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素以蕴藏雄厚的典籍，而闻名于世。

不过，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间，受朝代更迭、战争、灾难等因素影响，

被损毁的古代典籍，肯定是数不胜数。

不过，让后世人庆幸的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其实是有四次非常重要的“古代典籍大发现”事件的。

第一次古代典籍宝藏大发现，是汉武帝末年“古文经书”的大发现。

毫无疑问，汉武帝末年，“古文经书”的大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当时，鲁恭王刘余在扩建宫室时，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用篆文写成的《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珍贵典籍。

这些经书因使用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书写，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故被称为“古文经”。

此次发现不仅丰富了古代文献资源，更引发了“冷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学术争论。

继而，对后世经学研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体来说，这一发现展示了古代学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为后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二次古代典籍宝藏大发现，是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的大发现。

西晋初年，汲冢竹书的大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二次重大事件。

汲冢竹书是指在汲郡（今河南卫辉）的一座战国古墓中，出土的写在竹简上的数十车古书。

当时，面对这些珍贵的古代资料，晋武帝特命苟勖撰次编辑为《中经》。

因为是在汲郡墓冢中挖据出的,史称《汲冢竹书》。

汲冢书除经(《周易》)史(《竹书纪年》)、卜篮书外,还有辞典类的《事名》、画赞属的《图诗》、神话小说《穆天子传》等。

这批竹简古书包括《竹书纪年》等重要著作，记录了夏、商、西周至战国的历史。

这些资料的出土，对古代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献资源，更对古代历史、文学、文字学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汲冢竹书的出土，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三次古代典籍宝藏大发现，是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自1899年起，这些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我们揭示了商代社会的神秘面纱。

甲骨文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商代历史的存在，更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丰富内容。

说起来，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先是被农民捡来当“龙骨”卖给药店。

然后，药店转卖给古董商人，古董商又转贩京津地区，有一些为知识分子所收藏。

最终，在王懿荣的研究下，人们才算是发现其上的商代文字。

受此影响，在中国乃至世界，收藏、购买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兴起。

毋庸置疑，这一发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献资源，对于研究汉字演变、古代汉语及商代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文明的窗户，让后人对古人的智慧与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第四次古代典籍宝藏大发现，是1899年敦煌宝藏的大发现。

1899年敦煌宝藏的大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第四次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

这一发现揭示了敦煌石窟中藏有的两万余卷珍贵典籍，内容涵盖佛经、道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古代文化的丰富与多元。

这些宝藏以汉文为主，还包含西域及少数民族文字，是研究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料。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宝藏多被外国人劫掠，使中国文化遭受巨大损失。

尽管如此，敦煌宝藏的发现也使敦煌名扬四海，催生了专门的学问——“敦煌学”，推动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认识。