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国志演义》的创作特征

就创作特征而言，《三国志演义》中那些主要采用《三国志》及注的部分，如对董卓集团、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之间纷争的描写，明显受到史家笔法的影响，而与小说家笔法迥异。与那些主要采用《三国志》及注的部分形成对照，《三国志演义》对刘备集团的描写，则较多采用民间故事，其特色是大量采用渊源于民间说书的小说家笔法。“历史的三国”与“民间的三国”，不仅表现为文化内涵的差异，也表现为创作特征的差异。

一、史家笔法

《三国志演义》在展现“历史的三国”时，主要采用史家笔法，值得注意的至少有四个方面：

其一，人物语言以理性化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

现代小说理论一再强调人物语言必须个性化，但历史著作对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并不看重。历史著作的这一特征表达了史家的一种人文立场：历史著作的职能是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智慧。对人物语言的记叙也从属于这一职能，那些个性化的生活语言在这一取舍原则的支配下往往忽略和省略，如《左传》中的“曹刿论战”之“论”：

公（按：指鲁庄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齐兵被打败后，曹刿反对贸然袭击，因为齐是大国，说不定会有伏兵；看见齐军慌不择路，旗帜也倒了，才断定他们的确败了，这才放心追赶。前持“未可”，后请“逐之”，情势不同，都有理由。看得出来，“曹刿论战”之“论”，其特色在于理性化而非个性化，宗旨是传达政治智慧而非表现人物个性。

《三国志演义》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叙述了这样一个战例：正与张绣、刘表对垒的曹操因后方有事，匆忙回兵。张绣欲乘势追赶，他手下的谋士贾诩说：“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张绣、刘表不听，率兵赶上曹操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回。张绣后悔没听贾诩的话，贾诩说：“今可整兵再往追之。”张绣胆怯，贾诩给他打气说：“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张绣引军往追，操兵果然大败，军马辎重，散弃满路。事后，张绣问贾诩：“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愿公明教我。”贾诩答道：“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刘表、张绣俱服其高见。

《三国志演义》的“贾诩论战”与《左传》的“曹刿论战”，人物语言显示出相似的特点：他们那些议论，表现出了理性的智慧，至于他们的个性区别，则通常不能从他们的语言显示出来。其他如第五十九回曹操见西凉增兵则有喜色的情节，其写法亦近于《左传》的“曹刿论战”，目的同样是通过语言来“论”，来传达人物的识见。

“郭嘉遗计定辽东”也是个恰当的例证。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极力主张西击乌桓，他阐述理由说：“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且袁绍与乌桓有恩，而尚与熙兄弟犹存，不可不除。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郭嘉的这段分析，曹操赞之为“极是”。所谓“是”，乃就其真知灼见而言。确实，郭嘉的语言是高度理性化的，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目光，能传达给读者许多智慧。如果以个性化为标准来衡量，这种语言便算不得上乘了。而且，假如换了荀彧或贾诩来说这些话，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其二，通常不对人物做直接心理描写。

实录是对历史著述的基本要求。从实录的立场出发，史家不仅要有考辨史实与传闻的才能，在叙述范围上也有限制，即只能记叙那些可以看见的事，可以听见的话，因为只有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的，才有见证人，才是可靠的。至于人物的心理活动，如果它没有表现为说出来的话或做出来的事，史家便没有理由去写。《三国志演义》在描写董卓集团、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之间的纷争时，由于所依傍的主要是《三国志》及注，便难以找到直接心理描写的踪影。比如第三十三回，曹操打败袁绍后，曾亲自为袁绍设祭：

操既定冀州，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再拜而哭甚哀，顾谓众官曰：“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众皆叹息。操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

这一片段所写，是历史上的真实事情。但如何看待曹操的心理动机，却有两种明显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是说，曹操的伤心落泪是发自内心的。例如北宋史学家刘敞，他在《题魏太祖纪》一文中指出：董卓之乱时，袁、曹一度结盟，“其艰难周旋，祸福同之”，难道是假的吗？“及权就势成，人怀图王之意，还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积仇，必达大义者也。既摧破其国，非其初约，虽功业归己，而英心感动，自然陨涕，此乃所谓慷慨英雄之风也，岂介介然幸己成而乐人祸哉？且夫为天下除残，则推之公义，感时抚往，则均之私爱，此明取天下非己意，破敌国非己怨也，其高怀卓荦，有以效其为人，固非龌龊者所能察也。”（刘敞《公是集》卷四十八《杂著》）另一种意见是说，曹操的伤心落泪是“匿怨矫情”，是“奸雄手段”，例如清初毛宗岗在评点《三国志演义》时指出：“杀其子，夺其妇，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则其哭也，为真慈悲乎？为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复常人意量所及。”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如果《三国志演义》的作者要做出明确选择的话，他可以像宋代话本《错斩崔宁》那样采用直接心理描写的手法，对曹操心理加以明确叙述。但是他没有，他采取的是历史著作的叙述方式。

需要留意的是，《三国志演义》并非完全不采用直接心理描写的手法，在那些受说话传统影响的部分，直接心理描写时有所见。比如第四十五回，周瑜请诸葛亮与关、张、子龙辈星夜往聚铁山断曹操粮道，“孔明暗思：‘此因说我不动，设计害我。我若推调，必为所笑。不如应之，别有计议。’乃欣然领诺。”这表明，在《三国志演义》中，是否采用直接心理描写，是认同史家笔法还是认同小说家笔法的标志之一。

其三，不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方式。

所谓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其特点是：作者不再是全知的讲述人，他所讲述的信息是从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那儿来的，而且只能从这个人物那儿来。比如《三国志演义》中的“三顾茅庐”故事，信息的提供者是刘备（与刘备同行的关羽、张飞附属于刘备，或者说，从提供信息的角度看，这三人实际上相当于一人），作者讲述的内容以刘备的所见所闻为限：刘备误以为诸葛亮的朋友是诸葛亮，作者便只能照刘备的判断叙述；刘备不清楚诸葛亮的去向，作者便不能交代诸葛亮的行踪。这样一种叙述方式是不符合史家要求的。史家所需要的是宏大叙事，是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局的把握。史家的写作以充分占有史料为前提，全知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

与史家全知的情形相仿，《三国志演义》写董卓集团、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基本不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有一个事实有必要加以留意：曹操集团谋士众多，曹操本人也智谋过人，他们所用的妙计之多，在《三国志演义》中层见叠出，却没有在读者中造成拍案惊奇的效果，与读者对诸葛亮用计的感受迥异。其原因在于，《三国志演义》写诸葛亮用计，有意采用民间说话的技巧，即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以节制信息的方式来获得吸引读者的效果；而写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却谨守史家矩矱，即使写用计，也采取全知叙事，由于读者从一开始就对所有内幕一清二楚，计谋虽妙，却并不能引发读者的惊奇之感。比如第三十回“劫乌巢孟德烧粮”：

（操）教荀攸、贾诩、曹洪同许攸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渊领一军伏于左，曹仁、李典领一军伏于右，以备不虞。教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操自引诸将居中：共五千人马，打着袁军旗号，军士皆束草负薪，人衔枚，马勒口，黄昏时分，望乌巢进发。

是夜星光满天……

却说曹操领兵夜行，前过袁绍别寨，寨兵问是何处军马。操使人应曰：“蒋奇奉命往乌巢护粮。”袁军见是自家旗号，遂不疑惑。凡过数处，皆诈称蒋奇之兵，并无阻碍。及到乌巢，四更已尽。……

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读者因为对事件的过程自始至终了如指掌，自然就并不感到神秘。读者的惊奇感是建立在作者隐瞒信息的基础上的。《三国志演义》在描写曹操集团和袁绍集团时，热心地向读者发布所有信息，其长处是便于总览全局，其短处则是悬念和神秘感的丧失。

其四，“去瞽传诙谐之气”。

诙谐是一种入俗的风格。在追求笑料的过程中，难免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表现为一场喜剧，难免把一批巨人漫画为一群小丑。当《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有意采用雅驯的语言，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宗旨，并力图表现元末明初文人的人生理想的时候，消除平话的诙谐是“历史的三国”的应有之义。其显著表现是：《三国志演义》写曹操集团、袁绍集团和董卓集团之间的纷争，基本上是排斥诙谐的。第九回“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的情节，本来蕴含着可以大加渲染的喜剧性，但《三国志演义》只是点到为止。若干在元杂剧中被喜剧化了的历史人物如许褚（“九牛许褚”）、夏侯惇（“一目夏侯惇”）等，在《三国志演义》中一一恢复了严肃庄重的风度。

二、小说家笔法

《三国志演义》对刘备集团的描写，较多采用从民间说书提炼出来的小说家笔法。表现在叙事方面，主要有四个特点：

其一，大量采用来自民间艺术的虚构情节，一方面并不改变基本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成功地表达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这里可以拿赤壁之战为例。

赤壁破曹，究竟是刘备、诸葛亮功大，还是孙权、周瑜功大？这一历史公案虽有争议，但无可否认，从唐代起，在士大夫的诗文中，被视为曹操的正面敌手的，是东吴，不是刘备。例如盛唐李白的《赤壁送别歌》：“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北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南宋戴复古的《赤壁》：“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这说明，周瑜作为赤壁之战的主角，早已得到公认。《三国志演义》写赤壁之战，也未抹杀周瑜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基本事实，但作者却用一系列并不影响历史进程的虚构情节，如舌战群儒、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祭东风、义释曹操，成功地突出了刘备集团尤其是诸葛亮的重要性，并通过对周瑜的漫画式嘲笑消解了这一人物的风采和读者对他的好感。其中对周瑜杀伤力尤为明显的当属草船借箭和祭东风。

据《三国志》注引《魏略》，建安十八年，孙权与曹操相拒于濡须。孙权乘大船视察时，曹操下令放箭。由于一面中箭太多，船开始倾斜。孙权下令掉过头来，让另一面也受箭，这样船就平稳了。《三国志演义》把这件事改造了一番，不仅写出了周瑜的心胸狭窄，而且极力渲染鲁肃的老实忠厚，以衬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不把周瑜放在眼中的气度。

据《三国志》注引《江表传》，东吴火攻曹操时，确实是“东南风急”，这本属自然现象，与诸葛亮毫无关系。《三国志演义》强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且这东风只有诸葛亮才能祭来，一方面在诸葛亮的功劳簿上加上了厚重的一笔，另一方面也在读者心中造成了诸葛亮远胜于周瑜的强烈印象。

可以看出，整个赤壁之战中的著名情节几乎都以虚构为主，突出的重心是诸葛亮和关羽，而历史上被大多数人认为起实质性作用的人物如周瑜、鲁肃，却在喜剧气氛中成为被嘲弄或被调侃的对象。

其二，经常使用悬念手法，以造成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与写曹操、郭嘉、荀彧、贾诩诸人用计从来不用悬念手法形成对照，《三国志演义》写诸葛亮用计，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造悬念的机会。其方式有二：一为锦囊妙计；二为“如此如此”。目的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锦囊妙计的悬念手法多次使用。周瑜设计赚刘备赴东吴入赘，以便挟持人质换取荆州。诸葛亮早知是计，仍要刘备过江招亲。在他看来，“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万无一失” 。诸葛亮究竟有何高招？读者不清楚，只知道他给了赵子龙三通锦囊，说里面有三条妙计，可依次而行。行到南徐，赵云打开了第一个锦囊。原来这一条妙计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教刘备拜见乔国老，著名的姊妹花二乔的父亲，吴国太的亲家公，目的是打通这位重量级人物的关节；二是命随行的五百军士，披红挂彩，迸城买办物件，把刘备入赘东吴之事传得满城皆知，目的是让国太得知孙权、周瑜竟然借她的宝贝女儿为名来施美人计。招亲的人已经来了，东吴百姓也都知道了招亲一事，孙权只好让国太权且目测一下刘备。孙权、周瑜原指望国太看不上已经老大不小的刘备，而国太却大为中意，加上乔国老在一旁盛赞刘备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老太太愈加心花怒放。结果弄假成真，刘备真的成了吴国太的乘龙快婿。这正是孔明想要的结果。

周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向孙权建议说：“刘备以枭雄之姿，有关、张、赵云之将，更兼诸葛亮用谋，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软困之于吴中：盛为筑宫室，以丧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娱其耳目；使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后以兵击之，大事可定。今若纵之，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愿明公熟思之。”孙权大喜，即日修整东府，广栽花木，盛设器用，请刘备在内度蜜月。还给他们配备了女乐数十人，以及金玉锦绮玩好之物。出身微末的刘备，果然陶醉于奢华的享受之中，到了年底，还不想回荆州。赵云急了，只好打开第二个锦囊，一下子有了办法。他连忙求见刘备，作失惊之状，称孔明派人来报，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万，杀奔荆州，情形十分危急。这一招果然奏效，刘备的粉红色之梦被惊醒了。

刘备和孙夫人以“江边祭祖”为名，急赴荆州。行到柴桑界首，被周瑜的三千军马拦住去路，后面孙权的追兵又到，不由得刘备不慌：“前有拦截之兵，后有追赶之兵：前后无路，如之奈何？”赵云打开第三个锦囊，刘备顿时得了主意。他急忙向孙夫人哭道：“备有心腹之言，至此尽当实诉。”孙夫人要他明说，于是刘备告诉她：吴侯将夫人招嫁刘备，并非为夫人着想，而是想幽困刘备以夺荆州。夺了荆州，必将杀备，夫人只不过是钓刘备的香饵而已。备之所以不惧万死而来，是因为知道夫人有男子胸襟，必能怜备。这次实是因为吴侯将欲加害，所以不得不托荆州有难，以图归计。幸得夫人不弃，同至于此。此刻吴侯令人在后追赶，周瑜又派人在前截拦，只有夫人才能解除此祸。“如夫人不允，备请死于车前，以报夫人之德。”孙夫人听了，果然怒道：“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见乎！今日之危，我当自解。”于是怒斥徐盛、丁奉二将，又把周瑜大骂一场。前来追赶的陈武、潘璋二将，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孙夫人何人也？吴侯之妹也。那些东吴将士，谁敢惹她，只好做个顺水人情，放刘备一行回到荆州。

孔明的三条计策，虽然很妙，却并不离奇，比起那套呼风唤雨的本领，这些计策其实颇近情理。如果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还原到较为平实的状态，可以认为：诸葛料到东吴招亲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是他对局势进行观察、分析以后获得的结论。他据此作出决策，派赵子龙去执行，也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后来获得了成功，证明他的判断与决策的确是合理的。“历史的三国”写曹操那些正确的决策，都是用这种平实的笔调来处理的。但“民间的三国”不愿让诸葛亮的计策给人平淡之感，于是把它们放到锦囊之中。这些锦囊从来不会丢失，也不担心被人窃取，因而有点法宝的意味。这么一来，锦囊就是一个神秘的东西了，读者都想知道锦囊里到底装着什么妙计。故意省略原因和过程，直到最后才揭开秘底，这是悬念；而用锦囊妙计的方式来设计悬念，则使悬念更显得神奇，它给读者的感觉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绝不是其他人所能比拟的。

第一百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索性以“锦囊计”标目。孔明逝世前夕，“唤马岱入帐，附耳低言，授以密计；嘱曰：‘我死之后，汝可依计行之。’岱领计而出。少顷，杨仪入。孔明唤至榻前，授与一锦囊，密嘱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孔明一一调度已毕，便昏然而倒。”魏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诸葛亮逝世之后，将没有人能够驾驭他。因此，诸葛亮遗命马岱、杨仪二人，联手干掉魏延，如果去掉锦囊，诸葛亮这一遗计仍可运用，也许还运用得更为自然；但“民间的三国”在表现诸葛亮时，要的不是自然，而是神奇。

代替锦囊妙计或与锦囊妙计配合使用的另一制造悬念的手法是用“耳畔分付”的方式交代作战方案，即所谓“如此如此”，使读者没法知道战局将如何展开。第八十八回有这样一番演示：

（诸葛亮）遂唤赵云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唤魏延入，亦低言吩付；又唤王平、马忠、关索入，亦密密地分付。

这类情节当然不符合现实的逻辑。首先，像“平蛮”这样重大的决策，诸葛亮怎么会一句也不跟赵云、魏延等人商量？其次，赵云、魏延等人对兵力部署的全局了不相知，这样如何相机行事，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由此可见，《三国志演义》为了强化诸葛亮的神秘色彩，有意扬趣抑理：有趣，但是无理；或者说，虽无理，却有趣。确实，“民间的三国”偏爱的不是平淡无奇的真实感，而是热闹有趣的故事。

其三，较多运用直接心理描写与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技巧。

关于直接心理描写，我们在讲述《三国志演义》对曹操集团、袁绍集团和董卓集团之间纷争的处理时已有涉及；这里重点讨论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问题。

“刘玄德三顾草庐”是《三国志演义》运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最为成功的一例。

“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水镜先生司马徽向刘备透露的这条重要“人才信息”，可以说是三顾茅庐的引子。“三顾茅庐”，说简单也简单，无非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两次都跑了空趟，第三次才请出了这位卧龙。如此简单的事情，可是在《三国志演义》中，拜访的对象神秘莫测，拜访的过程扑朔迷离，本来简单的事情就变得悬念迭出而别具魅力了。其特点在于，小说家在此放弃了很多特权，他把自己的叙述范围，严格限制在刘备所见所闻所知的范围之内。本来小说家是可以全知全能的，他既可以向读者报告刘备的行踪，也可以报告与此同时的诸葛亮的状态，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的便是这个意思。但小说家没有这样做，他放弃了全知全能的资格，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所有的信息都从刘备那儿来，刘备见到的、听到的，《三国志演义》才写；刘备见不到的、听不到的，《三国志演义》就不写：一切以刘备的所见所闻所知为限。比如“一顾草庐”，刘备一路打听，找到了诸葛亮的高卧之地，诸葛亮却不在家。看门的童子说诸葛亮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刘备问什么时候回来，童子说归期也不定，或三五天，或十多天。给人的感觉，仿佛晚唐贾岛《寻隐者不遇》所写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气象，刘备因而惆怅不已。而作者也有意显得和刘备一样，不知道诸葛亮何处去了，何时归来，也不知道诸葛亮什么模样、什么风采，所有关于诸葛亮的信息都是从刘备的耳闻目睹透露出来的。

就艺术功能而言，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有助于作品的戏剧性、情节的连贯性和结构上的严密，是连接和衔接行动的极好手段。松散的事件，不连贯的细节，通过一双眼睛反映出来，便给人以一致性和整体感。在“三顾草庐”的过程中，刘备见到了若干场景，若干人物，如农夫荷锄而歌，诸葛远游，童子独守柴门，黄承彦踏雪而行，石广元、孟公威击桌而歌等，互相之间并无因果联系，如果采用全知叙事，必然平淡松散，但用刘备一个人的见闻来加以贯串，并借助于他的误会、猜测来制造悬念和神秘氛围，本来平淡松散的事件遂显得紧凑、曲折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还有助于将诸葛亮保持在神秘的状态。初来乍到，刘备对一切都不甚了然，《三国志演义》用刘备的眼光来观察，因而不能给读者以清晰完整的印象。模糊有其自身的价值，描写的有限性和推测性可以增强对象的神秘感。《三国志演义》反复写刘备误以为他人是诸葛亮，即旨在将这一超常人物保持在模糊状态，从而使他更加神秘莫测。

其四，努力追求诙谐的风味。

与对曹操集团、袁绍集团和董卓集团之间纷争的处理形成对照，《三国志演义》写刘备集团，仍保留了对诙谐的兴趣，仍热心于将历史人物喜剧化，特别突出的如张飞与刘备的对比，孔明与鲁肃的对比，其“排调”风味十分浓郁。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三次都把关羽、张飞两位贤弟带着。但关、张二人的“觉悟”远没有乃兄那么髙，尤其是性急的张飞，总在刘备耳边敲退堂鼓。第一次只遇到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张飞于是牢骚满腹：“孔明又访不着，却遇此腐儒，闲谈许久！”第二次出发前，张飞竟向乃兄提议：“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刘备叱之，遂冒雪前往。这一次又没遇到诸葛亮，张飞不耐烦了：“那先生既不在，请哥哥上马。”“风雪甚紧，不如早归。”刘备却定要留下一封词恳意切的信才肯归去。第三次，刘备选择吉期，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动身前往卧龙岗。关、张二人都不高兴。关羽觉得诸葛亮徒有虚名，不值得如此礼遇，张飞说得更加直截：“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当然又被刘备呵叱了一顿。好不容易诸葛亮在家，没料到这位卧龙却又在睡大觉。刘备拱立阶下，专等诸葛亮醒来。关、张二人在外等了许久，不见动静，进去一看，刘备还侍立在那儿。张飞大怒，对关羽说：“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把火，看他起不起！ ”关羽再三劝住。这里，“民间的三国”多次写张飞的性急言语，乃是为了衬托刘备求贤的诚心，同时也是为了酿造喜剧风味。

以鲁肃的绝顶老实反衬诸葛亮的绝顶聪明，也是为了获得同样的艺术效果。提起鲁肃，人们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在整个赤壁之战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在“草船借箭”的故事中，他与“活神仙”诸葛亮的对比令人忍俊不禁。诸葛亮对借箭一事早已成竹在胸，因而充满了闲情逸致；鲁肃却被蒙在鼓里，徒然地为朋友的安危担心，成为被调侃的喜剧人物。毛宗岗曾就诸葛亮与鲁肃搭档造成的效果做过说明：“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而孔明巧处，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来求我。若鲁肃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没趣矣。妙在鲁肃求见，然后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见之后，若孔明先下说词，又没趣矣。妙在孔明并不挑拨鲁肃，鲁肃先来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鲁肃欲邀孔明同去，若使孔明欣然应允，又没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难，孔明勉强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意，胸中十分要紧，口内十分迟疑。写来真是好看煞人。”（第四十二回毛宗岗回前总评）“周瑜拒操之志早已决于胸中，而诈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拨孔明，欲使其求助于我也。鲁肃不知其诈，而极力争之；孔明知其诈，而随口顺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说假话，大家暗暗猜着，大家只作不知，而中间夹着一至诚之鲁肃，说出几句老实话以形之，写来真是好看煞人。”（第四十四回毛宗岗回前总评）所谓“好看煞人”，是说孔明的绝顶聪明与鲁肃的绝顶老实之间的对比形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

《三国志演义》的人物形象，与戏曲中的脸谱有些近似，特征鲜明，性格稳定；《三国志演义》的语言，偏于叙述，描写较少。这种性格塑造的方式和粗线条的风格，与其源于讲史的传统有关，也与它较多地取资于《三国志》等书面文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