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一天，本来请了病假的刘伯承突然接到军委指示：来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刘伯承彻夜未眠，左眼球布满血丝，在火车上也无法入眠，头痛得难以忍受。一下火车，刘伯承确实病得厉害，于是被送往医院检查。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刘伯承一面住院治疗，一面冒着失明的危险，实事求是地写了份检讨。随后，刘伯承在被授予开国元帅军衔之后，仅仅三年就向毛主席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却在会议上被彭德怀点名批评。到底刘伯承做了什么，会让彭老总在建国之初，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他呢？

刘伯承简介（刘公伯简介）

刘伯承在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的高小毕业后，就进入夔府中学堂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刘伯承只好辍学回家务农。但他并不安心当一辈子农民，辍学后他曾到上海寻找革命党，没找着，只能选择回乡。

后来他当过半年巡警，1911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之后，青年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1912年初，他得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将弁学堂，于是就立即匆匆赶到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去报了名。

徒步约500公里赶到江北城之后，刘伯承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将弁学堂。进入学堂学习，不仅不收学费，还要发饷银，因此，刘伯承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协助母亲抚养弟妹。他深知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对每一门课都格外认真。

课堂之外，他还自己找一些军事著作阅读，同寝室的同学看到后，就说：“伯承，想当将军吗？”刘伯承嘿嘿一笑，说：“要学就学好嘛。”其实，极少有人知道，刘伯承有一个想法：“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这也是他报考军校的动力。

10个月的训练结束后，刘伯承在1912年底毕业，并来到了第5师当了实习生，随后还升为了班长、司务长、排长等职位。因为足智多谋、作战勇敢，刘伯承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川中名将”。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参加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失利，右腿负重伤。当时很多人都从各个方面来指责他，面对这样的处境，刘伯承实在是想不通，最后他写下了一份请辞领罪的报告，开始在成都疗伤。

这份报告，表明了刘伯承光明磊落、敢于承担的品格。不过报告发出去了好几天，刘伯承也没等到关于辞职的回复。但在这一期间，他得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回首自己12年的戎马生涯，虽然历经苦难，九死一生，但却仍旧改变不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对此他感到十分苦恼。

就在刘伯承苦闷彷徨时，他偶然间遇到了老友吴玉章，在他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杨闇公，两人都是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当时正在成都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们都诚挚地邀请刘伯承加入进来，共同为社会革命效力。

但让他们两人没想到的是，刘伯承却婉言拒绝了。当时刘伯承并没有弄清楚各个党派的方向，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随吴玉章到各个地方考察共产主义运动。两年多的所见所闻之后，刘伯承重新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

于是1926年5月，刘伯承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入党后，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50岁那年，在他在所作的《自铭》中曾说过：“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面对自己率军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胜仗、立下的一个又一个战功，刘伯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邀功请赏，更不居功自傲的态度。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向濮阳转移的路上，突然得知国民党军一部由菏泽向鄄城孤军冒进，于是刘伯承当机立断，发起并亲自指挥了鄄城战役，在鄄城以南地区歼敌9000余人。

随后，刘伯承又指挥了历时4天的滑县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共11800人，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占领邯郸的美梦。但在总结这两次战役的成功经验时，刘伯承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4个半旅的胜利。”

刘伯承屡战屡胜的故事，很快就在中原大地上传开了。对于“常胜将军”这一个称呼，刘伯承曾谦虚地说：“我不敢当，不能说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我们只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也是不能够打仗的。”

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落下帷幕，解放军一举歼灭藏军主力，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3天后，刘伯承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北京。7月，中共中央曾征求过刘伯承的意见，让他进京出任总参谋长。

但刘伯承考虑自己年纪大了，又多次负伤，身体不好，所以就建议应由年富力强的人员担任：“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三次了，这次就不要再去当了，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随后他又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信：“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对这封信，毛泽东、朱德都高度重视，他们对刘伯承功高不居功、权重不擅权的品质都十分赞赏。

因为刘伯承深厚的军事素养和丰富的办学经验、教学经验，确实是创办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的最佳人选，于是中央立即批准了刘伯承的这一请求。

10月底，刘伯承离开重庆，奔赴北京筹建陆军大学。其间他勘察校址，校名，最终按他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在南京。11月21日，刘伯承乘火车连夜赶到了南京，开始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仅仅用了48天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各项筹备的工作。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典礼在南京举行。

刘伯承认为，做好军事训练的工作，不仅需要周密的计划、高质量的教材，还需要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所以在学院成立之初，筛选出了一批政治表现好、有较高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的人员为基础，初步组建了一支教员队伍。

一开始，很多军事教员中都是旧军官，学员则是军师级以上的老干部学院，面对打败仗的来教打胜仗的，难免会出现很多矛盾，甚至还有当面顶撞教员的。刘伯承便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站到革命队伍中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转变了立场，给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为新中国奋斗。”

随后他又批评了那些不尊重教员的学员：“共产党员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量，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在根据地，我们活捉了国民党五十二师师长陈时骥，经过教育工作后，让他到红军学校当教员。在长征时，也请国民党俘虏师长张振汉讲过课……”刘伯承苦口婆心对全院师生说：“过去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

刘伯承的讲话合情合理，学员们逐渐深受触动，教员们也感慨万千，大家都纷纷开始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和行为，认真学习，认真教学。

一开始创建军事学院，刘伯承就把文化教育作为基础。因为参加学习的指挥员大多文化程度都很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上过高中，有的一天书也没读过。按照入学测验的实际水平编班，学员们也是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对此，刘伯承都没有对他们进行批评，而是和学员一起听课、分析原因。

但对一些系的同学们，刘伯承却觉得，只有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出战斗力，战役系就是刘伯承管理十分严格的一个系，主要培养高级指挥员，所以他对此很重视。一开始有少数学员不习惯，刘伯承则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还借机会进行了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战役系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图上作业，还要进行野外现地作业，训练是比较严格的。学员职务都高，刘伯承对他们要求也就更严格，要求战役系的同学做全校的模范：“你们的部下在这里学习，你们不做好样子，将来回去怎么指挥他们？”

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开国元帅军衔之后，某外国总统来参观。时逢大雨，有人建议改在礼堂进行，刘伯承不同意，仍按原计划在外面进行。刘伯承不打伞，陪同外国总统的陈毅也不打伞，宁肯把自己身上崭新的元帅服被大雨浇透。

事后，刘伯承说：“他们是中国革命斗争几十年保存下来的宝贵财产，在我国危难时刻，要靠他们掌握局面。正因为是高级干部，更应加强领导，对他们放松了，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对他们的最大照顾，就是保障他们学到东西。”

在苏联专家和本校教员的指导下，战役系全体学员都顺利进入了本科理论学习，他们来自各个野战军。有不少学员后来说：“那年别看管得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刘伯承要求学员严，要求自己更严。他当年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学习特别刻苦，除了学俄文外，还要学习三角几何。别人学一遍，他学十遍，虽然比别人到校晚，但毕业时，刘伯承的成绩却比其他同学都好。

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级速成系的学员讲授战役知识点。为讲这6个小时的课，他准备了18个日夜，编写出3.7万字的讲课提纲。

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的院长，出任国家考试委员会副主席。对这个职务，他并不只是挂个名，而是在其位谋其政。每次笔试时，他都要调阅试卷，有的教员评分过宽，刘伯承则会毫不留情地批评，还要求把分数改正过来。

1956年1月，在军事学院成立5周年之前，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来军事学院视察。他再次对军事学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说中央派刘伯承来当军事学院的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伯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四联对我国帮助很大，也援助了我军若干个师的装备，他们又有卫国战争的经验，所以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军事学院在很多地方都不能不学苏军。1956年以后，军事上更是陆续采取了许多纠正措施，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但随着我国事业的不断发展，军委认为苏联的军事理念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有些内容已经对我们不再适用，再加上军事学校的内部学习教材一直都用的是西方的军事课本和案例，学校中还聘用了许多苏联的军事古文。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央军委决定从上到下进行改变。

在此期间，负责军事院校工作的刘伯承，自然首当其冲。但此时的刘伯承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他，在1957年8月向中央提出：“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病愈后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但刘伯承辞职退居之后，这件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甚至逐渐推向了高潮。1958年在第八届五中全会上，彭德怀在会上对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中的所做作为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意见。

此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但却不敢为自己做出什么争辩，一番思考之后，接到军委的指示，刘伯承拖着病体来到了北京。但因为一路上压力过大，又一直没有休息，导致他一到北京，就得了青光眼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刘伯承又冒着双目失明的危险，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查材料。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但最后刘伯承还是坚持带病出席了会议。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66岁的刘伯承被工作人员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期间他语调哽咽，几度不能继续念下去了。最后，台下响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带着家人离开了南京，移居北京。

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误会，源自1933年1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进入苏区后，刘伯承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在几个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对毛泽东等人看法不一样的文章，彭德怀等人读过之后，就对他产生了不满。

很快，又因为在强攻南丰的战役上的失利，彭德怀对刘伯承的意见更强烈了。实际上他不知道的是，刘伯承一开始也是十分不赞同强攻南丰的，就这样，两人之间的误会逐渐加深了起来。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事之中，刘伯承没能主动找彭德怀交流看法，解释清楚，而性格倔犟的彭德怀也没有机会和刘伯承沟通思想、消除隔阂。

卢沟桥事变后，彭德怀和刘伯承的昔日上下级关系颠倒着变化了一下，但两人依旧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竭尽全部的忠诚和智勇，为拯救祖国而做着努力。相互之间的服从与配合也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

两人曾在一个秘密交通站里相遇过，甚至在和谐的气氛中相处了八九天。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他们性格上的差异，还是没有坐下来推心置腹地好好沟通，错过了相互消除隔阂的最佳时机。

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的歧见，是刘伯承的一个报告引发的。1944年4月下旬，中央在延安进行整风运动。刘伯承对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时，提起了百团大战，他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

这其中并不是针对彭德怀，而且刘伯承也结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评。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番报告却给彭德怀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45年2月到7月，中央在延安又陆续召开了43天的座谈会，原本是为了总结抗战工作的，结果却逐渐将矛头转向了彭德怀，将他的工作失误说成是错误路线，百团大战更成为了批评的焦点。

这场战役曾为华北的抗战局面作出过不可否认的贡献，如今却被说的一文不值，性格耿直的彭德怀当时实在是想不通。于是便再次对刘伯承产生了一些嫌隙。

也是因为这种种的误会，才导致彭德怀在1958年的会议上，第一个提出了批评意见。同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开国元帅，他们在兵法谋略上的大智大勇，在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很有相似之处。然而却因为各自的秉性、文化素养、处世风格的不同，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两人之间逐渐酿成了误会。

离开南京后，刘伯承开始关注起西南边疆的安全问题，并且对此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西南边境安定下来之后，刘伯承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东北方向。

1964年7月初，刘伯承离开了北京，前往东北一线考察。这次考察让刘伯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途中他眼病发作，头晕目眩，又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坚持按原定的计划行动。到了月底返回哈尔滨时，被确诊为青光眼急性发作之后，只得紧急返回北京入院治疗。

从此，他的视力急剧下降，再也无法阅读了。刘伯承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任何娱乐爱好，看书是他的唯一乐趣，现在他连这点乐趣也丧失了。

1966年1月，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随后，刘伯承搬到了西山军委招待所居住。一天，陈毅前来看望时，刘伯承抱怨自己眼睛看不见，陈毅当时安慰他说：“也好，眼不见心不烦。”

1972年10月，刘伯承的两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于是他只好将自己珍藏多年的2000多册军事书籍，全部都赠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1973年5月，刘伯承因病住进了医院。8月，他又抱病出席中共十大，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1986年10月7日，94岁高龄的刘伯承与世长辞。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说：“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徐向前在哀悼刘伯承的诗词中，也用“渊渊韬略成国粹，昭昭青史记殊荣”的诗句，来为这颗“帅星”作了正确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