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蜀汉的资料相对是比较少的。比如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三国人质制度的文章《从徐庶救母说开去，谈谈三国时期的人质制度》，魏吴两国这方面的记载都比较详细，唯独蜀汉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人质事件记载，关于制度上的记载则是完全没有。

再加上陈寿在《三国志·后主传》里有一句“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导致了后来很多误会，误会之深，不仅一些初读史的朋友都误以为蜀汉没有史官，导致网上有很多类似“为何蜀汉没有史官”提问，还有人各种分析作答。甚至从古至今一些学者乃至名家对此的理解都出现了不小的偏差。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很多表态的都是文史大家，比如南宋朱熹，清代钱大昕等人。在旧有成论的基础上，本文斗胆欲做一辨析。

一、关于“蜀汉没有史官”的一些历史成论

应该说，在唐代以前，蜀汉没有史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比如北魏的李彪就认为“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这句话几乎完全认可了“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尤有未周焉。”这个观点。唐睿宗时期的大臣吴兢也明确说“三国分方，魏吴各有史官，蜀无其职。”唐代大名臣魏征说的则较为含蓄“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蜀汉没有史官，但是言下之意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代历史学家柴德赓先生在他的《史籍举要》里也明确提出“但由于蜀汉不设史官，史料搜集更难”的说法。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综合看来，认为蜀汉没有史官的看法，大都是从两个方面立论，一是陈寿本人的那句话；二是蜀汉相关的史料相对魏吴来说，确实比较稀少。

那么，蜀汉真的没有史官吗？

二、史官之含义辩疑

对于本文需要辨析的问题“蜀汉是否真的没有史官”，首先搞清楚“史官”一词本身的含义，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一）两汉时期“修史”更多是一种“好事者”的个人行为，“官方修史”往往事出临时。

其实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在晋代以前是没有专门的史官的，更没有以“史官”为名的官职的。两汉时期，修史在官方层面来讲，更多是一种临时性组织人员来进行的事情，所谓“受诏撰史”正是此意。

《后汉书·安帝纪》：“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和《后汉书·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 ”的记载，都反应了这种情况。

（二）晋代以前，没有“专门修史”的官职。

即便汉武帝时期设置有“太史”一职，史书一般也把这个官职称为“史官”，然而这也不是一般理解上的专门修史的“史官”，这些类似的官职更侧重于“左史言事，右史记事”这个层面，严格来讲属于“注记官”，他们的工作内容更主要是记录灾害异象等等。

《后汉书》：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后汉书》：

“十余年闲，梁冀既诛而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

从这两条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史书中提到的“史官”太史一职，他们其实是在记录灾异瑞应这些事情，属于“记注官”。

我们熟知的史学巨作《史记》，其实也是一部“私修”的史书。

再回到三国时期魏国和吴国的情况来看，在明确有所谓“史官”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堆侍中，散骑常侍这样的官员在修史。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三国时代是没有所谓专门“修史”的“史官”的。

（三）“蜀汉有没有史官”和“蜀汉有没有注记官”。

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明确了在整个三国时代，其实是都没有专门修史的“史官”的。魏吴两国所置的“史官”，应该是自两汉以来“太史”这一职位性质的“注记官”。那么，在制度上多继承两汉的蜀汉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注记官”呢？

答案是，有的。

唐代的史学家刘知几首先提出了非常强烈的质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秭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刘知几提到的这些刚好都是我们前文所讲到的“史官”的本质工作——记录灾异。如果没有史官，这些又是怎么记载下来的呢？刘知几大概还是个诸葛亮的“粉丝”，说完这些，还不忘来了一句“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把矛头指向了陈寿本人，说他以此污蔑诸葛亮。

说陈寿污蔑诸葛亮，这个看法可能有些过了。但是蜀汉置有记注官，也就是有“史官”，确实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蜀书·后主传》：“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周昌寿对此评价说：“史官言景星见，是蜀有史官矣，或但纪祲祥，明占验，而于一国君臣治乱之迹、典章文物之大，未遑纪载，故后世以蜀无史官为诸葛讥也。”明确的表示蜀汉是有史官的，但是随后学者刘咸炘、金毓黼等人认为记载里这个“史官”属于“历官”，其实也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他们的问题就在于把晋代以前的“史官”理解为专门“修史”的官职，而在这个历史时期，就如本文在前面所谈到的，“史官”恰好就是他们理解的“历官”，也就是记注官。

另外王崇《蜀书》、谯周《蜀本纪》、常璩《华阳国志》和包括已经不知道作者的《云别传》，这里除了《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云别传》成书不晚于南朝宋，其他基本都等同于“当代史”，如果没有记注官，实在很难想象，这些史书里的材料是如何获得的。特别是陈寿本人的《三国志》里，还有大量现场记录一样的材料，这些内容如果不基于原始的记录，也不可能叙述成那个样子。

三、该如何理解陈寿所说的“国不置史”？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白了晋代以前的“史官”并非专门“修史”的官职，只是一个“记注官”，而蜀汉也是置有“记注官”的。那么陈寿所说的“国不置史”到底又应该怎么理解呢？

激进如刘知几者，会直接批评陈寿的史德，认为他是在污蔑诸葛亮。我们暂且抛开这种阴谋论不说，笔者认为更为客观的理解陈寿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指是蜀汉没有官方修的史书，这个情况是针对吴国有官修的《吴书》（韦昭），而魏国有官修的史书《魏书》（王沈）而言的。

当然，还有一些更极端的理解，认为蜀汉的某些历史材料曾经被集中销毁过，或者如前面提到的刘知几者，又结合“陈寿索米”事件，批评陈寿私德的，认为这纯属歪曲事实，这样的结论就有待于更多的史料得到进一步的披露来印证，暂时只能是一种假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