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始建年代的探讨

（2005年7月）张宝章

关于圆明园的始建年代问题，众多圆明园历史研究者及相关的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疑问。圆明园究竟是始建于明代，还是建于清代？是在明代故园的基础上续建，还是在康熙年间新建？如果是建于清代，到底建于康熙哪个年头？

由于见不到清史档案中明确的文字记载，圆明园始建年代一直是一个谜。专家学者们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推断和论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真可谓“众说纷纭”。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不但表现在有关介绍和探讨的文章中，即使在园林论著、地方志书以至正式文件中，也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不断发现和引用新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逐步取得一个公认的正确的结论，很有必要。

一、关于圆明园始建年代的几种说法

最普遍的说法是，圆明园始建于清代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其根据就是乾隆年间编纂出版的《钦定日下旧闻考》。此书卷八十《国朝园囿·圆明园一》的编纂者按语写道：“圆明园为世宗宪皇帝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此书编纂时距康熙末年还不足半个世纪，虽然书中也偶有误记，但还是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它提供的资料受到专家们的普遍重视。因而，认同此说的著述很多。如赵光华《京华园林寻踪》写道：“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在畅春园北建园，赐给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为私人花园，题名‘圆明园’。”

张恩荫在1986年撰写的《圆明园简史》一文中，也持此说法：“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但他在稍后写成的《圆明园兴建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做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说：“《日下旧闻考》称圆明园康熙四十八年所建，犹为康熙赐额之岁，其实际始建时间还要早于这年。为了避免混乱，因此，圆明园的始建时间，当以《日下旧闻考》所载为准。”

出于同样考虑，笔者在主持编纂《北京市海淀区志》时，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圆明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建园，作为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的赐园”。

第二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此地原为明代故园，经清康熙四十八年修葺后，赐予皇四子胤禛。如周维权在《圆明园的兴建及其造园艺术浅谈》一文中写道：“圆明园在畅春园的北面，早先是明代的一座私家园林。清初曾将北京西北郊的许多前明私园收归内务府奉宸院，再分赐给皇室成员和贵族官僚。圆明园就是康熙四十八年赐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座‘赐园’。”相似的论述很多。如魏开肇在《五园三山》一书中写道：“圆明园座落于海淀挂甲屯以北，南距畅春园里许。其地为明代皇亲国戚花园遗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开始修整旧园，赐予皇四子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命名圆明园。”在《北京志·建筑卷·建筑志》中，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圆明园原为明代故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为皇四子胤禛（后雍正皇帝）的赐园。”其他如王威《圆明园》、刘厚生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家法礼仪》等书，也称“圆明园是明代所遗留下来的故园”，“圆明园为明代的旧园林”，康熙年间整修后，赐予胤禛。

明代故园说，起始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圆明园）园地多明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此文肯定圆明园地域内原有太监别业，但未提出证据，后边还以“或传”，给人以并未落实之感。

在清末和民国年间，也有不少著述沿袭此说。如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道：“圆明园在海淀之北，少偏东，为明代侯废园。”程演生《圆明园考·序》说：“按圆明园之建筑，肇自明季。”等等。

除以上两种说法外，还有圆明园始建于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康熙四十年等说法。侯仁之《圆明园》一文写道：“圆明园的始建时间大约在1700年（按即康熙三十九年）前后。”常润华《圆明园兴衰始末》一书写道：“作为‘三山五园’之首的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另外还有清代初年、康熙四十年以后、康熙末年等笼统的说法，不一一列举。

近两年来，张恩荫两次著书撰文，特别是发表在2005年第六期《圆明园研究》上的《略论圆明园的早期形象》一文中，认定：“圆明园始建不会晚于康熙四十六年”，“圆明园实际上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时已经初具规模，比《日下旧闻考》所说至少要早两年。”他根据《康熙实录》中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己未，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恭请上幸花园进宴”的记载，得出“圆明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应从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算起”的结论。

二、多罗贝勒胤禛赐园和皇子分府

多罗贝勒胤禛得到父皇康熙帝的赐园圆明园，与清代皇子分府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了解皇子分府制度和胤禛及其兄弟们分府的情况，对康熙年间皇子赐园情况的认识，不无助益。

皇子分府是清代一项重要的宫廷制度，关系到皇子的封爵和生活以及未来的命运，因而为历代皇帝所重视。皇子出生以后，以凤子龙孙的特殊身份享受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到结婚、封爵、分府后，他们就要离开在皇宫居住的阿哥所，得到一处与其身份相称的宫外府邸，并享受规定的优厚的政治和物质待遇。

康熙朝的皇子，一般是到15岁时完婚，标志着长大成人，即应实行分府。赐予什么等级的府第，要根据各位皇子册封的爵位。康熙朝进行过两次皇子封爵，都是由宗人府请封，皇帝钦定其爵位。第一次是在康熙三十七年三月，玄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胜利之后，他将所有随驾出征的皇子赐封爵位。封27岁的皇长子允禔为多罗直郡王，22岁的皇三子允祉为多罗诚郡王，21岁的皇四子胤禛、20岁的皇五子允祺、18岁的皇七子允祐和皇八子允禩，同封为多罗贝勒。第二次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玄烨在复立允礽为皇太子的同时，晋封允祉、胤禛、允祺为（和硕）亲王，允祐为多罗郡王；封27岁的皇十子允礻我为多罗郡王，27岁的皇九子允禟、25岁的皇十二子允祹、22岁的皇十四子允禵，同封为固山贝子。

皇子分府时的宅第，其来源有的是明代王公官员府第的改建，有的是降袭低级爵位的本朝王贝勒后代交回的旧府，有的是没收犯罪王公大臣的住宅，也有由工部按定制新建的。在第一次封爵后的康熙三十八年，皇家为已成年的诸皇子建宅分府，诸皇子从紫禁城内的兆祥所迁出宫外居住。多罗贝勒胤禛的府第在皇宫东北方向的太保街（后名雍和宫大街），是由一座明代内宫监的官房改建而成，人称“禛贝勒府”、“四爷府”，后称“雍亲王府”，胤禛即皇帝位后改为雍和宫。

康熙帝其他皇子，都先后分府得到自己的府第。如允礽理亲王府在德胜门外郑家庄，即今昌平区平西府村；允祉诚郡王府在官园；允祺恒亲王府在东斜街；允祐淳亲王府在御河桥西岸；允禩廉亲王府在王府井；允禟贝子府在铁狮子胡同；允祹贝子府在东小街；允祥怡亲王府在煤炸胡同；允禑贝勒府在三转桥西；允礼果郡王府在草厂胡同；等等。

自畅春园建成以后，康熙帝每年都有一百多天居住在西郊，诸皇子也都随驾住进御园。皇太子允礽住在畅春园内西南部的无逸斋，后移居西花园，其他皇子也都集中住在西花园。《日下旧闻考》载：“西花园之前有荷池，沿池分四所，为皇子所居。”四所中南所有殿堂、房屋22楹，东所21楹，中所20楹，西所11楹，共有房屋74楹，其中有三楹二层小楼四座。

当住在皇宫大内中的皇子长大成人、封爵分府以后，住在西郊御园中的这些皇子，也要在适当时机，从御园西花园荷池四所迁出，移居到在畅春园周围新建的皇子赐园。如皇四子胤禛的赐园是圆明园，皇九子允禟的赐园是彩霞园。

康熙皇帝每年夏天大都到承德避暑山庄居住一段时间。在山庄周围也为随驾诸皇子建成一批赐园。如允祉在狮子沟建有花园，嫌房屋不够用，花费皇帝赏赐银两，新建97间大小房屋，成为一座宽敞的狮子沟别墅。胤禛的赐园是位于同一条山沟的狮子园。此园依山傍水，殿堂轩亭俱全，既有幽雅的书院，又有别致的草房。胤禛曾带领弘历、弘昼来此随住，并让两位同龄儿子在乐山书院读书学习。弘历后来曾在《题狮子园》诗中，回忆他在康熙五十五年六岁时在此园读书的情景：“龙邸狮园岁必游，祖恩宗训忆从头。六龄识字实初至，十一背书蒙厚庥。……”康熙帝对允祉和胤禛关怀备至，曾应二位皇子之请，先后十次到狮子沟别墅和七次到狮子园游览进宴。

皇子允祺和允祐也在避暑山庄附近建有花园别墅。允祺曾四次随驾前往热河，在康熙五十一年获得赏赐白银五千两，在虹桥北粮市北山上，建造一座三进院落的宅园。隔一条小溪与山庄为邻，被人称为“五爷府”。允祐曾六次随驾到热河，他在山后南后二道街附近，修建宅园一处，人称“七爷府”、“郡王府”。允禄十一次随驾到热河，他在红庙山下有一座“庄王府”。府邸分东西二所，允禄住在东所。庄王府修建时间较晚。

从上述情况可知，皇子在御园周围获得一座赐园，与分府时在京城紫禁城周围获得一座钦赐府邸，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用。皇子赐园的规模与建制，也必须与其册封的爵位相一致，不会是一座普通的平民宅园，但也不能逾制僭越，这在清代规制中都有许多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海淀皇子赐园与圆明园的始建年代

康熙帝诏准胤禛等皇子的奏请，命在畅春园附近新建赐园的事，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

这年正月，十皇子允礻我 以上的皇子（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褆除外），“奏请于畅春园附近建房”。皇帝诏准了这一请求，降旨在“（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以东空地，赐予尔等建房”。后“若于此处盖建七人之房所，地方稍有窄小，故四阿哥（胤禛）、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礻我）奏闻皇父后，于此建房了”。三阿哥（允祉）、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等三人，则“奏请另觅地方建造”。允祉最后是在“银池碧水之东南，连着明珠之子揆方家买取一处空地”，房子画样经玄烨审阅之后，正式动工兴建。（上述引文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

以上情况说明，玄烨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诏准已成年的七位皇子，在畅春园北边的空地建造赐园。但因地方窄小，只够四位皇子建园。其建园范围大致是：南起畅春园北墙和挂甲屯以北；西至“新建花园以东”，我认为应是在自得园以东；后华家屯村外之空地。其中一座即是位于挂甲屯北的胤禛赐园圆明园。另一座是位于畅春园北墙外、挂甲屯村东的允禟赐园彩霞园，即后来的蔚秀园所在地。而允禩、允 礻我的赐园，因无资料可寻，难以确定其所在位置，但此二园应在后来的承泽园以及索戚畹园（即后来的澄怀园）附近的地域。至于另觅地方建园的允祉、允祺、允祐的建园地点，也肯定不会离畅春园太远。只知道允祉的赐园建在与揆方家郊园的紧邻。揆方居住的自怡园在畅春园西二里处，距西花园很近，因而允祉赐园应在御园的西边，实际就在康熙帝的眼前。

这七座皇子赐园，在当年就大体建成了。因为《清实录》有明确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在驻跸畅春园期间，曾先后到胤禛和允祉的赐园进宴。《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己未。皇四子多罗贝勒恭请上幸花园进宴。”此处的“花园”当指圆明园无疑。而这年正月至五月玄烨第六次南巡，六月至九月巡幸塞外，随行诸皇子只有允礽、允禔和允祥以下的年轻皇子，中间这七位皇子均未随行。如《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六年正月记载：“丙子。是日南巡，阅淮套河工。命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多罗郡王允禔、皇十三子允祥、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随驾自畅春园启行。驻跸南苑。”按通常惯例，允祉、胤禛等人应当随驾南巡北幸，这一年却置身其外，其原因不问自明，康熙帝予以宽免，命他们用心建造各自的赐园去了。

几座皇子赐园建成以后，玄烨曾十次莅临胤禛赐园圆明园游览进宴，十九次幸允祉赐园进宴。关于允禟赐园彩霞园，虽末见到玄烨游览进宴的记载，但从弘历在乾隆五十七年的一条上谕得知，在众多皇子赐园中，只有彩霞园是康熙帝曾经驻跸过的。弘历是在重申关于诸王公主的府第和园居的规制问题时，透露出这一史实的。这道上谕称：“诸王园居惟彩霞园曾经皇祖驻跸，是以门前建盖东西相向朝房二座，自应仍存其旧，此外诸王公主园居俱不准建盖朝房，以示限制。其亲王郡王之孙，以次降封之贝子以下，其旧居府第规制勿庸更改，惟行马及下马桩照定制撤去，不得僭用。”此谕也使我们认识到：园居府第的规制是何等的严格和不可僭越。

由上述诸皇子赐园建造过程的有关资料，可以使我们对圆明园的始建历史，得出以下认识：

第一，皇四子胤禛赐园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年初，当年即大体建成，并且入住。到这年十一月，康熙帝曾莅园进宴。正如胤禛在《圆明园记》中所说：“恭讶銮舆，欣承色笑。庆天伦之乐，申爱日之诚。”这一认识，与张恩荫的有关判断相一致，他的《略论圆明园的早期形象》中关于圆明园始建年代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也说明，《日下旧闻考》所载，圆明园为“康熙四十八年所建”，是不够准确的。好在此次误记只相差两年，时间并不算长，其误记原因不得而知。我们充分重视和肯定《日下旧闻考》的学术价值，但它出现一些纰漏也是正常的。例如，此书录有一首弘历《题倚虹堂》诗，本为乾隆二十四年所写；此诗在《御制诗二集卷之八十三》，也标明写作年代为“己卯”；但《日下旧闻考》却记为“乾隆十六年”的作品。此书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误记。将圆明园记为“康熙四十八年”修建，也属个别讹误，并不奇怪。

第二，圆明园是建在畅春园“北面新建花园以东空地”上。这里是“空地”，没有房屋，也没有园林，即不是建在“明代故园”的旧址上。胤禛《圆明园记》在谈到建园地址时写道：“林皋清淑，波淀渟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结构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槛花堤树，不灌溉而滋荣；巢鸟池鱼，乐飞翔而自集。盖以其地形爽垲，土壤丰嘉，百汇易以繁昌，宅居于兹安吉也。”这块园林用地里有水塘土冈，有绿树野花，是一片空旷的农牧之地。“地形爽垲，土壤丰嘉”，说明这里并非园林建筑的遗址。这篇《圆明园记》里明确地写到畅春园是“爰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修建而成；却没提到圆明园是在“明代故园”的基址上修建成的。我们还注意到，在圆明园建成后到同治年间的一百六七十年中，官方文献和文人笔记史料中，均未见到有关“明代故园”的记载。而徐树钧也没在《圆明园词序》中，提供可靠的证据，使人感到他这则关于“园地多明权珰别业”的记述，纯属“或传”，是一项不可靠的传闻。而“新建花园以东空地”的官方记载，正足以否定这项“传闻”。

第三．圆明园是建在畅春园以北、“新建花园以东”，后华家屯西北，即以后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占地面积不会比彩霞园的面积120亩大很多。如果有大出一倍的面积，那就可以容纳允祉、允祺、允祐中的一位皇子再建一座赐园，不必“另觅地方建造”了。圆明园始建时，胤禛只为多罗贝勒，再过两年后的康熙四十八年才晋封为和硕雍亲王。即使在以后的康熙年间圆明园的面积有所扩大，也不会达到与畅春园同样的面积800亩，因为那是有违规制的。只有到胤禛继承皇位后，才能以御园的规制，大兴土木，拆毁后华家屯，向西向东向北扩大园区面积，建成一座占地达到3000亩的空前广阔的皇家园林。

以上便是我对圆明园始建年代问题的看法，只是一得之见，贡献于方家面前，尚望不吝赐教。

参考资料

《日下旧闻》与《日下旧闻考》

《日下旧闻》是清初有名的布衣文人朱彝尊于康熙二十六年编成的京城史料辑录。他从1600多种古籍中选录历代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以类相从，加以排比，全书分13门（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共42卷。

所谓“日下”，唐代文学家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里，有“望长安于日下”一句，后人自此把“日下”比作长安，所以古时有用“日下”比作京都的说法。清代文学家朱彝尊沿袭历史上的习惯，把他编辑成的京城史料书，名为《日下旧闻》。

朱彝尊在此书序中记述了北京建都的悠久历史。他认为北京是宫殿辉煌、井邑多彩，为《诗经》中所说四方之极的地方。作为历代京都而又富有名迹，是需要记述历史考订故实的。但是北京宫室、城池的位置几经变化，而且“故老沦之，遗书散失，历年愈久，陈迹愈不可得寻矣。”所以他注意搜集北京历史资料，从康熙二十五年起稿，康熙二十六年编成，冬天由刑部尚书徐乾学出资刊刻雕版，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出书。

《日下旧闻考》，是乾隆年间窦光鼐、朱筠等奉御旨撰写，由于敏中、英廉任总裁，根据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的，所以书前有“钦定”字样。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刊刻出书，成为封建王朝中最大最完全的关于北京历史、地理、城坊、宫殿、名胜等资料选辑。

《日下旧闻考》160卷，比《日下旧闻》多三倍，内容、卷幅大大增加。该书虽沿用《日下旧闻》编次目录，但其中20卷的国朝宫室，2卷的京城总记，4卷的皇城，14卷的国朝苑囿都是新增加的。书中有“原”、“补”、“增”的字样，“原”是朱彝尊原有的，“补”是朱彝尊之子朱崑田后补的，“增”是指乾隆年间窦光鼎、朱筠等人增加的。

此书内容和题材，都较原先的《日下旧闻》详实精准，大部分文献可资考证，不少遗失古籍，也赖此书得以存世。同时此书详实记录了康熙年至乾隆年京城内与郊外皇家园囿的情况，包括各园林的建筑名称、建筑年代、匾额楹联、皇帝御制诗文、园居概况等，是现今了解清时皇家园林盛况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清实录》

《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为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长编。全书自太祖努尔哈赤起，至德宗光绪止，凡11朝，共12部，总计4404卷(包括《满洲实录》8卷及各朝实录之首卷)。按清制，每当新皇帝继位，下诏为前一代皇帝修实录，开设实录馆，由钦派大臣任监修、总裁官，翰林院官员充任纂修(翰林院掌院学士例充副总裁)。根据起居注及内阁、军机处所存上谕、臣工本章等源文件编纂前朝实录，书成闭馆。修成之实录，分别以汉、满、蒙三种文字缮写正本四部、副本一部。正本有大红绫本两部，一贮皇史宬，一贮盛京清宫崇谟阁；小红绫本两部，一贮于北京清宫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副本为小黄绫本，亦贮内阁实录库。1936年，伪满将其与《宣统政记》合并影印，名《大清历朝实录》，共1210册，分装成121帙，另有《大清历朝实录总目》1帙10册，是为通行之本。

《清实录》与《明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清实录》更专为皇帝活动和诏谕的汇集。臣工奏章非经皇帝批过者不载，而且也没有大臣附传。其内容除记录各时期上谕和奏疏外，皇帝的起居、婚丧、祭祀，巡幸等活动亦多载入。已编成的十二朝实录，篇幅不等，十二种实录之间相差颇为悬殊。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致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风罗包纳，篇幅较《明实录》多一千余卷，字数多一倍半，可称巨帙。《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史实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予以泯灭。但《清实录》毕竟汇集排比了大量源文件资料，因此仍不失为研究清史的史料宝库。1986年11月，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皇史宬大红绫本、原上书房小黄绫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定稿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原乾清宫小红绫本、辽宁省档案馆藏原盛京崇谟阁大红绫本等版本，相互补充，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清实录》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