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出自于明代冯梦龙著名的“三言”系列拟话本《醒世恒言》，故事依旧是老酒灌新瓶，脱胎自宋人廉布的笔记小说集《清尊录》中的《大桶张氏》。

此篇讲述了富商女儿周胜仙，与在樊楼卖酒的范二郎一见倾心，相思成疾。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通过媒婆周旋博得母亲同意定下了亲事。岂料经商归来的父亲周大郎以门户不对为由坚决反对，周胜仙气闭，被当成死亡匆匆下葬。结果因为盗墓而复生，受尽屈辱逃脱后去寻找范二郎，却被范二郎当作鬼魂失手打死。范二郎入狱后，周胜仙非但不恼，反而三次与其相会，最后托梦助范二郎无罪释放。

拟话本是明清小说家模仿宋元话本的框架所写的短篇白话小说。宋时社会发展繁荣兴盛，城市人口比例超过20%，浓厚的商业气息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市民阶层的壮大兴起了丰富的文娱文化，“说话”便是其中之一。说话艺人讲故事表演所用的稿本，便是话本。说话表演经过宋朝的沉淀，在元朝时更为鼎盛。

这种表演形式本身就是迎合市民的精神需求，吸收了民间俗语，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表达。群众关心的故事无非于一个“奇”字，在奇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反馈、添增、改良，塑造一些为市民阶层所同情或是愤慨的人物形象。

所以在冯梦龙的三言系列中，每个单篇都曲折离奇，贯穿了各行业的从业者。人物的形象也比较单薄，比如周胜仙，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反叛形象，范二郎的人物描写更是扁平模糊，但为了成就周胜仙的痴情女子的形象，就舍去了合理的逻辑性，有一种为了令人同情敬佩故意为之的成全式牺牲。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虽然写的是宋时的故事，但《醒事恒言》成书较晚，收录的宋元时期的作品不多，大多是明人之作。理解这个故事，要从明代的社会背景入手。

《清明上河图》中的说书人

人物性格与现实认知的冲突制造了周圣仙的悲剧命运

在周胜仙的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行为矛盾的地方。包括冯梦龙自身，一方面褒扬周胜仙追求爱情的主动勇敢，另一方面，又以失贞来定夺其命运的悲剧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通篇都充斥一种不协调感，人物性格与现实认知呈现一种两极分裂的状态，却又奇异地共存。

虽然是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整段爱情中呈现主导地位的都是周胜仙。在茶楼初相见，四目相对，她想的是“若还我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知好哩。今日当面挫过，再来那里去讨？”当时便借以茶里有草质问茶博士，抖出自己姓名家世的同时，试探范二郎是否单身。可见她机智大胆的性格。

周胜仙在爱情上的果敢决断，一改封建社会传统女性保守被动的形象，这样的性格特质是冯梦龙赋予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面对父亲的反对时，她又缺乏了对父权的反抗精神，在偷听父母的对话后，没有任何争取，只气到昏厥闭气。

盗墓贼朱真为假死的周圣仙美貌所动，欺侮了她的清白，周圣仙清醒后表现出惊人的从容淡定。只跟了朱真回家，假意逢迎顺从，衾枕相陪，为得是朱真替她找范二郎续回情缘。周胜仙并未有旧时女性失贞后的节烈表现，虽然和朱真生活在一起，心里想的却是范二郎，说明她并不拘泥于表层意义上的“从一而终”。

在伺机逃脱朱真家后，周胜仙一路寻问找到了范二郎，在樊楼见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后，得到的回应却是范二郎吓的惊慌失措的“灭！灭！”范二郎任她如何解释都不肯听信，竟然随手抄起一个汤桶就向周胜仙的脸上狠狠砸去，可怜痴情执着的少女，平白送了卿卿性命。

范二郎的种种表现，并非一个重情笃意的情郎，在这段爱情中，他没有任何付出，却令周胜仙死了两次，奈何为情障目的周胜仙，仍然痴心不悔，身作鬼魂还执念不下，在梦中与范二郎行了夫妻之实，看似深情，实际上还是一种从一而终的观念，在深层意义上实践了对范二郎的“守贞”。

周胜仙是冯梦龙所塑造的一个过于刻意的新女性形象，她身上有超脱于同时代传统女性的大胆反叛，同时也囿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这就使得她在主张婚姻自由的时候，有一种盲目的执着追求。过于突兀的人物行为，恰恰反映了作者创作这个角色的初衷：爱情的民主自由。周胜仙的悲剧命运，是追逐爱情自由中必然的现实阻碍，她的死完成了两次情绪渲染，敲打的是当时社会背景下读者们的意识觉醒。

周圣仙的悲剧命运主要源自于社会的意识形态

周胜仙与范二郎的初遇写得非常大胆。范二郎在大哥的酒肆帮忙，算作一个市井小人物，然而他见了有女使和仆妇陪同的周胜仙，却立地细看多时，想得则是：“芙蓉帐里作鸾凰，云雨此时何处觅？”在意会了周胜仙摔茶盏报名姓后，立马也跟着摔茶盏，借机夸耀自己：“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当周胜仙故意问茶博士：“你敢随我去？”范二郎心领神会，一路尾随到周胜仙的家门口。

再到周胜仙的母亲，看女儿因为思慕范二郎病倒后，虽念及丈夫周大郎经商未归不好擅自作主，但为了女儿康复还是很快答应媒婆去范二郎家说媒。未出阁的少女可以抛头露面逛茶楼，门不当户不对，却也不影响母亲做主媒婆说媒，怎么看都是一个社会风气开放和谐的时代。

但到周大郎归来，听到了女儿和酒肆打杂的小子定婚，立马气得双目圆睁，坚决反对，眼看女儿闭气后，却不准妈妈施救，骂道：“辱门败户的小贱人，死便教他死，救他作甚？”女儿的性命在父亲的眼中轻贱如草芥，冷苛到悖离人伦常情。可笑的是，在周胜仙死后，周大郎却将丰盛的妆奁悉数入殓，父爱在女儿的贞洁名誉面前扭曲异化，成为标榜自己践行封建礼教的形式。

而范二郎错杀周胜仙，在狱中也是只顾欢情，在周胜仙的魂魄助他出狱后，“欢天喜地回家”。不久正常娶妻。冯梦龙以赞誉的态度说范二郎不忘周胜仙之情，岁时烧纸祭奠。为情殉道的周胜仙，最终成为范二郎爱情上的一段锦上添花，女性在男权视角下的价值地位可见一斑。

开放与保守的割裂感，其实更像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明朝是一个趋向于保守的时代。当年王安石变法，将一众儒学的保守派驱离政治中心，因而萌生了研究天道和人性的理学。理学有三个泰斗级的人物：朱熹和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的理学体系并称为“程朱理学”，是各派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明朝时，理学成为了服务于政治体制的官方哲学，“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一家独大。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的角角落落。

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存天理，灭人欲”，即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要服从于三纲五常之下。对于女性的约束更甚，夫为妻纲，女性是男权思想下的附属，强化了贞洁观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女性从一而终，本分守节。

理学的远人情而论天理，《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戴震以“后儒以礼杀人”来抨击程朱理学的严苛。有束缚必有反抗，到了明中期，以强调自我主张、脱离世俗伦法约束的阳明心学逐渐盛起，如果说理学提倡严厉地训诫人民，那么王阳明的心学则是温和的亲近人民。

受到理学思想浸淫约束的市井平民，一方面初期的民主意识思想开始萌芽，但是作为这一阶层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不具备话语权的能力，并且在思想觉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既拥有挣脱礼教樊笼的愿望，同时还包含着封建、保守、糟粕的一面。这些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冯梦龙的作品中表现出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正是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状态。周胜仙对爱情的主动追求是理想化的向往，周大郎这样的理教捍卫者，范二郎这种浅薄世俗者，才是现实中的常态。

冯梦龙自身的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

冯梦龙生于苏州，明初时，士农工商等级严明，繁荣富庶的苏州一带是课税最重的地方，不少农民被迫从事最末流的工商行业。明代中叶时，苏州的工商行业已经发展的极为蓬勃，是当时纺织业的中心。纺织业也带动了相关商业的发展，小城镇渐渐聚集而起，越来越多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随之催生的市井文化，给冯梦龙这样的文人创作，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明朝中期，活字印刷术在苏州、南京、无锡等地广泛应用，这就促使了小说话本的刊印，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带动了苏州的刻书业，江南一带，一举成为小说刻印的中心。冯梦龙的通俗文学，正是根植在于这种土壤之上。

冯梦龙出身于士大夫家庭，饱读诗书，兄弟三人都是苏州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文人，被称为“吴下三冯”。但是冯梦龙的仕途相当不顺，考了好几次才中了秀才，然后参加科举考试数十年，直到五十七岁才被补为贡生，博得一个小小知县的官职。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正因为科考不顺，他才有大量的时候走访市井，搜集民间文化传说，编撰出了《警世通言》、《喻世名言》、《醒世恒言》这样的通俗文学巨作。文学来自于生活，寄情山水之余，冯梦龙也时常流连青楼，冯梦龙也擅写戏曲剧本，和那些唱词弄曲的女子多有往来。他和一名叫做侯慧卿的名妓有过一段情，杜十娘、王美娘这样的风尘角色便是以侯悲卿为原型塑造的。这段感情以侯慧卿嫁给一位富商而告终，毕竟冯梦龙的财力和前途太过堪忧。

这段情伤化作冯梦龙的创作动力，比如他笔下的卖油郎，就是靠情真赢得了花魁的芳心。见惯风尘女子的心酸故事，冯梦龙对弱势女性怀有悲悯之心，因此他塑造的女子多是反抗压迫、追求幸福生活的反叛形象。他的小说集《情史》同样借鉴了风月场合的情爱故事。冯梦龙以情度人，肯定坚贞且至死不渝的爱情，而对负心薄幸的行为深为谴责。提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冯梦龙的小说结构一般开头借用诗词中“兴”的手法，以一首小诗托物起兴，然后引出故事，中间穿插点评，力图传递积极的教化意义。这与他受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影响有关，在他的编撰的《智囊》和《古今谭概》中都有辑录王阳明的逸事。冯梦龙晚年出贡做知县后，他的思想也愈趋于保守，这期间他也有主张女性守贞的故事。

冯梦龙作品作为反叛封建伦常的试探之作，虽不能够完全脱离于时代囿限，还是能够看到落后腐朽的思想。但从他的小说中，可以一窥最真实的市井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形式，“三言”系列可以说是通俗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