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肖老师谈到了官修史书，想起了之前关注过的一个与《史记》相关的问题，可以做一下梳理。

秦二世胡亥的故事，很多人都略有耳闻，像“指鹿为马”这样的典故更是为人熟知。根据《史记》的记载，秦二世是一个极其昏愚的皇帝。在赵高的唆使下，他先是抢了哥哥扶苏的皇位，即位后大兴土木，严刑苛法，专任赵高，导致陈胜、吴广在二世元年（前209）七月揭竿而起，关东局面迅速恶化，最终秦二世本人也被赵高干掉。但在历史叙述中，这一时期的历史却是扑朔迷离、迷雾重重的。

我们先从秦二世当上皇帝开始说起，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讲了一个“沙丘之谋”的故事。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嬴政从咸阳出发，带着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小儿子胡亥等一帮人去巡游会稽。结果在回咸阳的路上，秦始皇在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这个地方就病倒了，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就让赵高写诏书给镇守北方边境的大儿子扶苏，通知扶苏赶紧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诏书在赵高手里还没送出去，始皇就在沙丘驾崩了。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遗诏也没明确说让哪个儿子当皇帝。赵高就撺掇胡亥说：“皇上写诏书给扶苏，等扶苏回来他就要继承皇位了，而公子你却连封地都没有，诏书还在我手里，不如我们先发制人。”胡亥很年轻，只有二十岁，政治经验甚少，很快就被赵高说服。当时丞相李斯大权在握，也知道有遗诏这回事，赵高巧舌如簧，最终把李斯也拉拢过来，二人伪造遗诏说皇帝临死前命公子胡亥继承皇位。与此同时，二人还伪造了另外一封诏书，命令远在上郡的公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自杀。扶苏是个孝顺孩子，接到诏书后即刻自杀，蒙恬怀疑有诈不肯自杀，被使者关了起来。

长期以来，没有人对这个故事产生怀疑，大家都认为胡亥即位是“诈立”，直到北大简《赵正书》的刊布，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秦二世即位问题的关注。因为《赵正书》中明确记载秦始皇临终前与丞相李斯商议继承人人选，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让小儿子胡亥继承皇位。于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说这是个重大发现，《史记》的记载是假的！不久之后，湖南考古所公布了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即位诏”，诏书开头宣称“朕奉遗诏”，使有些人更加确信胡亥就是奉诏即位。但仔细想想这个所谓的“朕奉遗诏”其实就是一句套话而已，秦二世当然要强调自己是奉诏即位的，难不成要他说“朕杀兄即位”么？

学界面对出土文献带来的冲击，产生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怀疑《史记》记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鹤间和幸先生提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之死的基本记载是不能简单信从的，而是需要结合《赵正书》这样的新材料展开新的认识。这其实是一种解构主义，只说要“破”而不说该如何“重立”。第二，支持司马迁的记载。辛德勇老师列举西汉人樊哙和叔孙通说“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的事例，认为离秦不远的西汉人已经认定秦二世的即位不正当。因此辛老师说：“赵高、李斯等毁弃秦始皇的真实遗诏而致使‘胡亥诈立’，乃是当时举国上下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实，司马迁不过是以一个史家的笔墨实录其事而已，而不是在包括《赵正书》在内的其他什么不同记述之间按照某种个人主观意图所做的甄选。”第三，是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陈侃理老师的观点是，根据现存史料，最早提出胡亥不当立的，是起兵反秦的楚人。陈胜在起兵前和吴广说：“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无论真假，反秦力量既然要反秦，就势必要否认秦二世的合法性，刘邦集团本来也是反秦力量中的一支，自然接受了这种说法，当汉朝建立后，“胡亥不当立”就成为描述秦末历史的官方版本，而《赵正书》中秦始皇临终指定胡亥为继承者的记载，就被淘汰了，这其实是一场“历史记忆的战争”。

读书课上读《秦始皇本纪》，我并不死心，试图想要去寻找真相到底是什么。《史记》中秦二世时期的记载集中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这三篇文献，和秦二世有关的故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情节：沙丘之谋、李斯之死、指鹿为马、望夷之祸、赵高之死。通过对各篇文本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件惊人的事情，那就是每段情节的记载都不一样。《李斯列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这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与另外两篇差异甚多的故事链。

沙丘之谋已经谈过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另一则广为人知的故事——指鹿为马，这个故事在《史记》当中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秦始皇本纪》中说赵高想要作乱，唯恐大臣们不听话，于是他就牵着一头鹿献给秦二世，在场的群臣有人说是鹿，有人说是马，于是赵高就把说实话的人干掉了，时在二世三年八月己亥。《李斯列传》则说赵高自知权重，乃献鹿于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问身边的侍从们：“这是一只鹿吧？”左右之人皆说是马，秦二世大惊，以为自己出了问题，于是占卜之后入上林斋戒。

更麻烦的是，在西汉初年人陆贾的《新语》一书中，指鹿为马出现了第三个版本。《新语·辨惑》篇记载：有一天秦二世看到赵高骑着一只鹿，就问：“丞相为什么骑着鹿呢？”赵高说：“这是马。”秦二世又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认成马。”赵高回答：“这真的是马，不信陛下问问群臣。”结果大臣当中一半人说是马，一半人说是鹿。《新语》中的这个故事是独立记载的，缺乏故事的前后背景，陆贾将其放入《辨惑》篇，意在讽刺秦二世的愚蠢，警告君主“群党合意，以倾一君，孰不移哉！”

历史上向来被视为大奸臣的赵高，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也有三个版本。《秦始皇本纪》说赵高杀了秦二世后，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为秦王，令子婴斋戒受玺，子婴与两个儿子谋划，在斋宫中杀了赵高。《李斯列传》则说赵高想要自立为帝，但是天降灾异，于是乃立子婴，子婴称病不听政事，然后趁赵高前来探病之时刺杀了他。《赵正书》与《史记》之间的差异较大，说是将军章邯领兵打进咸阳而杀了赵高。

这三个版本，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呢？答案是无解。这些不同的记载使得历史真相湮没在迷雾中，只能说明秦二世的荒唐故事在汉初成为了君臣引以为戒的前车之鉴，或者说是成为了汉初君臣共同选择的一种“历史记忆”。

《史记》一书中出现如此多的自相矛盾，我曾经认为是司马迁当年编史时面临史料选择的困惑。但这种说法显得很不历史学也很不专业，于是在结课时我被迫给出了一个结论：《赵正书》的出现表明司马迁在二世时期的记事中的确采用了“小说家”言性质的材料，在《蒙恬列传》和《李斯列传》中分别见到了与《赵正书》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各衍生出一条自圆其说、完全不同的故事链，《秦始皇本纪》中二世朝的记事是官方材料与较为可靠的民间故事相结合，经过司马迁的选择组合而形成的。而《李斯列传》中二世朝的记事较为曲折戏剧，以“沙丘之谋”为开端，前后衔接紧密，一直记录到了秦朝灭亡，这些记载可能来自于一篇完整的、与《赵正书》性质类似的文献。司马迁有意保留了这样一个以李斯和赵高为主人公的文本，意在批评李斯阿谀奉承，听信赵高邪说，对秦的灭亡负有重要责任。

在太史公写成《史记》一千多年后，另一位历史学家帮他进行了史料取舍。负责编写《资治通鉴》秦汉部分的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攽，他从《史记》的不同篇章中各选取了一些情节，组合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链，而刘攽的选择也有他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后来，罗新老师在《遗忘的竞争》一文中也提出了和侃理老师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面对的全部史料都是遗忘竞争的结果”，“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社会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政治体，历史叙述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要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无助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从而使服务于政治权力的历史叙述获得独尊地位”。

我一度以为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只是妄自揣测，如今却突然有些羡慕太史公了。《史记》作为一本私人编纂的正史，司马迁还有权利去选择史料，甚至有可能在史料的取舍与编排中去表达自己的历史观。此后的正史皆为官修，史家选择的余地更少，很多非官方的历史叙述就这样被屏蔽和遗忘了。但我们不必过于沮丧，历史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们去探索，正如罗新老师说的那样，“当现代史家开始史学研究时，事实上已参与到古老的历史叙述的竞争之中，他面前展开的场景到底有多大，多清晰，取决于他对历史纵深的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