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集成式先秦文论资料和文学批评史著的面世，先秦文学思想研究若再想取得较大突破，从后代传世典籍和地下出土文献中搜剔辑录先秦文论佚文资料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近年，笔者在系统研读传世典籍时，陆续甄别辑录了一批这方面的佚文资料，现摘发十三节，以供研究者参用。

佚文考辩和辑录以笔者大致判定的撰写时间先后为序。

一、《由余》佚文

《汉书·艺文志》著录《由余》三篇，列杂家类。颜师古注：“入兵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不见著录，知亡佚已久。下节佚文辑录于《史记·秦本纪》，是由余任职西戎时出使秦国与秦穆公（前659-前620在位）的一段对话。可能是司马迁综合由余回答穆公问的文献记载写进了《史记》中，也可能是由余使秦之前对如何回答穆公的提问已有腹稿，返戎后确将回答穆公问的情况撰成了文字，司马迁乃是节引。笔者以为，不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此节文字均似应视作《由余》中的内容。本文表达了由余对诗书礼乐文明的否定性评价。其反对诗书礼乐的理由主要是统治者仅以诗书礼乐法度责督于下，却不以诗书礼乐法度约束自身，该认识颇富于批判精神。文云：

戎王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二、《宓子》佚文

《汉书·艺文志》著录《宓子》十六篇，列儒家类。注云：“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论语·公冶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均言及此人。《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云鲁国人。又，文献中“宓”或作“密”、“虙”，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谓“宓”乃“虙”之误字，清人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刘宝楠《论语正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皆不以为然。今人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以为：“六朝及唐人俗字，凡字从‘虍’者或写作‘宀’。”其说可从。“宓”、“密”、“虙”当通用，读作“伏”。《宓子》不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知亡佚已久。《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孔子家语》等时引其佚文，互有异同，下节佚文辑录于《说苑·理政》，并校之以《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该文阐述了文章的社会作用及与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认为，诵读文章能够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提高素质之后的人，若能运用所学文化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文化知识的重要作用会在实践过程中得到验证，同时文化知识持有者服务社会的过程也是加深理解所学文化知识的过程。文云：

（孔子）往过子贱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家语》二句作问如孔篾）？”子贱曰（《家语》作对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家语》作无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文（《家语》无文字），今履（《家语》作得）而行之，是学日（《家语》无日字）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家语》无此句）；俸禄虽少，鬻鬻得及亲戚（《家语》二句作俸所供，被及亲戚），是以亲戚（《家语》作骨肉）益亲也，所得者二也（《家语》无此句）；公事虽急，夜勤吊死视病（《家语》作而兼以吊死问疾），是以朋友益亲也（《家语》作是朋友笃也）。”孔子谓（《家语》作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家语》无叠句）！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家语》作则子贱焉取此）。”

三、《李克书》佚文

《汉书·艺文志》著录《李克》七篇，列儒家类。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然陆德明《经典释文·诗叙录》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陆玑《毛诗疏》亦云：“卜商（子夏）为之序，以授鲁人申公（当为曾子之子曾申），申公授魏人李克。”据此，李克似为子夏再传弟子。《战国策·魏策》、《史记·赵世家》等载，魏文侯封其太子击为中山君，即后之魏武侯，派李克相之。可见，班固注“文”似当“武”字之误，或“李克”与“李悝”相混。刘渊林注《魏都赋》（见《文选》）曾标引《李克书》一节，而《隋书·经籍志》则不见著录，知《李克书》大致亡佚于六朝后。这里辑录佚文两节。佚文之一，辑录于《说苑·反质》。该文表达了李克对文艺正面功能的否定性认识。他把文化建设和尚文之风视为诱发犯罪的根源，这种一反先儒重视文艺正面功能的文艺观，打上了鲜明的战国时代色彩。文云：

魏文侯问李克曰：“刑罚之源安生？”李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诡也。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民以为邪，因以法随诛之，不赦其罪，则显民设陷也。刑罚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伤国之道乎？”

佚文之二，辑录于《文选·左太冲魏都赋·刘渊林注》。该文强调了运用言辞辩论的规范性问题。文云：

言语辨聪之说而不度于义者，谓之胶言。

四、《缠子》佚文

缠子，生平不详。王充《论衡·福虚篇》载有缠子与董子的互相辩难，云：“儒家之徒董无心，墨家之役缠子，相见讲道。缠子称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赐九十年。缠（董）子难以尧、舜不赐年，桀、纣不夭死。……”可知，缠子乃墨家后学。又，各学派互相辩难始于战国，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际，作为与儒家后学辩难的墨家后学的缠子，似当为战国初期人。《缠子》不见《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唯《论衡》、《文选》李善注、《意林》各存二节，《风俗通·神怪》引用一节。下节佚文辑录于唐代马总《意林》卷一。该文表达了缠子对浮华言辞的排斥态度。文云：

缠子修墨氏之业以教于世儒，有董无心者，其言修而谬，其行笃而庸，言谬则难通，行庸则无主。欲事缠子，缠子曰：“文言华世，不中利民。倾危缴绕之辞者，并不为墨子所修；劝善、兼爱，墨子重之。”

五、《慎子》佚文

慎到（约前395—前315），战国时代赵国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慎子》四十二篇，列法家类。《慎子》至宋代部分失传，《崇文总目》存三十七篇。今本《慎子》七篇收入《守山阁丛书》、《诸子集成》、《丛书集成初编》、《四部备要》等书中，当为后人辑录重编而成，非《汉书·艺文志》四十二篇之旧（参《四库全书总目》）。清人钱熙祚《慎子逸文》从《意林》、《文选》李善注、唐宋类书中辑录佚文四十余节，作为附录亦收入上述几书中。下节佚文辑录于《意林》卷二。该文揭示了文艺本质问题，并对几部早期文学作品的性质特点做了准确概括。认为《诗经》记录的是过去的人们的思想感情，这是对“诗言志”说的具体运用，重申文艺的本质特征是表达思想感情。文云：

《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

六、《申子》佚文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战国时郑国人，《史记》卷六十三有传。《申子》一书，《史记》本传著录二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六篇，列法家类.《七略》（阮孝绪着）、《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以三卷目，可知其亡佚于五代或宋代以后。关于《申子》一书著录和佚文辑录情况，孙启治、陈建华在《古佚书辑本目录》中考述颇详，可资参阅。这里辑录佚文三节。佚文之一，辑录于《意林》卷一。该文揭示了音乐规律问题。文云：

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

佚文之二，辑录于《太平御览》卷六二四。该文揭示了语言的社会功能问题。文云：

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故一言正而天下治，一言倚而天下靡。

佚文之三,辑录于《艺文类聚》卷五四。该文表达了申不害对言辞辩说的否定性评价。文云：

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

七、《惠子》佚文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吕氏春秋·淫辞》高诱注称其为战国时代宋国人。名家代表人物，为魏惠王相。其事迹散见于《战国策·魏策》、《庄子》、《吕氏春秋》诸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列名家类。注云：“名施，与庄子并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不见著录，知亡佚已久。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中辑其言论凡四十节，编为一卷，列入子编名家类。钱基博《名家五种校读记·惠子征文记》（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辑佚四节，唯《荀子·不苟》所引一节为马氏所无。李峻之《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见《古史辨》第六册）所采七节均已见马辑。另外，明代归有光《诸子汇函》卷十三载《惠子》二节，题曰《杨喻》、《弹喻》，实分别见于《说苑》、《战国策》。关于《惠子》佚文的辑录情况，孙启治、陈建华在《古佚书辑本目录》中考述颇详，可资参阅。下节佚文辑录于《说苑·善说》。该文记录了惠施对譬（比）喻修辞手法的详尽阐说。他认为，譬（比）喻就是用人们理解的东西说明人们不理解的东西，这一概括揭示了譬喻修辞手法的形象思维特征。文云：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论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八、《鬼谷子》佚文

鬼谷子，纵横家之祖，战国时代楚国人，因隐于鬼谷（疑在河南淇县云梦山），故自号鬼谷子。唐朝以来，关于鬼谷子其人其书的真伪及所隐之地争论颇多。

关于其人，《史记·苏秦列传》云：“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列传》亦云：“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风俗通义》云：“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杨雄《法言·渊骞》云：“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说明鬼谷子乃苏秦、张仪之师，苏、张从之学纵横之术，历史上当真有其人无疑。

关于其书，《汉书·艺文志》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均列纵横家类，而无《鬼谷子》之名。《史记索隐》称：“乐壹注鬼谷子书。”《史记正义》佚文称：“《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隋书·经籍志》始著录《鬼谷子》三卷，列纵横家类，乐壹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记《鬼谷子》苏秦撰，乐壹注。因此，《七录》的《苏秦书》似即隋唐以来的《鬼谷子》，说明世传于今的《鬼谷子》一书是渊源有自的先秦古书。依余嘉锡《古书通例》所称先秦诸子非必皆本人手著的通例，经苏秦之手阐发其师鬼谷子思想的《鬼谷子》不能视为伪托。《鬼谷子》是现存唯一的一部纵横家理论著作，一卷十二篇，有《四部备要》及《四部丛刊》等本，南朝梁代陶弘景注。关于《鬼谷子》佚文的辑录情况，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考辨精详，可资参阅。

下节佚文辑录于《说苑·善说》。该文最早触及了说服人的方法和“论”“说”文体特征问题。一是认为，说服人的最基本要求是能把道理辩解清楚，表述明白，这是对“论”体特征的较早揭示；二是认为，说服人的根本要求是能将道理入于人心，这是对“说”体特征的较早揭示。文云：

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

九、《尹文子》佚文

尹文和宋钘之名首次并出于《庄子·天下》篇，《吕氏春秋》、《说苑》载尹文与齐宣王（前320－前302年在位）、齐愍王（前301－前285年在位）问答事。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称：“刘向云：与宋钘俱游稷下。”可知尹文为战国齐宣王、齐愍王时人，曾游学于稷下，与宋钘、彭蒙齐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尹文子》一篇，列名家类。魏黄初末山阳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书·经籍志》作两卷。清人钱熙祚从《意林》、《后汉书》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北堂书钞》中辑得佚文十四节（见《诸子集成·尹文子·附逸文》等）。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所辑《尹文子佚文》一卷全录钱辑，又据《意林》、《北堂书钞》等补辑九节，编为《尹文子佚文补遗》一卷。钱基博从《意林》采得四节，不出钱、王之外，唯从《群书治要》辑得《大道下》佚文一节，为钱、王所无（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名家五种校读记·尹文子校读记附》）。下节佚文辑录于《太平御览》卷五七五。该文对创作主体、文艺作品形式媒介、接受主体之间“以类相动”关系作了系统揭示。这一揭示勾勒了文艺作品从产生到其社会功能发挥的全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是靠“以类相动”原理完成的。该命题有较高理论价值。文云：

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恐，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音亦变。意诚或之达于金石，而况于人乎！

十、《阙子》佚文

阙氏，生平无考。《后汉书·孝献帝纪》李贤注引《风俗通》云：“阙，姓也，承阙党童子之后也。纵横家有阙子著书。”“阙”，《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或引作“阚”，误。《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阙子》一篇，列纵横家类，在战国燕将庞煖与秦零陵令信之书中间，知阙氏为战国后期人，纵横家人物。《隋书·经籍志》云：“梁有补《阙子》十卷，《湘东鸿烈》十卷，并元帝撰，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梁元帝补《阙子》十卷。知《阙子》南朝梁时已佚。今梁元帝所辑补《阙子》亦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佚文六节。孙启治、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按语称：“原书不过一篇，元帝乃补成十卷，未详所以”，“《阙子》自《隋志》已不载，诸书所引者疑是元帝之补作。”此按语可备一说。下节佚文辑录于《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四。该文以钓鱼为喻，阐发了阙子对文艺与社会实务关系问题、言辞修饰规范性问题的看法。阙子认为，从大的方面讲，从事各种学说的创立和广义的文艺创作与从事社会实务相比，后者才是最急需的；从言辞本身讲，要借助言辞解决实务问题、阐明道理，不在于要不要言辞修饰，关键在于言辞修饰是否合乎规范。作为纵横家学派人物的阙子，能提出与本学派相悖的言辞理念，预示了战国后期各家对纵横捭阖言辞之风的普遍反思。文云：

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黄金之钩，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其持竿处位即是，然其得鱼不几矣。故曰：钓之务不在芳饵，事之急不在辩言。

（本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6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3期全文转载）

作者简介：徐正英（1960—）男，河南濮阳人，中山大学博士后，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至六朝文学和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