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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州钟鼓楼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年），原为明代盖州城的南门。洪武九年（1376年），镇守辽南的靖宁侯叶升（《盖平县志》误记为“靖边侯”）将盖州城向南作了扩展，原来的南城门改为钟鼓楼。既然叫钟鼓楼，那一定是要有钟的。目前悬挂在钟鼓楼上的大铁钟，并非钟鼓楼旧物，而是盖州城东18里方家屯（今暖泉镇方屯村）永安寺庙里的铁钟，据铭文记载，系清乾隆五年（1740年）铸造。明代盖州钟鼓楼悬挂的，是一口纯铜铸造的金代大钟，这口铜钟早在明末后、金建立之初，被努尔哈赤移到了沈阳，成为盛京城的“定更钟”，现在仍陈列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据沈阳故宫博物院编撰的《院藏钟表精品集》介绍，这口钟“全高210厘米，下口径125厘米。中层一区内竖向阴刻铭文，楷书16行共175字，记载的是铸钟经过和匠人、僧人名字。”

关于此钟从盖州移到沈阳的经过，目前常见的说法，是转引自《满文老档秘录》的记载：“（天命六年五月），努尔哈赤驾经盖州时，有人献大金天惠三年所铸铜钟一口，谕曰：‘今遣员役将古钟一口送京，此钟得自盖州，系大金天惠三年所造。天惠者，太祖阿骨打之弟乌珠汗在位之年号也。该员役等护送吾远祖遗物有功，宜酌加升赏，以示鼓励。’”该书是清朝遗老金梁等人选译，于1929年出版。清史研究界普遍认为，其讹误颇多。比如，上文中关于盖州铜钟的年代写作“大金天惠三年”，而金代根本就没有“天惠”年号。

随着对满文文献研究的深入，满文老档也重新进行编译。2010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共20册），其中第19册74页就记载了献盖州铜钟一事：“（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汗巡视河东辽东地方招降之国人。出城之日至鞍山堡，遇自盖州来献金天会汗三年所铸钟之人……此钟字云：‘天会汗三年造’。天会汗乃我先祖金国阿骨打之弟，名乌齐迈，尊号天会汗。其献我先祖朝古钟之员，着升官职，并赏其送钟之人。”这里将“天惠”改为“天会”，“天会”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的年号。但是，这个记载还是错的。因为铜钟的铭文，写的既不是“天会”，更不是“天惠”，而是“天德”。

天德三年铜钟的铭文

最早注意到铜钟铭文内容的，是东北考古学先驱李文信先生。他在1940年就发现钟身上部的铭文，据此定为“金天德三年大铜钟”。铭文全文是：“应历八年承天皇太后破乐寿觉道寺获大钟一颗赐感圣寺因兵火隳坏至大金天德三年润四月十日辰时再铸重六千斤并记匠首东京高自佛字次匠郭琳李寿张庆都维那沙门恒炳钱帛尚座沙门相殊寺主清闲大德沙门性微提点沙门恒俭兴中府前三学经主圆悟大德赐紫沙门玄鉴前管内僧判讲论沙门恒嵩上京都僧录传戒宣微弘理大师赐紫沙门行广首座总摄大德赐紫沙门惠胥前宜州弘政县令承德郎飞骑尉赵仁端书”。

1981年，李文信先生的哲嗣李仲元（曾任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对此钟铭文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撰写了《盛京定更钟考》（刊于《故宫博物馆院刊》1981年2期）。根据他的考证，早在辽圣宗时期，摄政的承天太后（民间所谓的“契丹萧太后”）南侵伐宋，在乐寿县（今河北省献县）觉道寺掠得一口铜钟，赐给了辽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的感圣寺，但该钟在辽末金初的战火中毁坏。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又重新铸造了六千斤的大铜钟，也就是后来出现在盖州钟鼓楼的这口铜钟。李仲元先生认为：“大钟确属金代重铸，铭文为重铸当时所刻。这可以通过钟的形制和铭文中僧众法号对比验证得到证实。”

由于满文老档的讹误，使盖州铜钟的年代长期被误做金太宗“天会三年”铸造，而实际上是金海陵王“天德三年”重铸，在时间上比前者晚了26年，但这丝毫不影响这口铜钟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尽管该钟已经离开盖州，“落户”省城370余年了，但它却是明代盖州城的历史见证，永远留存在古城的记忆之中。

作者 阎 海 营口市历史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