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兵罢归家。高祖置酒于洛阳南宫，与群臣议论之所以能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关键在于用人，自己能够重用张良、萧何与韩信，而项羽连个范增都不肯用，“所以为我擒也”。汉初三杰里，张良晚年退隐避祸、萧何曾被绳下狱，然而都能以寿终，唯独韩信在建国初年就死于非命，并且作为功勋之臣，居然无封、无后，让后人看到了汉室的寡恩弃义。

为什么三杰里只有韩信不得善终呢？韩信谋反被诛是不是咎由自取？

汉初三杰

《史记》对韩信的评价是否全面？

对于韩信的悲剧，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分析，认为这是个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他说：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他认为韩信不具有谦让的性格，而是夸耀功绩、自显才能，导致被领导所猜忌。更糊涂的是，天下大局已定，韩信居然还谋逆造反，结果被人夷灭宗族，这不是他咎由自取吗？从太史公的议论中我们发现到“性格决定命运”的论调真是“古已有之”的了。然而这种论调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它把人物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关系以及组织结构中抽象了出来，把人看成完全能动的孤立个体，然后将一切都归责到个人的性格之上，属于受害者有罪论。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认为不是韩信想造反，而是刘邦要逼他造反，韩信即使有周、召、太公之才德，刘邦却也不能有文王、武王之气量。太史公不敢批评刘邦，而把问题都归咎给韩信，这是片面之论。

假如没有韩信，刘邦取天下不会那么顺利。韩信初拜大将时，就劝刘邦先取关中、还定三秦；之后，又从刘邦处借得三万精兵，北上平魏、徇赵、胁燕、定齐，尽灭诸国，还南向大破楚将龙且。出于忠心，他尚不肯听从蒯彻的建议选择背汉自立。最后还与刘邦合围垓下，歼灭项羽，是功高难赏矣。

反观刘邦，韩信初定赵国，他便自成皋度河，诈称汉使入壁，夺其印符；项羽死后，他又袭夺韩信的军权；最终以游云梦为名而绳缚韩信以归，贬其官为淮阴侯——这是刘邦在一步一步地逼韩信造反。领导如此无赖，下属怎能无异心。故知太史公说的“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非公论也。

韩信尽灭北方诸国，合围项羽

刘邦自始至终从未信任韩信

萧何从刘邦最久，曾数以吏事护之，所以最受信任。后来刘邦每次出征，必以萧何留守。论功行封的时候，诸将皆不服萧何。刘邦便亲自为他分辨，说诸将如追杀之猎狗、萧何如指示之虞人，论功应以人为先、狗为后。其次，“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张良常年跟随刘邦左右，鸿门宴又有救险之恩，被刘邦视为心腹。论功时，因张良未有战斗功，刘邦便为他争取，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最终，张良得以与萧何等俱封。

三杰里，唯独韩信与刘邦的关系较疏远。刘邦并不赏识韩信的才能，经滕公举荐后，也仅仅授予他一个治粟都尉的小官；这导致韩信觉得怀才不遇，想要逃亡。直到萧何把他追回来后，刘邦还骂道：“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最后，即使萧何百般劝说，刘邦仍不认可韩信的才能，只说“吾为公以为将。”可见，刘邦对韩信的不信任并不局限于忠诚，还包括才干。

韩信拜将时，为刘邦分析了楚汉的形势，建议他先还定三秦，然后再以“思东归之士”来讨伐项羽，刘邦听完后才对韩信略有改观。次年，汉军平定三秦，举兵东进，却在彭城惨败给了楚军，只能退守荥阳。不久魏豹叛汉，刘邦命韩信击之，这才开始了北征之旅。韩信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短时间内接连攻下河东、太原、上党和整个赵国，而刘邦此时却困于成皋。最后他只得跟滕公渡河，自称使者，秘密进入韩信的军队中夺其兵权，这说明刘邦对韩信极度不信任，不然他也就不会搞突袭了。

刘邦夺取韩信的兵权后，自己引精兵南下继续抗楚，而命韩信收赵人为军，东征齐国。东征期间，刘邦又派遣郦生去劝齐王投降，却不通知韩信劝降之事，所以蒯彻才对韩信说：

“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

刘邦不信任韩信，即使韩信攻下了齐国，他也会觉得忧虑。还不如派郦生去劝降，让齐国“为汉而称东藩”。结果韩信不顾和约，继续渡河攻齐，导致郦生被害，其实就是对刘邦不信任的回应。攻下齐国后，韩信羽翼已丰，便请求做齐国的“假王”。刘邦知道后大怒，骂道：

“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在这时，由不信任而产生的隔阂已经公开化了。幸赖张良与陈平劝阻，才没有导致关系破裂。韩信被立为齐王之后，已经有了跟刘邦叫板的底气。但是他依然犹豫不决，“不忍倍汉；又自以功多，汉终不夺我齐”，所以谢绝了蒯彻三分天下的建议。

之后楚汉在固陵交战，韩信失约不至。张良向刘邦分析了韩信的心理，说：“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认为刘邦的不信任已经引起了韩信的猜疑，所以最好还是许诺灭楚之后封他为楚王。韩信得到了刘邦的许诺，果然引兵来合围垓下，一起歼灭了项羽。而项羽一亡，刘邦便急不可耐地“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这说明，从起用韩信到平定天下，刘邦从未给予他完全的信任，这种不信任在步步逼迫韩信最终走向造反。

刘邦的猜疑逼迫韩信走向背叛

韩信为什么最后还是谋反了？

太史公认为韩信在“天下已集”之后还“谋畔逆”，实在是咎由自取，或者说是愚不可及。他若要造反，也应当在自立为齐王之时。因为那时候，楚汉相持不下，尚有利可图。项羽曾派武涉来游说齐国联合，告诫韩信说：

“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

韩信却回答说项王当初不重用自己，汉王则言听计用，所以不忍弃汉王的知遇之恩。其实这只是对使者的托词而已，韩信在拜将之时就曾向刘邦说明了自己对刘项二人的看法，他说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常常因私废公、任人唯亲，不肯将爵位和土地封予有功之人，不懂收人心；而刘邦虽然慢而侮人，却不奢赏赐，肯与天下同利。因此韩信认为联合项羽并非明智之举，刘邦“终不夺我齐”。

之后蒯彻又劝韩信背汉自立，三分天下。这与韩信辅佐刘邦扫定天下的初衷不同，利益关系巨大、风险自然也不小。韩信借刘邦之兵来攻下齐国，他领兵的时间短暂、底下的诸将又素来不服自己，欲以多疑之兵、新下之齐来与楚汉鼎足为三，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所以韩信最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韩信并不是愚昧到该反的时候不反，不该反的时候要反，而是他素无反心，最终迫不得已才选择了造反。

韩信重视恩情

历史证明，韩信看错了刘邦。在群雄逐鹿的年代，刘邦确实愿与诸将共分天下。可是在天下一统后，他就变成了另一个项羽，开口便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了。在这种情况下，萧何、张良“无战斗功”反而是护身符，而韩信战斗功最大，便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汉六年，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刘邦借游云梦之名来谋袭韩信，韩信本想发兵迎击，但又自度无罪，实在不愿反。于是持钟离昧的首级来见刘邦，表示自己是清白的。结果刘邦还是命武士绑住了他，韩信大骂：

“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对于刘邦来说，韩信从来就不是可信任的心腹之人，而且他功高难赏，不好安置。让他裂地为王就如安了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况且韩信比刘邦、萧何、张良都小一辈，属于“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之列。这种微妙的社会关系，总是迫使人去做出杀功臣的决定。刘邦也知道无法给韩信定罪，所以只是贬他为淮阴侯，留着都城里监视之。

韩信也知道“汉王恶其能”，所以常常称病不朝从，日夜怨望。从这以后，他才对刘邦绝望了，刘邦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愿意与诸将共分天下。因此，韩信曾跟陈豨说刘邦早晚会怀疑道你，等他起兵讨伐你的时，我从朝中作乱，彼此里应外合，“天下可图也”，从这时起，韩信才真正坚定了谋反之念。

汉十年，陈豨果然造反，韩信称病不从刘邦出征，并且密谋袭杀吕后和太子。不料被人告发，结果反而被吕后和萧何斩于长乐钟室并夷灭三族。刘邦出征回来后，知道韩信已死，感到“且喜且怜”：

喜者，喜此心腹大患已除也；怜者，怜其本无反意，却为自己逼诱而入死于地也！

刘邦之心术，汉室之寡恩，令人胆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