氏；可见，其碑文叙述虢国被灭这件事，不仅能交代郭氏远祖的迁徙经历，也可解释其族姓由来。

历史上，曹叔振铎建立的曹国后为宋国所灭，而宋国又被田齐所灭。又按《通志·氏族略第二》，曹国“为宋景公所灭，儿孙以国为氏”。可推知《曹真碑》所见“陈氏有齐国”之前的阙文，应是“宋灭曹”这段经历。

曹国灭亡后，其后裔以曹为姓氏；至田齐灭宋，曹氏迁徙到某地，以此“为基”，逐渐在这里落地生根。再往后的阙文，应叙述其后裔迁徙到曹参所在的沛县，而后又因为秦汉变革，一支族人继续迁徙到谯县，“因家焉”，最后发展为东汉后期的谯县曹氏。

相较于“族出于邾”，以曹操、曹植、曹真为代表的曹魏宗室所叙述的“曹叔振铎之后说”更为细致，不仅有使人信服的迁徙经历，也迎合了当时的社会主流。于东汉碑文所见，这一时期姓氏来源最主流的解释就是“胙土命氏”，即族裔以国名为氏。又据《曹全碑》：

其先盖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机，翦伐商周。既定尔勋，福禄攸同。封弟叔振铎于曹国，以氏焉。秦汉之际，曹参夹辅王室，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

远在边陲的敦煌曹氏，亦采此说，足见“曹氏为曹叔振铎之后”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反观“族出于邾说”，是以官名为氏，且缺少了极其重要的族裔迁徙过程。如此一来，曹操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后”就不难理解了。

举孝廉出身且饱读各家经典的曹操，在看到《曹腾碑》的纰漏时，自然会有意识地选择更为严密、流行且接受度最广的“曹叔振铎”为远祖。反正，在司马迁构建的黄帝世系中，周人的祖先后稷也是黄帝后裔，妥妥的华夏正统。

三、皇祖有虞：汉魏禅代与尧舜故事

尽管曹操为淡化“赘阉遗丑”的恶名、抬高自身门楣，而选择了更符合社会主流的“曹叔振铎说”，但随着魏代汉祚的政治需要，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也开始重新选择新的“祖宗”，来为其政权的合法性“背书”。

于是，有虞氏（舜）就成了曹氏的第三个远祖。曹氏为什么要选择有虞氏呢？

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31），“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史学家班固《汉书·高帝纪》亦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即认为刘氏一族为唐尧之后。汉室子孙为尧之后裔，与曹氏自称舜后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显然是为了重现“尧舜故事”。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没有暴力与冲突，也没有严重的流血事件，所以后人欲取代前朝，也应当如“尧舜故事”，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来完成政权的更替。

这一理想原本并非是儒家首创。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指出：“自从墨家倡导了尚贤之说，主张君位应为禅让制，托之于尧、舜，这学说一时很风行，连主张贵族政治的儒家也接受了。”

西汉中期以降，儒家经学大行于世，在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推动下，儒学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世家豪强、儒生党人，王公贵族、寒门庶子……莫不明经通儒。因此，社会主流在思想上更加认同“尧舜禅让”，而非已实践成功的“汤武革命”。

按照这个逻辑，汉室既然为唐尧后裔，那么取代汉祚的曹氏，也应该是有虞氏之后。如王莽篡汉之际，就曾以舜为始祖。汉末军阀袁术称帝时，亦云“袁姓出陈，陈，舜之后”。

受此影响，曹丕代汉前，魏国就已经有攀附舜的苗头了。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向曹丕上表时曾说：

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

可以看到，曹氏重新拾起了《曹腾碑》中曹氏“族出于邾”的说法。曹氏为曹侠后裔，自然是颛顼之后。而大舜同样是颛顼后人。曹氏与舜都拥有颛顼这个祖宗，就算跟他沾亲带故了。但这个说法，毕竟有些牵强。

两汉之际，社会上的“宣汉”“拥汉”“亲汉”思潮十分强烈，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强调刘氏的正统身份。尽管曹丕成功代汉，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仍无法在短时间内消解。

故魏明帝曹叡在位时，干脆将曹氏直接归于舜这一脉，以强调其政权来源的合法性。景初元年（237），曹叡诏曰：

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曹叡擅作主张，将远祖舜帝抬入郊祀之中，还开创性地将两位女性祖先——舜妃伊氏与武宣皇后卞氏一同加入。即以舜配圜丘，以舜妃伊氏配方丘；以武帝曹操配天郊，以武宣后卞氏配地郊。

尽管曹叡努力在传统与创新中寻找平衡，但曹氏祖舜的行为仍引来了一些臣子的非议。历任四朝的曹魏老臣蒋济就认为：“魏非舜后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

话虽如此，在官方的推动之下，舜还是成为了曹魏官方指定的远祖。曹魏末年，曹奂禅让司马炎时，尤以“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为辞。

只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曹氏祖舜的可信度远不如曹叔振铎和邾国曹侠。相较于前者代汉的需要，后二者虽是曹氏为了抬高自身门楣的说辞，但可信度起码会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