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曾国藩的滑铁卢，这是慈禧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精心设计的一场政治陷阱。35岁的慈禧利用“天津教案”，让60岁的曾国藩，瞬间从朝野仰望的“中兴名将”，沦落为万众唾弃的“卖国奸臣”，退出政治权力中心舞台。

慈禧为什么要对曾国藩采取如此手段，原因就是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最高当局急于改变与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集团的政治关系。

清政府和曾国藩的政治合作，是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到1870年天津教案，长达19年。在此期间面对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捻军，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种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

这是因为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猜忌，一直都存在。从湘军攻陷天京后，清政府深怕他真的要做皇帝。尽管曾国藩停解外省厘金、大量裁撤湘军，其后剿捻无功，中途下台，但其手握大权、威望尚存，存有功高震主之嫌。

天津教案的发生，给了35岁慈禧一个很好的机会，慈禧精心设计谋划，彻底解决了清政府与曾国藩的君臣之盟。

历史事实表明，天津教案后，标志着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政治结盟关系转变成政治隶属服务关系。

曾国藩和慈禧

1870年夏天津教案爆发，由于天津的地理位置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带来的阴影，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确定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

《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了一份朝廷发给曾国藩的谕旨，对其提出了这样的办案要求：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也就是说，清朝政府要求曾国藩既要照顾民心，又要绝对保证和平局面。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在于很难在力保和局与维系民心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

专制时代有一条非成文法，国家最高决策一旦出现重大失误，只能指责经办大臣，不能指责皇帝。如鸦片战争期间的主和派首领曾国藩的老师军机大臣穆彰阿，多年来一直受到万人唾骂，对其本人固属罪有应得，但同时也是代道光皇帝受过。

天津教案的处理所采取的和局思想指导方针，从一开始就遭到天津民众抗拒和国人的一致谴责，直到最后民众不得不接受不利结果，而把怨愤和罪责发泄到曾国藩个人身上。

曾国藩一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

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慈禧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

其实，李鸿章最后仍以曾国藩的奏报结案，并无实质性的改变，仅将原定死刑20名改为16名。

旅居加拿大画家黄中羊的《慈禧与维多利亚的镜子》油画

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是采用什么方式，剥夺了曾国藩的政治生命。很简单，就是采用政治抹黑的方式。

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在这份报告中，曾国藩先赞扬了“天津士民皆好义，各秉刚气”，但同时也指出：放任民众这般胡作非为，会带来很多后续麻烦。值得强调的是他专门对天津民众的暴乱行为写了5点申辩理由。他想告诉朝廷：民众此般激愤，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

慈禧阅读后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一道谕旨里，慈禧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

但在发抄朝野时，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5点申辩理由，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以及对“首犯”和官员的处理态度。

朝廷官员和老百姓看到的：全是曾国藩如何指责老百姓做错的内容，以及他提出用20个领头闹事的百姓，来为死去的洋人抵命的建议。

这显示了年轻的慈禧并非没有“主意”，她当然早就“得了主意”。删减曾国藩的奏折，就是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清廷高层，而不是曾国藩。同时，解决了曾国藩，等于扭转了朝廷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真可谓一箭三雕。

隐瞒真话——是政治抹黑常用的手段。有一种更恶劣的谎言：叫选择性信息提供谎言就是说假话，这没错。但还有一种更恶劣的谎言：它都是真话，但它只是一部分真话，而故意把另一部分真话隐瞒。

35岁的慈禧对60岁的曾国藩使用了，慈禧确实没有向百姓说一句谎话，但她却通过隐瞒部分真话，向全天下、尤其是曾国藩撒了最大、最恶劣的政治谎言。

慈禧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案件本身，而是如何利用这个案件所引发的民意，将曾力挽狂澜的曾国藩，彻底送上“道德卑劣、卖国求荣”的耻辱台，让曾国藩有苦说不出，也无法翻案，从而彻底改变朝廷和曾国藩的关系。

慈禧的政治手腕由此更进一步、炉火纯青。而对民意来说：打倒了卖国贼曾国藩之后，民众享受了一把集体高潮后，高喊着忠于清廷、太后万岁，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1900年的庚子事变，大踏步地前进着。

这种政治抹黑的恶果，在30年后的义和团运动时，显示出来。再也没有曾国藩这样的实力派官员来做牺牲品，只有时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相当于校长）许景澄这样的儒生站出来，用生命捍卫被扭曲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