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当时的法律，“宫刑”是可以用钱赎罪，但司马迁不过是个小小的清寒太史令，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财，而他为了免于宫刑的羞辱，便到处向人求救、借贷，但却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援手。因此，他就想到了，如果当时有能“赴士之阸困”、“千里诵义”的侠客，出面声援，他就可以免除这一生中最遗憾的“腐人”的羞耻了。可惜，事与愿违，即此不免对侠客多有艳羡向往之意。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就不免将自己切身的经验与遗憾，投射其中，还特意撰写了〈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加以表彰。由于司马迁的敍述文字雄深雅健、精彩迭见，就对后世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凡是肯定侠客的，无不引述司马迁的观点。

司马迁虽在〈游侠列传〉中对游侠多所肯定，却有选择与限定，并非一味盲目倾倒。他是在“退而求其次”的角度评述游侠。司马迁非常清楚，如果以他自身所信仰的儒家“仁义”学说来看，侠客其实是“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道德标准；但是，如果与当世位列朝廷、富厚荣贵，但未能居仁由义的衮衮诸公相比，却又胜过多多，是“曷可少哉”的一类人。这点，我们且看司马迁所强调的“言必信，行必果”，其实只是孔子对“小人”（一般庶民）的称许中可以窥出。

司马迁其实不像后世学者所论述，无限上纲式的肯定所有被称为“侠”的人，而是以侠客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司马迁很精确地观察到，由于风会所趋，汉初以来，郡国多有豪杰，“自喜为侠者甚众”，但并非每一个号称为“侠”的人，都是值得肯定，其中有许多“侠”是私通官府、鱼肉乡里，横行不法的，司马迁认为这些人其实也不过是“盗蹠之居民间”的豪暴之徒而已。因此，司马迁严格区别，从当时诸多的侠客中，挑选出以剧孟、朱家、郭解为代表人物，并赋予“游侠”的名目，强调了其与一般侠客的分野，着重于“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至于其他的“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侠”，是连游侠都瞧不起（亦丑之）。换句话说，司马迁笔下的“游侠”是从众多的侠当中精挑细选出来，并非全然肯定所有以侠自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