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之时,社会上的另一个群体——士人,逐渐增大了其政治影响。
在战国时代,在社会上形成一个阶层,在秦朝遭到了焚书坑儒的沉重打击。在汉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逐渐复兴,其逐渐开始壮大。到了王莽篡权时,儒生已经成了朝廷企图篡位者着重拉拢的重要政治势力。王莽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到了东汉初期,儒生在政治上影响继续上升。首先是统治者,他们大多数都有儒学背景。其次,统治者对社会文教予以扶持,士人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士人群体的发展
(一)儒学教育的发达
1、光武帝:修起太学,稽式古典
光武帝继位不久就着手建立太学。昔日太学在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文化教育中心也就转移到了洛阳。
本来汉代的政治格局是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西是政治中心,也是军事力量的来源。从春秋战国以来,关东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方。在西汉的政治格局里,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分离的。东汉时,从空间上来看,首都在洛阳使政治中心和文教中心合二为一。
2、汉明帝:亲行其礼,正坐自讲
3、汉章帝: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研讨的成果编为一书,称《白虎通义》。
4、汉顺帝: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东汉中期时一度出现了儒学的衰落,此种情况与儒生文吏之争有着某种关系,但到了汉顺帝时,情况又有了转折。
5、汉桓帝: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
当时洛阳人口约三十万。由此可猜想各郡国儒生数量之庞大。
(二)交游风气
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于太学、遍布于社会,这必然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学生这一种政治势力在传统社会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甚至可以说是有现代性的。正如中国政治制度早熟,中国文教也相当早熟,比如在学潮运动在很多国家都是近代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在西汉后期就出现过太学生干政之事。
东汉时,随着太学规模迅速扩大,太学的风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后来一直到曹魏时,统治者都在打击浮华。
浮华:特指士人不再埋头读书,而是投身于交游、聚会。他们讨论文化、政治,当时整个士林都是如此。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名士,成为士人交往的中心。
士人交游时所做的就是清谈。此时的清谈不同于魏晋时的清谈(谈玄),东汉末年的清谈内容非常广泛,评价人物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延续到魏晋。评价士人意味着士人文化影响力的增大。
(三)风谣与品题
风谣:以四言/五言/七言来概括某一个名士的风貌特点。
品题:评语。往往由名士作出,因此特别有影响力,为人所传诵。
→九品中正制
著名品题者:许劭、郭泰。
(四)不应辟举
隐士文化。
一个人在采取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期望着某种心理满足感和成就感。选择了隐士生涯所得到的心理满足可能足以抗衡做官得到的。这样的心理满足感或者行为选择,也必然是以社会评价体系为基础。东汉末的隐士现象说明社会声望在决定社会地位上已经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现象的普遍实际也意味着士人这个群体影响力的增大。在士林的交际圈中得名往往比王朝的官员更能保证士人的社会地位。这甚至影响到朝廷任人选官。
(五)东汉重名节
二、清议与党锢
(一)士大夫与宦官的冲突
士人在东汉后期获得重大发展,随即就要在政治上表现自己。士人主观上是维护帝国统治的,可是他们自由地交流议政等行为方式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专制皇权所能控制的范围,这种现象很有现代性。传统专制主义不能容忍这种现象,随后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事所难免。
桓帝利用宦官灭掉了外戚梁氏,但政治上并没有因此好转,天下成了宦官的天下。此时,清流士大夫挺身而起,掀起清议风潮,成为外戚之后一支新的抗衡宦官的势力。
定臧否,穷是非,触万乘,凌卿相。宦官党羽、为非作歹的官员都受到了抵制、打击和制裁。
(二)桓帝第一次党锢
所禁锢的几乎都是天下名士,他们的名声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高。
(三)灵帝第二次党锢
灵帝继位,以窦武(本是士人)为代表的外戚与士人联手对抗宦官,欲尽杀之。但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窦太后若想掌握政权,宦官可能是一个合作对象。
汉灵帝尚年幼,是受宦官控制驱使发布的命令,第二次党锢开始。
士人多受到百姓的同情和赞扬。
三、士族的崛起
党锢的发生首先是反映了士阶层的发展,已经从汉初齐鲁等地的一小批寥寥可数的学者变成了一个实力雄厚、文化深厚、影响重大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在向着士族发展。
在进入汉代以来,世家就在缓慢积累。西周春秋有很多世卿世禄大家族,构成了王国时代贵族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战国到秦汉之间的社会变动把先前的氏族彻底打乱。西汉的政治非常富有平民性,在汉代的政治上根本看不到先秦大族的身影。虽然先秦大族还在,但已经不能以氏族的姿态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所以在秦汉之际,中国的世家的发展是一个断层→布衣将相之局。但是在比较长的稳定发展中,世家的因素在社会中又在缓慢积累。汉代毕竟处于历史前期,宗族家族在社会中依旧很有生命力。
三种世家有逐渐合一的趋势:乡里豪族家中富有,可以供养子弟读书,跻身士林学门,而后进入官场为官,扶持家中豪族势力。士族门阀正是士人家族、豪强家族和官僚家族的三位一体。
具有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有政治势力的家族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最强大的竞争力,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社会精英、社会主流。代表: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袁绍),累世传经,累世三公。
短期来看,士人在党锢之中失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士族其实在政治上正在抬头,并且成为一个最有竞争力的势力。
西汉创业集团多亡命无赖之徒,东汉创业集团多有儒者气象,魏晋统治集团就是士族门阀家族。
四、从黄巾起义到军阀割据
(一)灭亡预期和取代期望
党锢之后,天下一度成为宦官的天下,皇权紧密地和宦官结合,朝廷公开卖官鬻爵,甚至成立了专门机构。
西汉灭亡时有王莽做替罪羊,但是东汉末汉室将亡成为普遍的预期。
(二)从黄巾起义到军阀割据
黄巾大起义在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啊,采用了宗教的组织形式,以道教为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农民起义新形式的形成。
外戚(何晋)与名士(袁绍)合作对抗宦官。宦官与外戚这两大势力斗争同归于尽。随后,宦官、外戚、士人、道教起义者之外的第5种势力——边地军阀,登上政治舞台。董卓借机进入洛阳主持朝政,关中士大夫绝不能容忍边境的带有氐族、羌族色彩的军阀来到文化中心,于是推袁绍为盟主合力讨董。董卓在关中不能立足,只好西迁长安,不久被杀,天下陷入了四分五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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