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孟冬

我们常说，“武圣关公出解梁”。这，大概都是因为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数百年来所产生的广泛群众基础和深远文化影响。但，小说毕竟属于艺术范畴，其中不免存在虚构的情节描写成分。当然，《三国演义》对于关羽的精彩艺术塑造亦不例外。这是文学艺术或者说是文化形而上方面研究的话题，我们且不触及。我们要说的，就是关羽籍贯的问题。

除了《三国演义》说关羽是河东解梁人，早于其二百年左右的元代“新刊”《三国志平话》同样持此说法。新刊《三国志平话》，汇刻于元英宗（硕德八剌）时期。元英宗在位仅只三年，即1321年～1323年。这时候，偏安一隅的南宋已经灭亡44年了。因为是“新刊”，说明早有刊印的版本流行。如此，说关羽籍贯“解梁”至少是在元代甚至宋代就已经开始传播。元代《三国志平话》，系当时江湖“小说人”即“说书艺人”的表演脚本。而宋元之际，瓦肆勾栏热闹，杂剧表演盛行，应该说《三国志平话》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其社会影响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说，《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都属于文学艺术作品，还不足以证明关羽是“解梁人”的说法，那么，是否还有更有力的官方文献或者档案记载呢？

世人都知道，解州关帝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关帝庙，都认其为天下关庙之宗。在这座金碧辉煌又肃穆庄严的庙宇内，金元明清时代的碑刻就达数十方之多。单就此而言，便可知历朝各代对关羽的推崇和对这座庙宇的重视。作为“纪事颂德”的一种艺术形式，碑刻无疑是历史档案记录的有效载体。在解州关帝庙中，记录关羽是“解梁人”时间显示最早的碑刻是《重修关王庙记》。此碑镌于金代，落款署“金泰和解梁军知州事田德秀”。（金泰和时期，即南宋嘉泰时期）田德秀，即田紫芝，河北沧州人，生活于金章宗（完颜

）时期。其善诗词歌赋，语意警绝，《金诗选》评其诗“气魄雄壮”，世人以“李贺复生”誉之。可惜，这样一位文人只活了24岁。究其原因，或传言亡于兵乱。《重修关王庙记》文采斐然：“……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英明，磊磊落落，挺然独立千古者，惟公之伟欤！” 无需通读全文，仅这一段文字便可看出田德秀腹中文墨几何。碑记落款显示田德秀为“解梁军知州事”，说明他是金政府委任的地方军政大员。宋时，“知州事”多以文臣担任，官阶二品以上。但，实际执掌州之事务者为“通判”。金建立后，因崇尚武略，每州军队都设有番号，故州之长官手握军事大权。这从一个侧面也充分说明金人虽然占据了北方，但在面对蒙古和南宋的双重压力之下，始终以军事为重的治国策略。金人尚武，当然对“熊虎之将、万人之敌、勇而有义”的关羽持崇敬的目光。因而，重修关王庙自在情理之中了。田德秀为解梁军知州事，接“特降明命”主持修复关王庙。既而，工程完工便“刻石为记”，以“叙公之忠节休烈，将律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者”。八百多年过去了，《重修关王庙记》仍完好无缺的保存在解州关帝庙内。而这一碑记镌刻的“解梁”二字，无疑成为了珍贵的档案资料。

明代，解州关帝庙明确显示“解梁”字迹的碑刻为明崇祯朝张际可的《重贴关帝庙寝殿金身碑记》。碑记开篇曰：“解梁有关帝庙，其创建有自来矣。而关帝灵爽，虽万古如一日，故炎汉社稷赖以匡扶，大明山河藉以庇护……”清代就更多了，碑刻题目直接显示“解梁”二字的有：康熙朝江

的《解梁关公父祖辩》、嘉庆朝刘大观的《重修解梁关帝庙碑记》。其他的还有：雍正朝的《重立君子上达碑记》、乾隆朝言如泗的《重修结义园记》和《重修解州关圣庙记》、道光朝张秀芝的《重修关帝庙记》、同治朝朱

的《关帝庙重建春秋楼碑记》等。甚至还有民国的，如孙静澜的《创建关岳庙碑记》。这些碑刻，正文里基本都描述说“解梁为关圣大帝故里”或“解梁为关圣大帝桑梓乡”。

解州关帝庙保存的碑刻可谓荟之多多，显示关羽是“解梁人”也言之凿凿。但矛盾的问题是，解州关帝庙所在地即今盐湖区解州镇，历史上建立解县是在唐代初期，至于设立解州就更迟了，准确时间是五代十国之后汉帝国时期。因而，探究在唐代建立之前关羽故里的这片土地究竟称名什么，就很有必要了。

翻开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至东晋十六国之汉赵时期，关羽故里均属河东郡（治今夏县禹王乡）解县（治今临猗县临晋镇）；东晋十六国后赵至后秦时期，河东郡虽移治今永济市蒲州镇，但解县仍治今临猗县临晋镇。南北朝时期，河东一方地域区划调整变化较大。北魏在关羽故里即盐池旁设立南安邑县（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属陕州恒农郡（治今河南陕县）；北周时，关羽故里属蒲州河东郡（治今永济市蒲州镇）之虞乡县（治今永济市开张镇古城村）；隋代，关羽故里属河东郡（治今永济市蒲州镇）安邑县（治今盐湖区安邑街道办事处）。

从上述秦代至隋代的建制沿革中，结合唐代至清代的政区划分，除了金代的“解梁军”，竟然再没有一个时期出现“解梁”的称谓。那么，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碑刻文字档案记载所言的“解梁”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历史上究竟还有没有“解梁”的称谓？

我们再回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看看先秦时代的政区划分。经过认真搜剔，明确表明“解梁”称谓的则在春秋战国时代，时间跨度大约500余年，地理坐标为今天的永济市东北方位。也就是说，秦一统天下之后，解梁之名即被解县取代。而解县的行政治所，则设在今临猗县临晋镇。事实胜于雄辩。那么，今天永济市东北方位是否还有曾经的“解梁”历史遗迹呢？

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关于“解梁”词目释文曰：“古城名。春秋晋地。在今山西临猗西南。《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五城，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即此。”

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卷之三·古迹》则记：“古解梁城，《临晋志》云：‘在县西南之十五里伍姓湖北。’其迹，至今犹存。”

两份文献档案均记录“解梁”为古城名，尤其是《蒲州府志》说得甚是详细和明确。为搞清事实缘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成考古调查小组，专程来到山西省最南端的永济县。在永济县开张镇一个名叫古城的村庄，考古调查小组发现了一座荒废的古代城池。问其村民关于荒城的来历，有年长者言，此为“故解梁城”。继而，经过考古调查小组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此座荒城南邻伍姓湖，城址呈平面不规则形，东、西、北三面夯筑曲线形土城墙遗迹分明，高4—15米不等，顶部宽约5米，底部厚约50米。城墙周有城壕，宽约30米，深约1.5米。考古调查工作人员一致认为，此城三面城墙绵延约3500米，南面以伍姓湖为护城河，墙体夯窝讲究，城内生活用品残件分布较多，建筑残件东周至隋唐时代特征鲜明。因而，此城系“解梁故城”确凿无疑。

谜团终于解开。但是，解梁城到底有着怎样的兴衰史呢？经本土文化工作者研究分析，解梁城最早建于东周初期，历春秋、战国，均为诸侯采邑。秦并六国之后，始行郡县制，解梁城属解县（治今临猗县临晋镇）辖境范围。两汉、三国、两晋时代因之。北魏时期，属安定县（治今永济市虞乡镇东南）管辖范围。西魏时期，为南解县行政治所。北周时期，为虞乡县行政治所。隋代因之。初唐，虞乡县治所南迁40余里，“解梁城”至此逐渐衰落并最终沦为荒城。如果以地理名称来梳理“解梁城”的来龙去脉，即解梁——南解——虞乡，时间跨度大约1400年。在这1400年的沧桑岁月里，解梁之名存在时间最长。就拿东汉三国来说，解梁虽然早已不是行政机构所在，但其城池功能仍然存在，城内居民生活依然如故。也就是说，它的地理名字“解梁”并没有更改或被撤销，在人们的心中因为谙熟也不会消失。因而，《三国志》说关羽为“河东解人”当是确凿的。至于后世直呼关羽为“解梁人”，应是官方和民间的心理谙熟和共同认可，当不为错。因为，按现代里程计算，如今的临猗县临晋镇距离永济市解梁故城也不过10余公里。

作为有文献档案记载的古代城池，解梁城虽然已经废弃了将近1400年，但它曾经的辉煌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它的逶迤的城墙，始终静静的蛰伏在河东大地上。对于一方地域，它是文化的沉积。对于武圣关羽，它是骄傲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